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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能力也十分薄弱。如果要发展垄断组织，工厂规模的扩大是必由之路。在其他国家，合并、吞并只是一瞬间的行动，工厂规模在一夜之间就可能扩大到原先的几倍。而英国的资金往往无法到位，银行并不愿意冒险将资金贷给工厂，他们无法保证工厂将来的发展效益。相反，他们将更多的贷款放在了铁路部门，甚至是国外。
　　资金不足，英国零散的工商业就得不到发展，从而无力抵抗其他国家迅猛发展的垄断组织。此时的美、德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上尝到了甜头。英国只能不甘地向人家学习，特别是美国，虽说德国是最早出现联合企业的国家，但是美国垄断企业的规模却在德国之上，在20世纪初，美国大型企业的员工已经是英国的5倍。面对强大的竞争力，英国只能放下贵族的身份，谦逊地做一次小弟。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变得有些不合时宜。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保护关税政策被废除，建立了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可否认，在自由贸易政策实施初期，的确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那是在英国经济领先世界的时代。20世纪初期，自由贸易政策让英国的工农业产品在海外市场处于劣势，英国仍然大方地打开国门，免征关税，让外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涌进。而外国却没有这么慷慨，它们还是会对英国产品征收关税。这样的后果很明显，外国产品物美价廉，对本国产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相反，其他国家利用政策，保护了本土企业，使英国的海外市场受阻。
　　然而就在英国经济走下巅峰的时候，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说过，战争是国家的孪生兄弟。自从人类开始分裂的那刻起，国家的成长就伴随着战争的狼烟。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全球28个国家参加了这次战争。8月4日，英国率先向德国宣战，成为欧洲战场上的主力军。大英帝国从本土派出了600万士兵前去迎战，然而活着回到祖国的只有520万。人员伤亡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对于英帝国来说，夺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胜利的背后，却没有人们想象中辉煌，经济上出现的破洞将会越扯越大。
　　一战前英国经济出现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人们并没有察觉到英帝国经济上的漏洞。人们看到更多的还是英国庞大的海军集团、地域辽阔的殖民地还有那个象征财富的世界金融中心。可是在一战结束之后，英帝国经济的衰落已经无法躲开人们的视线。
　　既然要在战争中起到表率作用，那么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都要领先于他国。英国将国家重心都放在战争上，将大量的资金和原材料都投入军火产品以及为军队服务的行业中，仅在军费上的开支就近100亿英镑。这时的财政赤字已经明显加剧，国家只有发售国债来弥补不断上涨的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影响了战后投资。而且英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大幅度下降，已不足以填补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能向美国借款亿英镑，从债权国变为国际最大债务国。英镑出现贬值，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发生动摇，不再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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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4）
战争的到来，让英国忙不迭地为维护帝国尊严而努力，海外市场因无暇顾及，而被美、德等国家乘虚而入。这时，英国才发现自由贸易政策似乎已经无力为国家服务了，于是国家开始逐步掌握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英国在这场人类浩劫中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失去了2479艘商船。另外，英国很多工厂在战争中被改造为兵工厂，如果在战后重新改造回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场战争的胜利，却失去诸多适合国家发展的优势，大英帝国开始在备受侵蚀的基础上摇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转折期，新的经济体制正在壮大，而英国还在守着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着战后恢复。不过，守旧的经济政策也让战后的英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为了填补赤字，战时英国取消了经济管制，这使战后英国的产品销售出现了阶段性的高潮，大量的订单纷纷而来，传统的工商业得到了暂时的发展。倘若英国能够利用当时的繁荣，帮助新兴工业的发展，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那么可能这种繁荣就不会只是昙花一现。然而英国又被一瞬间的繁华蒙蔽了，1年之后，订单锐减，经济又开始走向下坡路。英国再一次与创新机会失之交臂。
　　其实，大英帝国之所以能称霸世界，完全归功于其对创新机会的敏锐捕捉力，能够创造与众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然而可惜的是，这种创新能力也在英国人传统的自大中磨灭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依然在修补过去陈旧的经济、政治制度。没有破茧化蝶的勇气，就只能在老茧中闷死。
　　英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继续故步自封，靠别国的救济来过日子，一边是主动出击，改革经济制度，推陈出新。首相劳合·乔治认为，英国应该把握住战争带来的契机，改革经济体制，发展新型产业。可是人们看到的是传统经济带来的短暂的繁荣，并没有意识到目前英国体制存在的弊端。因此，劳合·乔治的提议没能将英国从过去的老路上拉回来。
