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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此时刘太后已死，宋仁宗完全亲政，但在立皇后的事情上，他始终不能如愿。当时，有女子陈氏进宫，宋仁宗十分喜欢，想立她为皇后。可是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才谋得一个小官，出身低贱。翰林学士宋绶劝说道：“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等人也纷纷劝说。宋仁宗不得已，只好选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入宫，第二年立为皇后。曹氏时年十八岁。曹氏的弟弟便是传说八仙中的曹国舅。
　　因为立后始终不能如意，宋仁宗也不大喜欢曹皇后。这时候，他又想起了废后郭氏。毕竟郭氏是他的原配，他对废后一事开始觉得愧疚。郭氏此时已经出居瑶华宫，宋仁宗就派人到瑶华宫慰问郭氏，赐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又赏赐乐府给郭氏。郭氏久居别宫，孤独寂寞，突然看到皇帝派遣使者前来问候，不由得悲喜交集，于是亲自和答乐府篇章，词极凄惋，催人泪下。
　　宋仁宗看到郭氏的和诗后，思念加深，愈发觉得割舍不下，于是密召郭氏回宫。不料郭氏却是个有气节的女子，认为皇帝如果再召见她，必须要百官见证，重新册立她为后。宋仁宗此时已经立曹氏为后，如果再册郭氏，就是二后并立，这可让皇帝左右为难了。
　　就在宋仁宗无比苦恼之时，郭氏染病，于是宋仁宗派宦官阎文应携御医前去为郭氏看病。不料几天后，郭氏就暴毙而亡。
　　如果联想到之前阎文应力主废除郭皇后一事，就不难推测郭氏暴毙绝对与阎文应有关。如果郭氏重新立为皇后，追究当日废后之事，吕夷简和阎文应身为废后主使者，定必首当其冲。是以这二人惶急不堪，为了保全性命，下毒谋害郭氏就很正常了。宫中和朝廷都怀疑是阎文应下毒害死了郭氏，但阎文应手段高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且深宫事密，谁也不敢轻易查证。
　　宋仁宗对郭氏之死很是悲痛，下诏重新恢复了郭氏的皇后封号，用后礼殓葬。此时，范仲淹已经调知开封府，上奏弹劾劾奏阎文应，宋仁宗立即将阎文应贬黜出京。阎文应后病死途中。
　　尚、杨二氏与被废的郭皇后一样，都成为封建制度与男权政治的替罪羊。更重要的是，此案也反映出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即使贵为君主，仁宗也不得不受多种力量的制约。而且，再次新立皇后之时，仁宗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只能遵从大臣们的建议，立了宋初名将曹彬的后代曹氏。皇后嫔妃的立也好、废也罢，从根本上说，都是君主制主导下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
　　范仲淹看到吕夷简利用手中的人事权力培植私党，打压政敌，心中甚为忧虑，于是把京官晋升的情况绘制成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百官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着近年来，自从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其中《推委臣下论》更是劝谏仁宗皇帝不能把人事权下放给宰相，不然会造成君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代也不一定。意思是这个没有谋策定国之功如赵普、也没有挽危局扭乾坤重立江山之功如寇准的小小太平宰相，居然嚣张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不废了他，还等什么？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7）
朝中“范吕之战”；烽烟再起。
　　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这张图递上去，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但事实上吕夷简是见过风浪的，看了这么个东西只是淡淡的给了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意思就是说：范仲淹这个小同志，是个只讲大话，不通世务，不切实际，只想搏出位争名利的人。之后这个《百官图》就不了了之了。
　　范仲淹是河北人。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范仲淹的母亲贫困无依，只好抱着仲淹改嫁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大中祥符七年，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出身寒门的缘故，使得范仲淹有独特的价值观，也有相对的见识。
　　得到这个结果，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悲哀，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太黑暗，吕夷简太厚黑！而皇帝陛下还没有清醒，那么他继续写奏疏。在奏疏最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这是个典故，发生在西汉。张禹是成帝的宰相，非常得宠，可以在家里办公，得病了皇帝都要登门慰问。王莽篡夺汉朝江山就是张禹做的好事。此人力保王家忠诚，在汉成帝期间，封王太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位列三公以上，并且把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王家就这样坐大，再也没法控制。
　　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己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默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可是他不是在课堂，而是在官场。斗争需要势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8）
这时的范仲淹己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在北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份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可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而在当时站在范仲淹那边的人的大多很年青，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青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青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9）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0）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第三节　　　疯狂的舌头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说，但认为观念只是作为倾向或禀赋“潜在”于人心中，必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