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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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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常客。必须搞清楚怎样坚持。
有些嫖客好一些,有些差一些,有些家伙最好是要避开。这种分类的方法,人的好恶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对于嫖客的职业。家庭情况等等也不感兴趣。我们从不谈论他们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私生活。我们只注意他是否是一个“好顾客”。
“好顾客”的含义之一就是,他非常害怕传染性病,因而使用避孕套。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多数女子都是业余拉客,最后都染上了病。她们不去找医生看病,害怕医生发现她们吸毒。
“好顾客”也指只要对方替他手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的家伙。这样可以避免讲条件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把下列这类人也算在“好顾客”之列:他比较年轻,不太胖,不把我们当商品看待,对我们比较好——有时甚至还经常邀请我们吃晚饭。
但是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出的价钱:他愿意按对方的服务来付钱,应该避免的是:不守信用的家伙,一到了旅馆,就以威胁来欺骗,或者用甜言蜜语说服你增加服务项目。
后来,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最坏的顾客互相交换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描叙顾客的外貌特征:那些事后就用武力把钱抢夺回去的家伙,其借口是他们不满意。
1977年到了。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圣诞节或新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一样。这些节日临近,我就只可以接到一、二个客,所铮的钱就相当于圣诞礼物了。总之那些过节时日,几乎没有客。我连着几个星期如同在云雾里。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完全只想自己,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是谁。有时,我甚至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这个阶段只有几件事我勉强记得。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值得我的脑子去记它。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我回到家里,感觉很好。睡在床上,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刚从舞会回来的小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爱上了他。现在我只有在梦中才感到幸福,我梦见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十几岁的少女,就好像可口可乐广告牌上的那个一样。
中午,我妈叫醒我,并且把午饭给我端到了床上。我星期天在家时,她总是这么做。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太难下咽,除了酸奶。白奶酪和烘饼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拿起我的塑料包:它已破旧不堪,提手没了,到处都开了口子,因为时常把我的外衣往里塞,还有针管和香烟。我什么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该换一个包了。更想不到提这包应该避开我妈。我夹着包,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在我家,别人都不关门。同每天一样,我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我了。这副面孔不是我的。这副皮包骨的身架也不是我的。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感觉。生病时,身体甚至都无反应。海洛因把身体弄得不知道饿,不知道温暖,不知道发烧。只是犯瘾时,身体才有感觉。
我站在镜子前,准备注射。我极其渴望打一针。这一针有点特殊,因为是灰色毒品。我们这么称呼以区别白的——白色的或近白色的毒品——一般市场上常见的。灰色毒品是一种灰里带绿的粉未,很不纯的海洛因,但它可以产生闪电般的快感效果。它直接作用于心脏,所以用量大小要格外小心:如果用多了,人就会死,但是我强烈渴望这一瞬间的刺激。
我把针扎进静脉,我开始喘气,血立刻涌上来。我过滤了几遍灰毒品,但它还是含了大量的杂质。这下好了:针头被堵了。这是最糟糕的,针头正好在节骨眼上堵住了,因为如果血凝在针管里就毫无办法,只能扔掉药品。
我使劲推针管让那些脏东西流过去。我的办法还好,又能使了。我又把针扎进去想一直打完最后一滴。针头又堵了。我气坏了。还有八到十秒我就可以有闪电般的效果。我用全力支撑着自己。心脏飞速跳动,鲜血喷涌,澡盆里满是血。
原来,闪电般的刺激的说法是假的。只是心脏区产生阵阵巨大可怕的痉挛。就像有千万根针扎我的头皮。我用两手抱住头想阻止它开裂——就像有人在打我的头。突然我的左手瘫痪了。
等我能动弹时,我用擦洗刷把澡盆的血迹擦掉。洗脸池、地上、墙上到处弄得都是。好在都有油漆层,很容易擦掉。我正在擦洗,我妈来敲门。她大叫:“开门。让我进来。为什么关门?这又是你的一个怪毛病。”
我说:“得了。我马上就完。”她搞得我很紧张,偏偏在这会儿烦扰我。我像一个疯子似地赶快擦。我慌慌张张,有几处血迹没有擦掉,又把鲜红的擦洗刷忘在洗脸池上。我一开门,我妈就进来了。我什么也没想,只以为她要小便。我拿起塑料包回到寝室,又躺下,点燃一根香烟。
我刚吸了一口烟,我妈就冲进我房间。她大叫:“你吸毒!”
