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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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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诚然，西柏林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吸毒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当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满意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开放“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这也是我们这一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设立起由国家补贴的戒毒治疗中心和咨询服务处。我们的治疗设备有很大改善。尽管如此，事隔两年之后，吸毒的问题并未消声匿迹，因为新的青少年一代也同样存在吸毒现象。至于两年前的那些老吸毒者，有不少人已经死于毒品的摧残之下。
我们在“团伙之家”新接触到的年轻人，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家庭，尽管近几年来，人民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存条件实际上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身带武器，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凶器。而且可以看到，某些青年人的民族好斗情绪完全是受到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年轻人的处境之所以日趋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习过于艰苦，功课负担过于繁重；另一方面是一旦走出学校，立即就会遭到失业的威胁和各色各样的家庭纠纷。
情况十分严重。像克罗比斯这样的住宅区，居民多达45000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上“大批”这样的形容词：大批的青年失业者，大批高考落第者，大批的家庭纠纷……等等。除此之外，那里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自然的特征，几乎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休息、娱乐的场所。这对那些弱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确受害非浅。在克罗比斯小区，一旦工程完工，那就意味着每寸可以建筑的土地都被占光，既没有为孩子们留下一块活动场地，也没有任何青少年的娱乐场所，没有一块可以消遣、散步的地方。这里既没有一个大的公园，也没有草地，没有树林，没有一处可让儿童嬉戏、青年人散步的地方。
这种大规模的住宅区完全是按照商业价值的观念设计出来的，丝毫不考虑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这种强加给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后果一直为人们所担忧，而今天，这种恶劣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了。
物质生活的困难总是来源于社会冲突和问题。由于房租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当父母的必须一道外出工作，迫使男人和女人必须为日常的操劳付出更大的力气和艰辛。而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欢乐和财富。
毒品向来就是阻止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身受其害的人们觉醒起来的最可怕的手段之一。就像长期以来，酒精对于工人阶级所起的麻痹作用一样。近几十年来，除了酒精之外，又增添许多种毒品，诸如各种兴奋剂或麻醉剂，其买卖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还有非法的药品，但其利润更加可观，如海洛因、可卡因等。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并不是吸毒的人很多，而是那些虽然身处困境，却不求助于毒品的人更多。这种现象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不少人身处逆境，尽管吸毒的人有增无减，尽管青少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尽管法西斯思想被捡起来当作时髦货在青年工人中传播，可是走正路的青年人仍大有人在，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未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人一样。我心里不停地想：“这个小丑八怪最终会给她自己注射毒品的。”平常我并不刻薄，但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确使我变得好斗。我恨她们，我确实恨她们。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恨自己。
我连续几个周末吸毒后，我确实停了半个月。这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从身体感受来看，我并不觉得比以前难受。但是后来呢……我又重新开始吸毒。我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又开始跟我妈拌嘴。几天之后，就该是1976年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了“音响舞厅”，坐在楼梯旁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两个女孩子从楼梯上下来，她们大约12岁左右，但是她们戴着胸罩又化了妆，尽量使自己显得像16岁的样子。我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知心朋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是16岁，我也化妆，使自己显得大些。这两个女孩子立刻就使我讨厌，但是同时她们又让我感兴趣。我一直盯着她们。
