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他提出国家的财政政策应该紧跟国家的经济环境，当经济凋敝时，国家要降低利率，同时增加货币发行量，刺激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凯恩斯的这个理论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国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倘若不是国家进行干预，恐怕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必定会被通货膨胀所困扰，英镑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混乱等。事实证明，国家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英国经济的正常运转，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统筹规划，英国经济逐渐趋于平稳。然而遗憾的是，英国保守“自由放任”思想根本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战争中“自由放任”主义接受国家干预全是被形势所逼，并不是真心诚意地想要改变。
　　政府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表示愿意以消除贫困、疾病、无知、懒惰为己任，建立一个全面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所有的英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能够享受国家的福利保障。这份报告的出台，曾经感动了很多人。然而诸多可行性方案都在“自由放任”主义强大的余威面前，变得一钱不值。
　　两次世界大战给英国造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负担和压力成为战后英国的流行语。然而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给了“自由放任”主义沉重一击。也许战后一段时间内，“自由放任”主义还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们对它的信任正在丧失，其被淘汰也是迟早的事。更何况，在二战之后，关于政府和国家干预的思想，正在慢慢从一种抽象概念变成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和原则，从而影响着英国经济的发展。
　　更多的人从战争中看到，如果不是政府当机立断，将所有的经济命脉揽在手中，英国很可能就会被分散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拖垮。政府的作用已经被许多人看好，他们更愿意接受政府所给予的政治经济自由。而且，百废待兴的局面，似乎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控制，英国日渐衰落的工业也只有国家可以使它起死回生。
　　当一个思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变得不合时代要求时，必然会有一些革新家们站出来，加以修正。每个思想体系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放任自由”思想也同样。
　　早在1880年，英国经济地位发生动摇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国家完全不干预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由此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英国将上演一出新旧自由主义大战。最先提出“自由放任”在经济上失误的是约翰·密尔，他在《论自由》中提到，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思想和情感上的自由，有权利追求个人喜爱的东西，有选择朋友相互交往的自由，而政府就是这些自由的保障者。同时，英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历史总是能在思想体系出现变更的时候，缔造一些权威的、影响后世的大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以及社会学家。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3）
在英国谈论自由主义，那里的人一定会推荐你了解一个人，这个人第一次将唯心主义引进英国，他就是——托马斯·格林教授，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积极自由的概念最早就是格林教授提出的，他还提出了自由主义的8个要素，即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民族自由和国际自由。
　　按照托马斯·格林的说法，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每个公民都有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一定限制或强迫之上。也就是说，人不能想杀人就去杀人，没钱了就去抢银行，想干吗就干吗，总得有个约束吧。也不能把自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你想干的事不能给别人带来伤害。格林教授还说，自由的价值在于它拥有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去做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或享受的事。这段话看似像绕口令一样，其实很简单，意思就是人们的自由要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内才有效。
　　这个理论的提出，对英国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格林放大了道德的作用，将道德上的满足定义为人的自我满足。他希望自由是用来发展道德的，可以扩大到道德的力量，然后将这种力量赋予人民，从而创造出最大的自我价值。
　　这个观点在中国一点都不新鲜的，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孔孟这些圣人们提出了道德的作用，并力图将这种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这也是中国一直传承的道德观。在格林看来，只有人们彼此关爱，彼此帮助，共同追求，再加上有利于道德发展的一些外部条件，才可以实现他所说的那种自由境界，而唯一能提供这些外部条件的就是国家。国家的作用第一次被系统的肯定，英国自由主义实现了实质性的跳跃。
　　霍布豪斯成为除格林以外，又一个将国家作用提上日程的哲学家。他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要能给予人民最大的安全保障，而这些则是自由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才有资格谈自由，一个连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证的人，哪有精神顾及自由，这与中国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能够提供这个条件的就是国家。霍布豪斯清楚地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正在被取代，需要有新的思想注入。
　　在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国家借助社会主义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汲取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
