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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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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回到动物园地铁车站，那里有一家饭馆已经开门营业。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坏。我是头一次来到动物园地铁车站的。真叫人恶心。有许多小伙子躺在痰渍累累的地上，到处都有喝得烂醉的酒鬼。我哪里会想到，事隔数月之后，我竟然也会每天下午来到这个地方和他们鬼混在一起。
快到10点钟的时候，我决定回家去。一躺到床上，我就感到浑身难受，直到中午12点我才醒过来。我全身僵硬，神态不清，就像死了一样。我心里只明白这一点：“你真是一个大笨蛋，好不容易交上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么快就把你甩掉了！”我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我讨厌我的模样。昨天我还觉得我的容貌楚楚动人，富有神秘感，是一副妙龄少女的面孔。可今天，我的容颜憔悴无光，眼睛也罩上一圈黑晕。我心里想：“克丽斯蒂娜，舞厅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你可别再去找阿特兹和团伙里的人。”从那以后，我尽量克制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我再也不吃任何毒品，整天只喝拌着大麻的茶。几天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恢复常态。除了对我自己之外，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觉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再也不愿意到“音响舞厅”那里去了。
第二个星期六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最漫长的黑夜开始了。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呆在家里过周未，我既没有心思看电视，也无法安然入睡。这时候我身边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可以过瘾。我开始感觉到不去“音响舞厅”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不见团伙的哥们，我的生活就变得十分空虚。
我焦急地等待着下个周末的到来。我已经盘算好如何回到“音响舞厅”去。我试着改变我的发型，最后终于决定不梳头发，这样一来我的神态就会显得更加神秘。
星期五那天，我吞服了几片镇静剂，在上“音响舞厅”之前，我又吃了一片“曼特拉克”。这样，我再也不怕见到阿特兹和其他的人。我戴着一顶大布帽，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脑袋耷拉着，整夜在那里打盹。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戴特莱夫把我脸上的帽子掀开了，并且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尽量表现出十分冷淡，可心里却觉得他能如此关心我实在难得。
下一个周末，我们几乎一直形影不离地呆在一起。现在我到“音响舞厅”去又有了一个新的借口：为了和戴特莱夫见面。
这一回我并不像对阿特兹那样一见钟情。起初，我们只是在舞厅里碰上时才呆在一起。我们谈话谈得特别投机，他的确和阿特兹不一样。我和戴特莱夫完全平等相待，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结对方。和他谈话我觉得非常随便，用不着担心对方抓住什么弱点。再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个热心人。不过，他不像阿特兹那么英俊。戴特莱夫显得过于秀气，甚至带着一种孩子的稚气。我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爱上了他。
这期间，我变得特别安静。因为我再也不服兴奋剂，而是大多服用镇静剂。我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活力，甚至连舞都不想跳了。我在家里对什么事都不吭声，因为我再也不想改变我的家庭生活。
1975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好13岁半，我觉得由于我性格的改变，使我和妈妈的关系有所改善。这样一来，我也愿意对她说点心里话。因此，我告诉她，前些日子我根本就没有上凯茜家里过夜，而是上“音响舞厅”去，不出所料，她的反应十分粗暴，并且训了我一通。我对她解释，对我来说，时不时到舞厅去过一夜可以使我回到家更加安静。听话，没有什么坏处。再说，让她了解我的真实生活总比整天让我对她撒谎强。这回她倒同意我的观点。
说实话，我本来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对妈妈讲述我的生活。不过，整天对她撒谎也不容易，因为要编造那么多的故事让她相信，实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也是我被迫“忏悔”的理由之一，因为我已经找不出任何借口可以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上舞厅去而不呆在家里，经过我的解释，妈妈终于同意我在节日晚上出去玩。我赶紧对她说“音响舞厅”是个好地方，对青少年并没有什么风险。再说，每个星期让我出去一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我的心情一好，呆在家里也就安静多了。
然而，在“音响舞厅”里，一切都变了。突然间，海洛因这种最厉害的毒品风糜整个“音响舞厅”。甚至我的团伙里，大家都在谈论着海洛因。其实，大家都反对海洛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死于这种毒品的摧残之下，可也无法阻止这些哥们接二连三的尝试。而大多数人在试了一针之后就上瘾了。海洛因破坏了我们的团伙，因为那些沾上海洛因瘾的人立即就离开团伙另找出路了。
海洛因对我也有一种可怕的吸引力，可当我想到我只有13岁时，我就不敢沾边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那些打海洛因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要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也成了我崇拜的对象。这些人常常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在他们眼里，大麻一类的毒品只不过是“儿童毒品”，看来我永远也加入不了他们的行列。“升级”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从心底里讨厌海洛因，它是深渊之底。
