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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子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她并没有欲望。很简单。这是规矩。她很害怕，如果她拒绝，那个家伙就会凌辱她，还会对他的所有伙伴讲：这是一个性欲冷淡症的女人。
　　我不允许什么人对我胡来。甚至当我喜欢一个小伙子，想跟他一道外出时，我都是有言在先：“不准碰我。如果我们之间需要有点什么举动的话，得由我来先开始。”但是，我离开柏林6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他想与我睡觉时，我总是中断与这小伙子的关系。
　　当然，这么做也属于弥补我过去的一部分。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卖淫是吸毒的副产品，不可避免，那样做与真实的我没有多大关系。但那样做多少还是影响了我与小伙子们的关系。看见村里这些小伙子的举动，我总觉得他们又想算计我一次。
　　我试图从我班上的女同学们那儿得到有关男人的经验。我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我怎么得到的。但是，我的话的意思没有被听出来。因为我在班上已经被当成“可以向其诉说心声的使者”，女同学们都把她们与小伙子的问题告诉我，并向我讨主意——她们感觉到了，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我没有能够让她们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大多数女孩子只是为了小伙子们活着，她们被动地接受他们的粗野举动，对彼此间的关系却丝毫不敏感。假如一个男人玩弄一个女子后，又与另一个女子走了，她们不指责那个家伙，反倒指责另外的那个女人。骂她是妓女、混蛋，等等。常常是那些最粗野的男人最受人欣赏。
　　这一切，我只是在我们全班去帕奈特旅行时才弄明白的。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迪斯科舞厅旁边，大多数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就想去那里。她们回来时，只是一个劲他讲那些带着可怕机器的家伙们——即摩托车手。那些摩托车手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是上帝。
　　我去瞧了一眼这家人人谈论的迪斯科舞厅。那里面的一切并不复杂：附近的男人们来到那里——驾着他们的机动车，摩托车或小汽车——勾引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的女学生们。
　　我试图劝说我们班的女孩子们，那帮家伙纯粹是想玩弄她们。但是我白费劲。离迪斯科舞厅的开门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瞧，这些女孩子们个个都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她们一动都不敢动，生怕碰乱了发型。
　　站在镜子前，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她们都只剩下一副假面具，去讨男人们的欢心。我看到这些都快急疯了。不久以前，我也是这样，乔装打扮去付男人们的欢心：开始是去讨吸大麻的家伙们的欢心，后来是讨吸毒者的欢心。我曾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只为当一个吸毒者。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尽碰到这些可怜的追逐女性的男人们。然而大多数女同学在家都有一个情夫。跟我同屋的埃尔克，甚至第一天就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给她的情夫写信。第二天，她去了迪斯科舞厅，回来时非常虚弱。她告诉我有一个家伙对她动手动脚。我认为，她其实是在向别人显示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感到内疚，像一个玛德兰娜似地哭着，自以为爱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她的情夫还没有摩托车。第二天晚上，她回来时状态极其悲惨，哭了整整一夜。那个追求过她的家伙又去追求另一个女生，还问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子让人吻她吗？”而另一个女孩子罗茜，这种事变成了一场灾祸。她正与一个男人在汽车里接吻。被一个老师撞见了。那个不幸的女孩子被灌了个酪酊大醉，那个男人让她喝可口——郎姆酒。
　　罗茜是个处女。当然她现在很沮丧。其他的女生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处理办法：一致同意送她回家。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谴责那个家伙，他把罗茜灌醉又奸污了她。我是唯一的反对者。由于这件事，我们的老师决定禁止大家再去迪斯科舞厅。
　　我讨厌这件事，女生们之间完全缺乏团结。一涉及到小伙子，一切友谊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就像巴普西、施特拉和我之间一谈到海洛因那样。
　　虽然这件事没有涉及到我，但是却让我恶心。旅行的最后两天，我又重染恶习。直到我们返回时，我才酒醒。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与这种模样的世界和解。我不想再逃避它。我很清楚地知道，逃避意味着重新躲避到吸毒中去。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毒不是一个办法。我想在逃避这个腐烂的社会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之间，大概很需要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男朋友。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平静。我可以与他交谈。他谈话总是有条不紊。既善于幻想，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较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认为确实有些腐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只要努力，人们总有一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拯救自己。他想经商，赚许许多多的钱。然后，他打算在加拿大的森林中买一幢由圆木构成的木屋，他将在那里生活。戴特莱夫也曾向往加拿大。