　　金本位制的经济政策依然被英国视为战后重建的有利武器。早在1816年维多利亚时代，金本位制就开始在英国盛行。根据制度需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相当于英国国内所有流通货币的价值。金本位制成为英国避免通货膨胀的工具，对英国货币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可是一战结束后，金本位制无法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很多国家都放弃了这一制度，换为纸币。英国却坚信黄金可以为战后经济带来生机，于是尽力将英镑与美元的汇率与从前拉近。
　　可是这种表面现象不能改变英镑币值动摇的本质，当时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上十分畅销，大量的黄金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面对美国的强大竞争力，英国提高利率来吸引黄金储备，然而这却减少了国内投资，使企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也让国内消费能力受损，失业人口增加。金本位制显然已经不适合国际形势，英国硬性将英镑汇率提高，无疑加速了旧体制的死亡。
　　英国人还没有从过去威风凛凛的经济大国的美梦中苏醒，这个帝国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用极少的钢材和棉布换小麦和木材的世界霸主了，它不思创新的自负感，已经成为经济前进、国家发展的累赘。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英国本就脆弱的经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生产下降了32％。不过突如其来的经济灾难，倒促使了英国新型工业的发展，尽管与传统工业相比还十分弱小，仅占到工业总投资的3％，但是起码证明英国已经有部分人开始觉醒了。
　　在经济危机中，英国的投资下降，失业人口猛增。钢产量、生铁产量、煤产量锐减，贸易逆差一度高达亿英镑，发放到国外的投资也受到了影响，可回收利润从亿英镑减少到3亿英镑，这是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了摆脱贬值的货币，许多外国人涌进伦敦英行，兑换黄金。短短的两年时间，伦敦黄金就被兑换一空。许多国家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向英国倾销商品，同时在本国设置关税壁垒，抵制英货。这些促使英国开始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制，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幅度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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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5）
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过后，英国更加虚弱，需要及时恢复。可是还没有从一战的阴影中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接踵而至。二战中，前苏联和美国的出现，让英国人不禁一个冷颤，英国发现这些国家悄然无息地超越了自己，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英国似乎瞬间从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弹丸之地，被包围在前苏联和美国之中，艰难地喘息。
　　英国一边要应付日益强大的美苏，一边要争取战争的胜利，还要处理印度沸沸扬扬的反英行动。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必须要保住大英帝国的颜面。
　　战争中的英国表现出了一个帝国的倔强性格，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坚定的决心，与希特勒展开殊死搏斗。而这场赢得人类尊严的战争却让英国伤痕累累，为战争付出的惨痛代价只能由英国自己承担，不管是高达一百四十多亿美元的外债，还是纷纷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和自治领，都给这个帝国沉重的一拳。然而大英帝国已经是强弩之末，大势已去，面对殖民地和自治领自身的发展，也只能选择放弃。原来的帝国会议，也不得不更名为“英联邦总理会议”，与自治领平起平坐。
　　战争进行得越久，英帝国的弊端就越发明显。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更多的英属殖民地被日军占领。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皇家海军的失败，更让英帝国威严扫地。为了打击日本军队的嚣张，皇家海军派出了“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击敌号”，从大西洋驶进新加坡。然而，经过十几天的激战，英国皇家海军最终悬挂起白旗，举手投降，香港成为日本的军事据点。
　　香港的沦陷，为日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目标战中打开了缺口。澳大利亚很快变成了日军袭击的对象，炮声连天，烽烟滚滚。事实证明，英国已经无力保护这些可怜的殖民地了。澳大利亚也突然意识到，与其在战争中为宗主国不明不白牺牲，还不如为了自己的自由奋力一战。于是，澳大利亚毅然地把军队从前线全部撤回，并且拒绝了英国派兵前往缅甸战场的要求。英国人惊讶地发现，澳大利亚什么时候开始强大了，竟然敢违抗英国的命令。
　　新西兰一看澳大利亚如此勇敢，便也大着胆子，想把部队从前线拉回。如果不是美国的极力劝说，恐怕这场战役还需要持续很长时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的军事力量仅次于英国，是盟军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加拿大也逐渐成为了与英国地位平等的中等发达国家。
　　这一场战争，给若干个殖民地和自治领带来了自由的曙光，也让英帝国一片阴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也将许多参战国搞得一片狼藉。英国在这两次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果敢，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帝国应有的风采，可是在这背后却是一声声无奈。负债累累、殖民体制瓦解，让英国在战争胜利的背后多了一层凄凉。英国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1）
从自由资本主义兴盛开始，英国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左右国际经济的本领，也有着让全世界惊羡的繁盛，而将这个大东西推向顶峰的就是“自由放任”思想的传播。一种思想能缔造一个兴盛的帝国，自然就会被视为珍宝，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政策当做神一样供奉，把它们当成大英帝国的希望。
　　然而时间是十分残酷的，它不容许不适合某个特定时代的思想继续存活，就像中国儒家思想一样，有辉煌的一天，也有被历史踩在脚下的一天。