我立刻看出她们在拉关系，试图使她们被接受入伙。在她们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是吸毒者团伙。她们认识里斯，“音响舞厅”的厨子领班——他是职工中惟一一个老的，他快40岁了。可是他很喜欢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因此和里斯聊起天来。可是她们已经注意到我在观察她们，她们不停地朝我这边瞧一眼。毫无疑问，因为我也是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她俩中的一个朝我走来。她有一副纯真的天使般的面容。她自我介绍，“巴普西”，又问我是否能给她一针毒品。
“一针毒品？你要那个干什么？放弃算了，那些玩意儿可怕得很。”我欣赏着自己优越于她的态度。要让她知道，她不应该这么放肆地向一个尝试过海洛因的人讲这话。她大概也发现我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无所顾忌，就像几个月前那些在吸毒的问题上比我滑得远的家伙给我的印象一样。巴普西告诉我她想请我喝一杯果汁饮料，她起身去取，很快又回来了。
她刚转过身，她的伙伴就走过来。她叫施特拉。她问巴普西向我要什么。我回答：“一针毒品。”
“她给你钱啦！我少了5马克，我敢肯定是这个小丫偷的。”这十分像施特拉的为人。后来，我每天听到类似的话。巴普西和施特拉以后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直到巴普西成了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她死于过量吸毒，至今柏林所知的最年轻的海洛因的牺牲品。
巴普西拿着果汁饮料回来。她使我感到讨厌，但同时我又很喜欢她，包括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天真的动作。我们一起聊天。巴普西和施特拉被一所普通制中学开除了，因为她们经常逃学。她们之所以逃学，因为她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那里面的人像疯子似的吸印度大麻。这会儿，她们刚从家里逃出来，正在寻找新的尝试。巴普西12岁，施特拉13岁。
我请巴普西第二天早上去了我家。由于她没有衣服穿，我给了她两件我的旧T恤衫和一条三角裤。我在准备饭时，她在我床上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真正觉得她很热情，第二天，我也与施特拉结下了友谊。这两个女孩子同我一样，年纪还很小。可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比同那些吸毒者在一起好。她们俩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她们与我所交往的人不同，不是那些只想海洛因、光谈海洛因的人。我满足于每个周未吸一点点毒。其他人笑我，经常跟小娃娃们在一起，我不在乎。
我们仨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也有同样的家庭烦恼。巴普西的父亲自杀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她母亲当过舞蹈演员后来又当了模特儿。巴普西的继父是一个大钢琴家。巴普西强调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她对此感到很骄傲。当我们去一家迪斯科舞厅，她看见印有她继父的名字和照片的唱片袋时，她喜形于色。但是这位大钢琴家几乎从来不关心她。巴普西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简直就像由祖父母收养着她一样。祖父母让她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后来我去过巴普西那儿：我看见了她的寝室——真漂亮，家具精美极了。她有一架最新式的电唱机和大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衣服应有尽有。但是巴普西与她的祖母相处得不好，她祖母是一个老泼妇。巴普西很想回她妈妈家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从她那舒适，漂亮的卧室逃走，她已经厌烦这一切了。
施特拉的母亲也很漂亮。施特拉很爱她。但是她很少有时间照顾施特拉。她喝酒，因为她独自一人很难熬——施特拉的父亲三年前死于一场火灾。施特拉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她欣赏他的力量。在我看来，阿里在她心目中，代表着她的父亲和他的情人。
我们仨人因而上了同一条船。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认准这两个女孩子最终是会注射毒品的。但是施特拉向我要海格因的那天，我还是感到吃惊。我又一次发火了，我责骂施特拉：“别碰那玩意儿！总之，没有人会给你。再说我也快戒毒了。那玩意几绝对没有什么用。”
我让其他人也不要给施特拉海洛因。但是几天之后，她还是把布朗基说动心了，这是“音响舞厅”的团伙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成了她的伙伴。她开始吸毒，当然巴普西也跟着她学。
但是，这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她们被抓到警察局又被领回了家。我连着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她们。
春天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在一年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情绪很好。这从我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赤脚走走，脱掉外衣，在水里趟来趟去，观看花园中的花朵开放。但是1976年的春天，我却丝毫没有往常的那种幸福感。我心想当太阳变得越来越热时，生活不可能不变得更美丽。但是我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甚至不大清楚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当我吸毒时，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星期吸一次毒已经不够了。