　　由于格林等人的出现，国家干预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政治变革家为国家干预政策服务，自由党原先坚持的“自由放任”已经与现实格格不入，当他们认识到自由贸易政策给了英国繁荣，却没有能力持续这种繁荣时，一场改革随之而来。国家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并将其与个人、私营企业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而此时如日中天的帝国主义也遭到了质疑。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劲敌，他认为财产分配不合理，工人在财富中占据的比例太小，雇佣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则占据了大部分比例，这样导致了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现象，从而滋生出了帝国主义。如果国家能够加以干预，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改善目前财产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帝国主义可能就不会出现。尽管霍布森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做出了错误的分析，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而且对谋求暴利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抨击。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刮起了殖民风。许多国家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寻找自己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兴盛。而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面临着不断涌现的新型帝国主义的冲击。英国工业垄断地位下降，美国、德国、前苏联、法国等一些大国的崛起，都给古老的英帝国带来沉重的打击。
　　这些后起之秀，在殖民地上大作文章，他们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力图将殖民利益最大化。此时，英国不得不考虑，固有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裳，是不是推动了这些后起的殖民经济的发展。
　　　。　想看书来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4）
殖民地对英国而言，是成为黄金宝地，还是变成沉重负担，这成为19世纪末期，英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当时保守党的领袖狄斯累利认为，殖民地迟早有一天是会独立的，不如赶快放弃南非殖民地，撤回英国的军队，不然就会变成英国沉重的负担。这种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当时格拉斯顿的自由帝国主义政策分庭抗礼。现实告诉英国，古典的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格拉斯顿式放任自由政策成为时代进步的阻碍。甚至有人编了一个笑话，格拉斯顿掉进泰晤士河是不幸的，但如果把他救起来，那将是场灾难。
　　狄斯累利并不是非殖民的倡导者，他是要选择适合帝国发展的殖民地，继续将大英帝国的辉煌继续下去。在自由政策方面，他有着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自由政策是一个时期的特定政策，所有的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当时代有所变化时，这些政策也要随之发生改变，这是一种趋势，不可阻挡。他还认为，帝国关税制度必须建立，这样才能抵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高额关税。显然，狄斯累利对自由放任政策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的终极目标是恢复英国殖民帝国的地位。
　　古典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政策上出现了问题，其实政治经济是相互联系的，当一个帝国经济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那么与它相关的一些政治策略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正如狄斯累利所担心的那样，“放任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丧失。这些政治思想家们，每天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维护日不落帝国的威望。自由放任政策显然立不住脚了，可是狄斯累利的帝国主义政策也不见得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尽管这位政坛老手凭借着独到的帝国主义政策在1874年打败老对手格拉斯顿，成为了首相，但是却让老态龙钟的英帝国卷入了战争。
　　英国固然有骄傲的帝国情结，但是也不愿意用生命来交换，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民所不愿见到的。格拉斯顿趁着生灵涂炭的机会，大摇大摆走向了竞选演讲台，抓住狄斯累利的帝国政策导致战争的把柄将其挤了下去，风风火火地再次登上了执政舞台。通过这期间的战争和败绩，格拉斯顿才明白，自己的自由帝国主义政策和迪斯累里的有形帝国主义政策都将会把英国带向一个极端，只有将两者适当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无论如何，英国人都不愿意放弃帝国政策。不管是狄斯累利，还是格拉斯顿，他们争论的前提都是帝国的存在。至于实行什么样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根据不同的时代，个人的理解能力和实践经验来判断的。对于一个四周环海的国家来说，贸易是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来源。也许是不满于这种单调的经济来源，才导致了英国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确，英国是通过帝国主义发家致富的，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丰衣足食。对有民族情感的人来说，帝国主义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民族特征。
　　帝国主义让19世纪的不同社会阶层的英国人都尝到了甜头，满腹经纶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学习外来文化的机会，造就了不少广闻博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那些腆着大肚子，满面红光的军事家也尽数是靠殖民地富起来的。无论是首相国王，还是黎民百姓，甚至连游走街道的乞丐都具有帝国自豪感。
　　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被代代传承，是英国大众的信仰。在英国走向殖民扩张道路的时候，似乎是一帆风顺，这让英国人更加笃定地相信，帝国主义是上帝赐给英国发展国力的有利武器。大概是进行殖民侵略太过顺利了，所以当殖民地出现问题时，大英帝国才会显得手忙脚乱。但是无论出现多少种争吵的声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威严，只不过处理方式有的激进，有的保守罢了。
