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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庆历三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欧阳修他们性格耿直，说话无所避讳，使朝中小人时刻感到不安。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1）
这个时候西夏的李元昊已向仁宗请和，这时李元昊已经很强大了，可宋朝还完全无视李元昊己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倒是急着要面子拿出一套方案来。
　　第一，削夺李元昊在宋朝的一切官职，但姓还给他保留着。宋史中一直称他为“赵元昊”；牢牢地把他钉在了家臣的身份上；
　　第二，立即关闭陕西、河东方面与西夏的榷场贸易，再不和他们作买卖；
　　第三，下令搜捕李元昊派来进入宋朝境内的探子，并且出到了抓到一人，赏钱十万贯的赏格；
　　第四，加强边境上的军事力量，派夏竦知永兴军（今西安）、范雍知延州（今延安），各兼任本部都部署，随时进入战争状态；
　　第五，派人追上返程的西夏使者，把李元昊带来的礼物同样退还……于是仁宗下诏召夏竦为枢密使。
　　夏竦出身将门，他的父亲夏承皓早年曾侍奉内廷，一个冬日的清早，夏承皓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个男婴，夏承皓没有孩子，便带回家抚养了，这个男婴就是夏竦。
　　夏竦后来长大了，靠诗文起家，又靠献词得宠于真宗皇帝，是不折不扣以诗文得宠的桂冠词人。
　　《宋史》上说：“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也就是说夏竦心眼子贼多，说起话来官冕堂皇，蒙骗了许多人。
　　夏竦的豪奢放纵是北宋一景。他出门时，要把两辆车马联起来，中间用所费数千两的锦帐相联，组成一辆超豪华房车，远胜劳斯莱斯。夏竦就躺在这温柔乡里招摇过世，显摆装阔。人们常说夏竦是个异人，睡觉时遍体寒冷，犹如死人，醒来时，必须要叫人把身体弄热才行，这其实都是夏竦的一个贵族生活习惯所造成的。每天清晨，夏竦都要喝上两碗石钟乳粥，这石钟乳粥是有毒的，大概是与魏晋人服药差不多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的清楚，服药之人，身体多是忽热忽冷，要“行散”才能解决痛苦。中国文人服药始于三国何晏，服的叫做“五石散”；主要由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调和而成。夏竦服的“石钟乳粥“可能和“五石散”差不太多，只不过一个算是鸦片，另一个可能就是海洛因了。
　　夏竦名声不佳，待人刻薄，一次他问门人，为何寇准豪奢似我，世人多称许，而独对我颇有微词？门人说，人家寇相爷当年在效外饮宴，见一卸任县令路过，尚能招来同饮，您老人家把出京入京的士大夫都得罪挖苦遍了，哪个能说你的好呀？夏竦默然，但是放纵仍如从前。
　　可惜呀，夏竦空谈凉州曲，却无经世大才。西夏崛起，边陲吃紧，夏竦“拜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听便宜行事。徙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还，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进宣徽南院使”又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方大员，此刻夏竦这个只会空言的奸邪之徒便漏了馅了。夏竦初到边关，雄心万丈，发了榜文，声明“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乖乖！五百万贯呀，那《水游传》里的生辰纲好像也不过就十万贯吧，还能封王！夏子乔想以这小伎俩来羞辱元昊。那李元昊何许人也？轻描淡写，化解来招。无昊命人入城，故意遗箔于市，路人多有拾得，展开一看，上书：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二贯文！一传十，十传百，四方皆知，成为笑谈。夏竦这才看清楚了现实，李元昊不仅能打仗，更会开玩笑，是个全面型的对抗人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2）
就是这么个活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做起来就不行了。欧阳修他们就给仁宗上书，“疏上说夏竦在陕西时候非常怯懦，不肯为朝廷尽心尽力，而且喜欢用阴谋算计别人，为人奸邪。”中丞王拱辰也说：“夏竦经略西师，无功而返，现在这样的人也能进二府（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今后拿什么来激励世人呢！”仁宗无奈，只好罢免了夏竦枢密使一职，改由杜衍担任。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同年，仁宗下诏命韩琦、范仲淹回京，加封为枢密副使，不久，又让范仲淹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这一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国子监直讲石介高兴地说：“这这是一大盛事啊。”于是创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诗中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指的就是夏竦。石介的老师国子监直讲孙复说：“石介因为这首诗一定会惹来祸端的。”范仲淹听到后也对韩琦说：“都是这样的鬼怪之辈要坏我们的大事了。”
　　范仲淹就职后，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一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向仁宗上十事疏，与富弼共同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史称庆历新政，宋朝第一次改革。
　　因为他的这些主张侵犯了朝廷中一些小人的利益，因此导致了这些小人的强烈不满。仁宗听取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建议后，锐意求治，多次召集辅政大臣逐条对答天子的垂询。范仲淹文武全才，有宏大的气节，经常说：“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与富弼日夜谋划，打算改革朝廷的弊端。选台省中有作为的大臣为诸路转运使，罢黜监司中无能之人。新法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改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能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亩的数量。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要倒向富弼，便让自己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伊周”改成“伊霍”，并且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的草稿，然后将此事告知仁宗。仁宗虽然不相信，但是富弼和范仲淹心中都是恐惧不安。此时正好赶上契丹攻打西夏，于是富弼和范仲淹均上书朝廷请求去戍边。次年（庆历四年）六月，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富弼和范仲淹外调以后，石介心中也非常不安，于是也请求外调，仁宗任命他为濮州通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3）
同年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杜衍务裁侥幸。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范仲淹、富弼外任宣抚以后，攻击和打压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杜衍能为他们说话，因此朝廷的那些小人又纷纷嫉恨杜衍。
　　这个时候，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在进奏院工作，进奏院是一个文书中转机构，日常工作就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纸报废。由此，卖废纸便成了进奏院预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庆历四年秋，恰逢赛神会，苏舜钦与同僚刘巽动用卖废纸的钱，筹划一个大型酒会，宴请宾客。苏舜钦不仅邀请了京城里的一些名士，还请了两名女伎助兴。为示公私分明，苏舜钦还自掏腰包，拿出十两银子，作为喝酒钱，对于被邀请的客人，也要求他们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王益柔在这个宴会上作《傲歌》，诗中有“醉卧北极谴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两句。让人抓住了话柄。
　　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乐的*行为，并上书弹劾苏舜钦监主自盗。苏入狱受审，后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其他赴宴者十余人也悉数被贬官，被逐出开封城。就连当时助兴的两位“小姐”也被官府枷起来审问。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遭受牵连，被迫下台。王拱辰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往范仲淹身上泼脏水，他指控苏舜钦等人诽谤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诛杀王益柔。幸得韩琦及时进言，仁宗从轻发落，将苏舜钦从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贬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击了改革派官员，甚为得意，声称“一举网尽”。
　　庆历五年正月，杜衍被贬到兖州，范仲淹被贬到邠州，富弼被贬到郓州。韩琦上书请求朝廷不要让杜衍等外任，未予通报。琦乃请外。同年三月，韩琦贬到扬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书，称杜衍等都是有才能的人，不应该罢免或外放，结果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至此范仲淹所制定的磨勘、荫子及科举新法被全部停止。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4）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而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明晰。
　　第四节　　关于爹的问题
　　仁宗没有儿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赵曙即位。史称宋英宗。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进爵，宗师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5）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