这年5月，我庆贺我14岁生日。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又给了我50马克。这笔钱，是她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她让我用它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选帝侯街，买了40马克的海洛因。我还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海洛因。我又用6马克买了包香烟——我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2、3个小时就能抽完一包烟。我还剩了4马克：去“音响舞厅”的钱。
在“音响舞厅”，我碰到了戴特莱夫，他温柔地拥抱我向我祝贺生日。我也向他祝贺：他的生日比我的早两天。他有点伤心，因为今年他父母没有向他祝贺生日，只有他奶奶向他祝贺了生日。他的确比我不幸。我试图用“老朋友别难过”这类话安慰他。另外，我给他准备了一件好礼物：注射用的毒品。我有足够两人美美地过一番瘾的可卡因。
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生日后——我吸了很多毒品，戴特莱夫也美美地打了一针——我们俩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以前，戴特莱夫大部分时间同他的伙伴们呆在一起，而我则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现在，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我就与戴特莱夫在一起。戴特莱夫实际上从来不忙。他刚刚辞掉他的学徒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时，我们就去过过烟瘾。
暑假到了。
暑假第一天，我们同几个伙伴去了温茜海滩。我们又一次囊空如洗。我很快弄到了值钱的东西。
我们在小树林里宿营——女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她们经受不住太阳。开始，我们仅限于搜罗我们的急需品：我们瞧准一些游泳的人扔下盖单和冰箱无人看管，我走过去并高声说：“瞧，没有人看守！”我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可口可乐。又一次，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浴毯。晚上，我的战利品大大丰富起来，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戴特莱夫则弄到了一块手表。
我立刻在“音响舞厅”用半导体收音机换了50马克。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我很激动，对戴特莱夫说：“喂，我吸毒已经吸够了。我想注射毒品。”
戴特莱夫反对这种方式。吸毒或注射毒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谁只要是光吸毒，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吸毒者。
在选帝侯街，我们的老卖主隔着很远就认出了我们，他立刻溜进更远的几条街上，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向这个卖主买了40马克的毒品。我决定给自己打第一针海洛因。当人们吸毒时，效果来得慢，而注射毒品时，效果来得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我听见其他的吸毒者把这比作性欲高潮。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丝毫没有考虑到我这样会在吸毒的泥沼里陷得更深。
我们走到波茨坦街旁的公共厕所里。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厕所门前挤满了流浪者，醉汉们也到这儿来睡觉。有人向他们散一包香烟。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窥伺着我们的到来。
“音响舞厅”的一个女孩子蒂娜陪着我们。戴特莱夫从一个塑料包里取出器皿——针管、勺子、柠檬。他把可卡因倒进勺子里，又加进一点水和柠檬汁。这样，从来就不会是完全纯的可卡因，就能够溶解得好一些。他用一个打火机给装满了可卡因的针管加热。这是一个旧的一次性使用的针管，脏得可怕，针头完全钝了。戴特莱夫第一个注射，接着轮到蒂娜。他们打完之后，针头全被堵塞住不能用了，至少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大概是不想让我注射。但我还是很想打。
另外一个吸毒者走近厕所来注射毒品。他完全虚了，处于毒瘾发作的最难熬的阶段。我向他借针管。他同意了。但是，突然我非常害怕把这个针头扎进静脉里。我把针头置于时弯上——我知道怎样注射。我经常看别人注射。但是我怕，我不敢这么做。戴特莱夫和蒂娜视而不见，就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似的。我不得不求那个吸毒者帮我一下。当然他立刻明白我是第一次注射毒品。在一个有经验的吸毒者面前，我简直像一个傻瓜。
他对我说这么做很恶心，但是他还是拿起了针管。由于我的血管看不清，他半天找不到一根。他连扎了三针，才回了一点血到针管里，他又嘟囔了一遍，这玩意儿不好，接着就把针管里的毒品都推进了我的静脉。
我果然立刻就有犹如离弦之箭似地感觉，但这不是我所想象的性欲高潮。紧接着，就是云里雾里，我勉强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想。我走进“音响舞厅”，坐在一个角落喝果汁。
戴特莱夫和我现在平等了。我们有福同享，严然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除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们尚未发生任何性关系。我总感觉自己还不成熟为时尚早，戴特莱夫也同意这一点，没有怎么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戴特莱夫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同戴特莱夫睡觉。我很高兴我还从未与别的小伙子这么做过，我确信我们两人将会在一起。从“音响舞厅”出来，戴特莱夫陪我走回家，步行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他一般是搭车回他家。他同他父亲住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许多古怪的事情。我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对于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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