团伙的溃散对我来说并不要紧，因为我已经有了戴特莱夫作为贴心人，其他人的远近都无所谓了。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个星期天——那是1976年初的时候——我把他带到家里来。因为我知道妈妈和她的朋友不在家。我为戴特莱夫做饭，我为他准备了一顿真正的午饭，我们坐在一起，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似地吃了一顿家庭午餐。我觉得很有意思。
从那以后，我整个星期只想着戴特莱夫，我焦急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等待着我们在“音响舞厅”里的会面，我很高兴来到舞厅，走之前什么药都没吃。戴特莱夫正和一个六神无主的丫头呆在一起。我在他们的旁边坐下来，可戴特莱夫几乎连看都不看我，他的心思全挂在别的事情上。突然间，我心里这么想：莫非和阿特兹同样的故事又重演了？这不可能。戴特莱夫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丫头而把我扔掉？
他们说话不多，只是交换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我只听出他们是在谈有关海洛因的买卖。我想，大概戴特莱夫向她要海洛因。我生气地对戴特莱夫说：“我说你疯啦，你才16岁，怎么就能想起打海洛因！”
看来他把我的话完全当成耳旁风。我接着说：“你要吃药片我完全可以提供，哪怕一次吃三粒都可以，就是不能打海洛因的针。我求求你别干这种蠢事。”我苦苦地哀求他，可他仍无动于衷。于是，我气得大声地嚷起来：“如果你打海洛因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吹了。你可以走你的路，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说着，我站起来，跳舞去了。
我刚才真做了一件蠢事。我不该演这出电影。我本来应该等到只有我们俩仍呆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地说服他。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的。我真不该把他孤独地扔在一边，因为他当时已经到了头脑发热、跃跃欲试的地步。
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人来告诉我，戴特莱夫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贝尔恩德打了一针海洛因。
当天夜里，我又见到戴特莱夫，他对着我笑——一种似乎来自很遥远地方的微笑。看样子他很幸福，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而我也不想主动去靠近他。对我来说，这一次要比那天夜里我失去阿特兹时还难受。戴特莱夫走了，走向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就这样，由于一支海洛因注射器的缘故，我们之间突然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而分道扬镳了。
我继续出入“音响舞厅”。戴特莱夫很快就找到另外一个女友。她的名字叫安琪，是一个又丑陋、又冷酷的姑娘。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是好不了的，我从没见过戴特莱夫和她说话。但是，安琪死死地缠着他。有时候戴特莱夫也来看我，不过，他总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对我一点也不亲热。一般来说，他找我无非是为了向我要几个马克好去买他的海洛因。要是身上有钱，我总是满足他的要求。
星期天的上午实在难熬，我一直溜达到地铁车站，心里想着：“这里的一切实在糟糕透顶。”我再也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上“音响舞厅”去，为什么我要吸毒，为什么我还得干别的事情——我糊里糊涂，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有个星期六，因为我身上有不少零用钱，我买了许多各色各样的毒品，然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反正我知道从地铁到家门口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我只好扶着路边的树木和路灯杆连爬带滚回到了家。路途显得特别遥远，走不到头。可我得坚持到底，否则非死在路上不可。最难受的是我的胸口疼得要命，就像有人用刀捅我的心脏似的。
第二天早上——星期——妈妈无法把我叫醒，到了晚上她下班的时候，我还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好几次强迫我喝几口蜂蜜。一直到了星期二下午，我才有点力气下床。我对妈妈说，我感冒了，而且血压降低。我倒经常有这种病状。我还向妈妈解释，说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有这种病状，这大概是青春发育期的一种现象。我想尽量避免妈妈请医生来，因为我害怕医生会看出我真正的病因。妈妈对我的话信以为真，所以也就不去找医生来。每当我对她解释我的身体状况时，她总是显得很满意。
因为我手头的药片几乎全吃光了，所以一直到周未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我又觉得浑身难受。
星期六晚上，到了“音响舞厅”之后，我决定做一次“迷幻旅行”。这一次的效果特别可怕。我好像觉得我的血被抽空了，整整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我既走不了路，也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电影厅里，我在那儿的一把椅子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家搬到了克勒兹堡，离“柏林墙”很近。从此以后，我上学必须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但是，我的家却离“音响舞厅”更近了。
有天早上，当我去坐地铁时，我突然发现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戴维·波维前来柏林献艺”。我真不敢相信！戴维·波维这位大歌星是我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许多小伙子都喜欢模仿他的打扮。而这回他真的到柏林来了。
妈妈从她的单位给我弄来了两张这场音乐会的免费赠票。很奇怪，我马上就想到应该把另一张票送给谁：弗朗克。为什么是他？我自己也不问个为什么。弗朗克是“音响舞厅”团伙里的一位老伙伴，他很崇拜戴维·波维，甚至连头发都染成和他一样的褚红色。也许正是由于这缘故，我才把他选为我的送票对象。
而弗朗克也是我们团伙中第一个染上海洛因毒瘾的人。从前，他胖乎乎的，大家都管他叫“小母鸡”。可现在，他骨瘦如柴，就像一具“游尸”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僵尸”。
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和弗朗克约好在海曼广场见面。我从没有注意到他是如此又高又瘦。他和团伙里其他小伙子的年龄差不多，也是16岁左右的人，他说他现在体重只剩下63公斤。这是他刚才卖血时才称的重量。弗朗克常常靠卖血挣钱来支付他吸毒的部分费用。