　　我的男友是一个公立中学生，他使我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发觉即使是补习课，我也能获得点儿收获，只要我认真去学，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分册。我开始大量阅读。不论什么书都读上一阵。歌德的“维特”，以及东德作家普朗兹多弗的作品，海曼·海塞，尤其是埃里齐·弗洛姆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爱的艺术》成了我的圣经。由于我反复地读弗洛姆的书，我能把一些章节，整章整段地背出来。我还把一些段落摘抄下来，贴在我的床头。这个弗洛姆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思想有惊人的洞察力。假如人们实践他的思想，生活大概就会有一个意义。人们就会坚持下去。但是，要遵守这些生活的准则却太困难了。因为其他的人并不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想问一问埃里齐·弗洛姆，怎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按照他的原则去生活。总之，我认为当人们想把他的原则用于对现实，便不是总能行得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本书都应该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但是，我甚至不敢在班上谈论此书，其他人会以冷笑来讥讽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翻开这本书，因为对大家刚提出的问题我想从这书中找出一个答案来。老师发现了书名，立即把它没收了。当我课后去要还该书时，老师拒绝还给我，并且说：“好啊，小姐，在课堂上看黄色书籍！”还算他诚实。他连弗洛姆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见书名《爱的艺术》，他只会想到是黄色书籍。这不可避免：昔日吸毒的小妓女把黄色文艺书籍带到课堂上来腐蚀学生们。
　　第二天，他把书还给我，并说了该书一大堆好话。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把该书带到学校里来，因为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我与校长之间的麻烦更大。这是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还是一个使人扫兴的人。虽然他的职位摆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威信。于是他试图任意指挥我们以挽回面子。当我们第一节上他的课时，他让我们唱歌，做操。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心情愉快。要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分数，惟一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背诵他所讲过的一切。
　　他也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天，他想让我们高兴，就谈论我们感兴趣的音乐。他不停地提到“今天的爵士乐。”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大概是指通俗音乐？我问他：“你说‘今天的爵士乐’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语调又一次不够尊重吗？反正我没有考虑过我的话的后果。校长气极了，立刻把我撵出教室，好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地大吼大叫。
　　在他关门之前，我仍然试图解释：“恐怕我们是误会了。”于是，他又喊。但是，我不想太失面子，我就站在走廊里听完了这节课。我完全没有失去自我控制：我没有溜走。
　　上午快结束时，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当然是我的档案。他翻动着，装着在读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这里不是柏林。他在他的学校里对我是友好的，相应地我应该表现好点，他有权随时开除我。
　　这一下，我张惶失措。我再也不想回学校了。我无力正视这一切。这太让我受不了了，已经有许多比这轻得多的事情使我不知所措。
　　我又退却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响——我决心好好学习，重新上一遍中学的课，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尽管从补校出来仍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已谈不上这些了。我知道我永远也达不到。应该去通过心理检查，去获得科学院检查员的特别许可，等等。不过我很清楚，我的档案到了哪里都会先入为主。
　　我只有我的男友了，这个小伙子很理智。后来，我逐渐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了。他们是一些与我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很热情。总的来说，他们的境况比邻镇的年轻人要好。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他们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俱乐部。一个没有追逐女人的家伙的俱乐部。俱乐部里有规矩，完全是老式的。小伙子们常常多喝几杯。这里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们对我不错，尽管我与他们很不相同。
　　有一阵子，我甚至相信我可以变成他们那样，或者像我的男友一样。但是，这没能持久。我与男友断了交——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想与我睡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与戴特莱夫以外的小伙子睡觉。甚至都不能想象。我一直爱着戴特莱夫。我一直想念他。尽管我竭力不去这么做。我有时给他写信，写的是沃尔弗的地址。但是我还是比较理智，从未把信寄出去。
　　我听说他又坐监狱了。施特拉也进去了。他一直想与我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被附近几个年轻人吸引了。我能够自由地与他们谈我的问题。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受到了尊重，我不害怕他们发现我的过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几乎与我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不用扮演什么角色，也无须去“适应”：我们的谈话很投机。可是在开始，我还试图存点儿戒心。因为他们多少都尝试过吸毒。
　　我母亲，我婶婶和我，我们仨人原先都以为这里不存在吸毒。总之，吸毒在延续。新闻报纸谈到海洛因时，总是只谈到柏林的这个问题，最多再涉及到法兰克福。而且我原先以为我是这一带惟一的吸毒者。
　　我跟我婶婶第一次去采购东西时，我才醒悟过来。那是1978年，我们去北爱斯特镇买东西，这是一个新城，是汉堡郊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跟往常一样，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家伙有点心不在焉。我心想：“他们吸毒，他们注射毒品？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大学生？”我们走进一家快餐馆。一伙外国佬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想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立刻嗅出是在进行海洛因交易。我对我婶婶说，我想离开这个餐馆，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