　　当时间悄然进入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渐行渐远了，其身上的魅力已经模糊了，它过时了。无奈之下，英国人只能边伤感边修改“自由放任”思想。这样一来，英帝国已经无法走在世界前端骄傲地回头嘲笑那些落后的国家，它的前边有一大帮国家在冲自己蔑笑。
　　19世纪初期，斯密、李嘉图的“自由放任”思想风靡世界，同时也成为英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按照古典自由主义来说，国家是不能干预经济的，经济享有完全的自由。但是英国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例如斯密、洛克等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和国家的适当参与可以帮助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英国经济极盛的时代，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经济需要国家的支持，“自由放任”彻底被推崇为金科玉律。可是随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英国独一无二的经济政策受到了严酷的挑战。“自由放任”思想已经不被时代所接受，就在英国经济急速下滑的时候，这个创造了帝国神话的思想也将随之从主流思想的位置上跌落。
　　国家和政府在放任自由思想中被缩小化，然而这并不代表政府和国家就是虚设。无论多么庞大的经济结构，都无法脱离国家而自行运转。很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国家作为强大的依托，来增加政策运行的底气。如果这些政策出现了弊端，就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来为进行弥补，从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分配。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与政治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盲目的否认国家的作用和贡献，就会造成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
　　商人都是逐利主义者，他们一向对金钱有着特殊的敏感。什么样的项目赚钱，他们总是能准确地找到，从而一窝蜂全都在这个项目投资，而类似技术训练、教育、水利工程等利润干瘪的项目则无人问津。可这些不赚钱的行业同样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时，国家就必须要起到一个调节作用，使商人可以将投资转向利润不丰厚的特殊行业上。
　　自由贸易政策是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础，更是创造英国19世纪辉煌的主因。即使再不愿意放弃，也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这个曾经天下无敌的政策已经变成了英国提高海外市场竞争力的阻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势必会设置关税壁垒。而英国则不然，一直到1931年，英国还有80％以上的商品免税。这对英国是极不公平的，外国商品到英国不需要交关税，可是英国商品到外国，就必须缴纳高额的关税。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已经十分脆弱了，所以在碰上强大的经济危机时便可能瞬时崩塌。
　　英国人喜欢看悲剧，不过喜欢看别人的悲剧，就像他们可以笑着读完莎翁名著一样，可是当悲剧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能察觉到的人却寥寥无几，约瑟夫·张伯伦算是其中的一个吧。他提议建立关税同盟来挽救深陷囹圄的英国经济，可惜的是，支持的人凤毛麟角，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近三十年之后，另一个张伯伦以财政大臣的身份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是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小张伯伦的命运似乎比父亲好一点，因为这个时期的英国保守主义已经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于是，一部名为《进口关税法》出台了，帮助英国经济走向转型之路。根据这部关税法的规定，除了小麦、肉类和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以外，所有商品都要征收关税。自由贸易原则最终还是被时代抛弃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说的那样，自由放任是一种妄想。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也无奈地承认，“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它将会同奴隶贸易一样消失在历史上。
　　

“自由放任”时代的终结（2）
保守主义者们用他们传统的稳重推着经济缓慢前进，并没有出现任何波澜。这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次变革，本应该值得庆祝，但是这种缓慢的前进给其他国家制造了赶超英国的机会。让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黯然失色。
　　在此之前，英国其实就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像1931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为期6个月的《禁止不正当进口法》，规定对一些商品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这也是《进口关税法》的基础。接着还出台了《农产品法》，开始对蔬菜、水果以及一些农产品征收关税。
　　为了提高本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英国与自治领、殖民地签订了帝国特惠协议。殖民地和自治领商品可以延续在英国享受从前的免税制度，而且英国会通过提高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关税来保证自治领类似商品在英国市场的优势。同时，自治领要降低英国商品的税率，免除一些英国商品的关税。
　　早在1936年，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论点，就已经为这个古老的思想挖掘了坟墓。这个经济学家是凯恩斯，这个论点是国家干预让英国摆脱贫困。这个理论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了经典，在21世纪的国际环境依然被使用。
　　他提出国家的财政政策应该紧跟国家的经济环境，当经济凋敝时，国家要降低利率，同时增加货币发行量，刺激消费。在第二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