音乐会在“德意志大厅”举行。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情绪高涨，因为在场的几乎都是戴维·波维的崇拜者。在我们座位旁边，坐着一帮美国士兵。他们嘴里叼着烟斗，抽着大麻。只要你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把烟斗让你抽一口。尽管弗朗克拼命地抽，但他仍觉得越来越难受，因为他的烟瘾太大，无法控制。
戴维·波维的演唱开始了。他的歌声和形态太棒了，几乎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不过，当他刚唱起《已经太迟了》这首歌的头几句时，我就觉得难过极了，因为这首歌所描写的也正是我眼下的处境。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弗朗克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我们遇见戴特莱夫的伙伴贝尔恩德。他说得想办法给弗朗克弄到一针海洛因。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于是，我搬出我那讨厌的绝招：“我没有钱买地铁车票，请大家帮帮忙吧！”来参加音乐会的人多数身上都带着不少钱，而且这时候刚刚散场，街上的妓女还来不及缠上他们。所以我刚开完口，一大批硬币就像雨点似的“叮铃当啷”落在我的塑料口袋里。
这些钱已经足够买两针海洛因——当时这玩艺还比较便宜。
贝尔恩德拿着钱就去找卖主。突然间我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既然这些钱是我搜集来的，我为何不试它一针，体验体验海洛因到底有多大功效。”因为普通毒品对我来说已经无济于事，所以海洛因将是我在吸毒道路上的归宿，看来这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当我说出我的主意时，小伙子们都一致反对我。弗朗克生气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干这个，你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你要是沾上这个，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可怜的模样。”
既然我已打定主意，我也就听不进他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越说，我越是想试一试，再说，我只想体验一下而已，往后再也不打还不成吗？
他们没法说服我，只好也分给我一份。贝尔恩德教我怎样注射，其实这是多余的，我早就听说过。我说我不想打针，只想口服。
我把分给我的那份药面儿吃下去了，起初我觉得又苦又辣，我真想立即吐出来，很快我就觉得我的四肢变得很沉。很沉，一会又觉得很轻，很轻。我身上的不舒服一下全消失了。我从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轻松，愉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m日，离我14周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贝尔恩德建议我们到他家去。我很高兴地挽着弗朗克的胳膊和他一起去了。
我觉得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充满欢乐的家庭。我感到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甚至最秘密的心里话也可以对他们讲。海洛因已经使我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兄妹。我从没有这样幸福过。
我在贝尔恩德的床上和他睡在一起，他并没有碰我。我们是兄妹关系———对海洛因的难兄难妹。弗朗克自己睡在地板上，头靠着沙发。
夜里我觉得浑身发痒，我只好脱光衣服，用梳头发的梳子全身上下地挠，一直挠到出血，尤其是腿肚子那块地方。我知道，凡是打海洛因针的人都会浑身发痒，他们身上都会伤痕累累，特别是腿肚子的地方。这是识别吸毒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弗朗克的腿肚子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都被他抓烂了，因为他并不是用梳子挠痒，而是用小刀子刮。
晚上，我回到家里。我不时地想着：“你才13岁，可是已经沾上了海洛因。”最初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毒瘾的危机发作，所以我感到十分高兴。整整一个星期我的脾气好极了，在家里，没有吵过一次架；在学校，我接连得到几个好分数。
当我回到“团伙之家”时，我发现还有另外四个伙伴也开始打海洛因针。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边，以示高人一等。很快，团伙里服海洛因的人越来越多。海洛因终于像一颗炸弹似地把整个格罗比斯小区炸开了。
于尔根·克万特牧师
（青年辅导负，清除“团伙之家”的社会文化中心负责人）
许多年来，“团伙之家”的地下酒吧曾经是克罗比斯小区和努考林小区的年轻人主要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至少有五百多名青少年前来这里活动，直到1976年我们把它关闭为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海洛因的使用在这里毁坏了一代青年人。我希望对这个“团伙之家”的关闭能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种灾难性局势的关注。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于烈性毒品在克罗比斯小区传播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早在学生运动时代，我们就曾经讨论过如何限制普通型毒品的问题。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我们的中心就有30到50个年轻人转而服用烈性毒品。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不采取法律的措施，而局限于向年轻人做正面的说服教育，那会被认为是怂恿他们越走越远，将会被看作是我们承认对毒品的斗争无能为力的表现。
尽管某些政府机关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通过对“团伙之家”的调查表明，吸毒的现象并没有减退的趋势，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以同美国相比拟。今天，受害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经过职业训练或失业的青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起来公开反对当局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我们对“团伙之家”地下酒吧的关闭一定会把这种长期被掩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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