　　100米远处，有一个卖牛仔裤的店铺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出其中的吸毒者。我惊恐不安。我抓住我婶婶的胳膊，我对她说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她觉察出一点苗头，安慰我：“你与这些毫无关系。”我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抵御它。
　　一回到家里，我立刻换衣服，卸妆。我再也不穿高跟鞋了。从这天起，我努力做到——至少从外表看来——跟我班上的女同学一样。
　　但是在俱乐部，我却经常与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后来我结交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感到有所收获。尤其是他们既不粗鲁，也不好斗。在这伙人中间，气氛总是很平静。
　　一天，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一点超脱？他们回答我：这很显然，应该使自己与一天的烦恼分离一下。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很失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他是工会会员，并在他的公司里负责青年职工的问题。他认为他一天所做的工作有某种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改变社会。晚上，四分之三的时间，他甚至不需要一支烟来寻求安逸。他只喝几口红酒。
　　其他的人下了班总是又失望又窝火，工作在他们看来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不停地说要辞掉工作。当大伙儿凑在一起时，总有一个人讲述他与师傅的争执或遇到的麻烦。于是其他的人就对他说：“别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轮流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点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欢。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流落街头，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射毒品。但是我知道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眼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子的小伙子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魔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感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弄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子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丸。有一阵子，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
　　在我们的小城里，看不见过量吸毒后陷入虚幻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想吸毒，他就去汉堡沉醉一番。这里也没有贩卖海洛因的人，因此在这里，不像在柏林、汉堡、甚至北爱斯特镇那样，容易吸毒成性。
　　但是，假如有人实在想搞到毒品，也不难弄到。有些家伙有门路。有时甚至有贩毒者藏在角落。他们备有各种货色。只须弄一点儿毒品就可以飘飘然一番，贩毒者会问：“你想要哪一种？瓦里姆、瓦尔隆、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吸毒上瘾。总之，这里的情形与3、4年前克罗比小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不同。
　　如果说吸毒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它却完全不是一类的。我们不需要“音响舞厅”，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柏林库尔富斯特丹姆大街闪耀的广告灯牌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魅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恨城市。我们吸毒是一种本性。每个周未，我们都去横渡史莱斯文一霍斯坦因湖。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我们认为绝好的地方。我们在沼泽地里闲逛——那儿，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我们的石膏采石场。这是一个位于田野中的巨大的坑。大约有一公里长，二百米宽，一百米深。坑内有垂直的壁板。坑底部，很温暖，没有风。坑里长着一些我们在别处没有见过的植物。这条奇异的峡谷有结晶岩矿床，峡谷壁上奔流着瀑布。被染成褐色的流水把雪白的岩石涂上了锈色。地上铺满了类似史前动物骨骼的白岩石碎片，也许真是猛犸的骨骼。庞大的挖掘机和传送带整个星期都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嘈杂声，星期天则没有了动静，鸦雀无声，又好像沉睡了几个世纪似的。石膏也使这些机器穿了一层白衣服。
　　只有我们孤零零的。陡峭的白峡谷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能听到瀑布声。
　　我们决定等到采石场不再开采时买下它。我们就住在这谷底。我们在里面搭个小窝棚，建一个巨大的花园，饲养一些动物。我们要炸出一条通往地面的小路。
　　无论如何，我们毫无回到地面上来的愿望。
　　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节录）
　　克丽斯蒂娜，女中学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指控未经卫生部批准，私自从1976年5月20日起接连不断的非法贩卖麻醉品，触犯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条款。
　　被告自从1976年　2月起一直使用海洛因自我注射，起初是间隔性的，后来发展为天天注射，每天用量为四分之一克左右。因此，她必须从1976年　5月20日起承担法律刑事责任。被告曾于1977年3月1日先后两次在动物园大东站大厅和地铁库尔富斯登达姆站受到警方审讯，并被查明身份。这两次都发现其身上带着含有海洛因的物质，第一次为18毫克，第二次为140。7毫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