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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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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70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40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100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12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母亲的诉说
在戒毒所的治疗失败之后，我原来的丈夫决定把克丽斯蒂娜领回他家使她就范。但依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首先，他不能白天黑夜地看着她；其次，考虑到我和他的关系，我难以忍受把克丽斯帝娜交还给他的打算。何况由于他太严厉，我的另一个女儿已经跑回来和我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已走投无路了。心想，他的方法也许比我的更有效，可能还因为——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想用这个说服自己好暂时卸掉对克丽斯蒂娜的责任。因为从她第一次戒毒开始，我长久地处于一种发疟疾的状态中，不断地从希望之峰跌入失望的深渊。当我求她的父亲插手时，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疲惫不堪了。
在首次戒毒（就是克丽斯蒂娜和戴特莱夫在家里进行的那次）之后的三周，他们的第一次开戒给了我沉重的一击。警察局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通知我克丽斯蒂娜已被拘留并要我去接她。
我坐在办公桌旁，全身颤抖，每两分钟就看一次表。我不敢马上请假出去，我不能把此事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会说什么？我猛地一下理解了戴特莱夫的父亲：开始感到羞耻，可怕的羞耻。
在警察分局，我见到了眼泪汪汪的克丽斯蒂娜。警察让我看了她臂上还很明显的注射痕迹并告诉我她是在动物园地铁站被抓住的。那时，她正“令人怀疑地”在那里停留着。
“令人怀疑”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来，可能我也没有心思去想。克丽斯蒂娜又非常不幸地开戒了。再次戒毒——这次不和戴特莱夫在一起。她不离家一步，好像是认真对待了。我鼓足勇气去到她们学校，把事情告诉给她的级任老师。老师吓坏了，但他感谢我的直率，他认为，学生中间肯定还有吸毒的人，可他们的家长没有这么率直。他很愿意帮助克丽斯蒂娜，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事情还是老样子。我去向谁求助呢？要么是别人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要么就是对克丽斯蒂娜这样的人完全不感兴趣。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形。
逐渐地，我发现对于青少年来说，搞到海洛因是非常容易的，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行。我就见过一些毒品二道贩子在努卡林区的海尔曼广场守候着。一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一个这样的家伙当着我的面就和克丽斯蒂娜攀谈起来，连我对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这些毒品贩子中有些是外国人，也有德国人。克丽斯蒂娜给我讲了她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谁卖什么？卖给谁？等等，等等。
这一切让我觉得都是疯狂，我们到底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我想让克丽斯蒂娜转学，至少可以使她在去学校的路上避免碰上这些人。复活节假期就要到了。我希望不同的环境可以使她减少些危险。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管怎么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另外的学校不接收她。
她非常丧气，但只是说：“这都没有什么用。惟一能帮助我的，只有治疗。”但是哪里能够找到床位呢？我给可能的和想象得出来的服务部门都打了电话。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给我一个反吸毒咨询处的地址。而咨询处要求克丽斯蒂娜自愿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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