我说:“你没睡醒。谁让你这么说?”
她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我也不反抗。我妈立刻看见刚打的针眼。她拿起塑料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注射器、烟丝、羊皮纸片,都掉了出来。纸片用来包海洛因,我总是留着这些纸片:我犯瘾而又不可能弄到毒品时,我就用指甲刮纸片,用刮下来的海洛因末打一针。
我妈不再需要其它的证据。另外她一看浴室的情景就完全明白了:除了刷子和血迹,她还捡到了炭黑——我加热毒品时从勺子里掉出来的。她早就读过有关海洛因的文章,对这玩艺儿也略知一二。
我不否认。我泄了气,尽管我刚打了很可怕的一针。我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我妈什么也没说,她浑身发抖。这对她震动很大,她走出了房间。
我听见她与她的朋友克劳斯谈话。她又回来。一会儿,她看上去稍微平静了一点儿,问我:“你不能抵制那玩艺吗?你不愿意戒毒吗?”
我回答她:“妈妈,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你可以相信我。我实在想摆脱那个肮脏的玩艺儿。”
她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我去请个假,以便能在戒毒期间一直陪伴你。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说:“太好了。但是还有一点儿事。没有戴特莱夫我戒不了毒。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他也想戒毒。我们以前经常谈论这件事。”
我妈很惊讶:“什么,戴特莱夫也吸毒?”她以前认为他不错,很高兴我有这样一个热情的朋友。我回答:“戴特莱夫当然也吸毒。你还以为我一个人吸毒?他本来不准我吸毒。但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戒毒。”
我突然感到很好。我一想到戴特莱夫要同我一起戒毒就很高兴。再说这也是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妈的状态极其悲惨,脸发青。我心想她随时可能晕过去。戴特莱夫的事使她又遭到一次打击。让她知道这事已经持续了两年而她却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这也是沉重的一击。现在,她又开始怀疑,想知道我从哪里弄的钱。她很快想到了:卖淫。
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实情。我撒谎:“我扒窃。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给我马克。我也时常去给别人干家务活儿。”
我妈不再问下去。同往常一样,她很高兴听见我的话减少了她的担心。总之,她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她还算不错,她可怜我。看见她这样做使我很内疚。
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动身去找戴特莱夫。他不在地铁动物园站。他也不常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家。
晚上,我们去看戴特莱夫的父亲。他的父母也离了婚。他父亲是一个职员。他很早就知道戴特莱夫吸毒。我妈责怪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这事。他几乎快哭了。儿子吸毒又卖淫,对他来说这太可怕了。他很高兴看见我妈果断地做出决定。他不停地说:“是的,应该想点办法。”
戴特莱夫的父亲在抽屉里存了许多安眠药和镇静剂。他都给了我。因为我告诉他,我们没有瓦尔隆。没有瓦尔隆,戒毒太可怕了。我拿了4、5个曼特拉克,50个瓦里姆。回家路上,在地铁里,我吞了一把药片,因为我感觉要犯瘾了。药比较管用,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戴特莱夫来敲我家的门。他正在犯瘾。我认为他这样来我家里很好,说明他没有打针。他知道我没有可卡因。他说:“我跟你一样准备戒毒。”多么好的小伙子!
戴特莱夫跟我一样真心希望戒毒。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高兴。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两人一起戒毒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经常是其中的一个重又吸毒,把另一个也拉下水。我们听说过戒毒,但我们却抱有幻想。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别的吸毒者不同。我们仍旧觉得我们其中一人去戒毒,是不可想象的。
多亏了戴特莱夫的父亲给的药片,早上算平安地过去了。我们谈论着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把它看成是玫瑰色的——我们决定明天或以后,一定要勇敢地挺住。我们很幸福,尽管痛苦又来了。
下午,我们又犯瘾了,难忍难熬。我们大把地吞咽着药片,用一杯杯的酒送下去。但无济于事。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腿弯得像灌了铅。我躺在地上伸展腿,想把它伸直,活动活动肌肉。但是我的腿不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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