　　当大英帝国所向披靡、叱咤国际的时候，不管激进还是保守都可以延续帝国的辉煌。然而在大英帝国停滞不前，被其他后起之秀超越的时候，这两种不同的道路就成为生死攸关的选择。这时，让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变成了一种选择。坚持就会使帝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而放弃就会使帝国尊严受到伤害。坚持与否也正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狄斯累利和格拉斯顿的争吵点。在利益和尊严面前，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他们眼中，穷人根本没有尊严。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5）
政治家们的倾向已经决定了英国未来思想的发展方向，“自由放任”似乎已经穷途末路，只是欠缺一个漂亮的结尾而已。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既给了“自由放任”主义一记重拳，也给了它一个残缺的结束。
　　两次浩劫，让一个帝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英国因为具有创新意识走到了世界前列，又因为故步自封，守着陈旧的思想体制，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慢慢落后。曾经让英国人无比自豪的帝国主义竟然演变成负担，“自由放任”主义成就了一个帝国却也毁灭了一个帝国。昔日被奉为神的思想，最后给英国带来的只是一抹悲哀。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福利国家与“英国病”（1）
二战之后，艾德礼取代了丘吉尔成为新一任首相，工党春风满面，望着保守党失落的背影，大呼过瘾。
　　丘吉尔愤愤地抱怨人民不该过河拆桥，这些抱怨声对工党没有丝毫影响，谁让人家考虑到了人民福利问题呢。那篇《让我们面对未来》，成就了工党，也成就了艾德礼。艾德礼老练稳重，对政治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抱有极大的热情，相比满腹牢骚，崇尚暴力的丘吉尔来说更适合人们的口味。显然，丘吉尔高估了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准确地说，他低估了利益在尊严面前的诱惑力。而艾德礼没有忘记，人只要活着就离不开柴米油盐。
　　工党上台后，立即开始整顿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除了工业国有化之外，工党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将国家福利化，这也是当初工党在竞选宣言中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早在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出台的时候，工党就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福利国家。怎样给人民一个不分等级，没有贫富之差的福利社会，艾德礼大伤脑筋。就算是实现报告中所说的最低标准，战后的英国也应该是个从上而下人人都受到社会保障的国家，光这一点就非常困难。更何况当初艾德礼在竞选台上信誓旦旦，表示工党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要填饱人民的肚子呢。在不饿肚子的情况下，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上社会保险，不管这个人是乞丐还是工厂主，是婴儿还是老人。温饱问题都解决了，人民就该好好劳动了，为国家创造税收，然后由国家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这样一来，就业就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一切在报告中头头是道，可是实施起来就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为了能够更好地将政策落实，艾德礼政府在1946年分别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根据《国民保险法》的规定，英国凡是参加工作的，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人，都要加入国民保险，保证退休以后的经济来源。这一点还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国民医疗保健法》就不是那么容易实施了。单是其中将医院国有化这条就冲击了英国人的私有制观念，引来了不少非议。虽然，工党是希望能够通过医院国有化，让所有人都在国家保障的情况下，得到好的医疗条件。
　　不可否认，这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十足是个冒险的行动，国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何况战后英国的经济还处于复苏状态。保守党利用这个契机向工党发难，表示最好是集中救济那些需要救济的穷人，其他反对党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执政党和其他几个党派之间展开了口水仗，互相攻击。艾德礼暴跳如雷，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在两年内将所有的医院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全国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免费的医疗，甚至只是居住在英国而不具备英国国籍的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事实证明，这个政策的确具有超前意识，英国一直沿用至今。
　　大概在1949年到1950年，工党就实现了国有化和福利国家的建设。艾德礼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好消息公布于众，很多国家纷纷效仿，而这个战后制度也被英国很好地保留到了今天，不得不再次夸奖艾德礼对大局的运筹帷幄。不过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艾德礼这一失就失在了房屋建设上。他对自己的能力太有信心了，因此总把自己弄得很忙，一边顶着压力实行医院国有化，一边着手住房建设。一不小心就乐观地估计了住房环境，他没有计算到，建筑材料十分紧缺，不能充足供应。不过就在这种条件下，还是有48万套住宅落成。
　　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艾德礼政府是完全遵照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的道理。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国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苗头，并不是艾德礼凭空想象出来的。
　　18世纪时，政府建立的皇家兵工厂就将邮政收归国有。二战时期，政府就接管了煤气、电力、供水系统、铁路等。在二战开始后，由于战争所迫，国家不得不将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统一调配，这为工党的国有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20世纪初，自由党执政时期，就颁布了社会保险方面的相关法令，用以保障人民生活。有过这样的历史，艾德礼执政后的国有化进程相对来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