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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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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定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马斯与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庆贺她的升迁。人人都跳了舞，托马斯却开始生闷气。回家后经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为看到她与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说你真的是嫉妒吗？”她不相信地问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刚听到自己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开始在房子里跳起舞来。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种舞步，更象村民的波尔卡舞或一种瞎闹时的欢蹦乱跳。拖着托马斯，腿在空中飞扬，躯身满屋子乱转。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她自己也开始妒嫉起来。而托马斯没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诺贝尔奖，却看成了负担，一个直到他死都压着他的负担。
她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定，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
让我回到这个梦里。梦的恐惧并不是始于托马斯的第一声枪响，而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与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队行进，这在特丽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时候，母亲就不让她锁浴室门，这种规定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与别人的没什么两样，你没有权利羞怯，没有理由把那雷同千万人的东西藏起来。在她母亲眼中，所有的躯体并无二致，一个双一个地排队行进在这个世界上面已。因此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营规范化的象征，耻辱的象征。
梦的开头还有另一种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们不仅仅身体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贱；不仅仅身体象没有灵魂的机械装置，彼此呼应共鸣——而且她们在为此狂欢！这是失去灵魂者兴高采烈的大团结。她们欣然于抛弃了灵魂的重压，抛弃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绝无仅有的幻想——终于变得一个个彼此相似。特丽莎与她们一起唱，但并不高兴，她唱着，只是因为害怕，不这样女人们就会杀死她。
可托马斯把她们一个个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女人为她们的共同划一而兴高果烈，事实上，她们又在庆贺面临的死亡，行将在死亡中实现更、绝对的同一。托马斯的枪杀，只是她们病态操演中的极乐高潮而己。每一声枪晌之后，她们爆发出高兴的狂笑，每一具尸体沉入水中，她们的歌声会更加响亮。
但为什么执行枪杀的是托马斯呢？又为什么托马斯一心要把特丽莎与那些人一起杀掉呢？
因为他是送特丽莎加入她们一伙的人。这就是这个梦所告诉托马斯的，而特丽莎自己所不能告诉他的。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是，他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梦见三个连续的场景：首先是猫儿的狂暴，预示着她生活中的苦难；接着是幻想中多样无穷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状态。
这些梦无法译解，然而给托马斯带来了如此明白无误的谴责，他的反应只能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抚摸着她的手。
梦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又是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特丽莎老是返回她的梦境，脑海里老是旧梦重温，最后把它们变成了铭刻。而托马斯就在特丽莎的梦呓下生活，这梦呓是她梦的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催眠迷咒。
“亲爱的特丽莎，甜美的特丽莎，我正在失去你吗？”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说，“每一夜你都梦见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别这个世界……”那是在白天，理智与意志又回来了。一滴红色的葡萄酒馒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无办法，托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对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望着他，眼里充满了爱，但是她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害怕那些梦。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与黑夜在抗争。
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定会晕眩。怎么晕法？是害怕掉下去吗？当了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来自我们身下空洞世界的声音，引诱着我们，逗弄着我们；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这种可怕的欲望，我们保护着自己，那些裸体女人围着游泳池行进，那些棺材里的尸体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经逃离，但这个世界神秘地召唤她回来。这些就是她的晕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欢快的）呼唤，重新宣读了她的命运和灵魂，听到了没有灵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唤她。虚弱的时候，她打算响应这一召唤，回到母亲那里去；打算驱散她身体甲板上灵魂的水手们；打算趋就到母亲的朋友们中间去，当有人放响屁时跟着笑；还打算和她们一起围着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确，直到特丽莎离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亲。可我们也不要忘记，她同时没有一天不是爱她的。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从未听到那种声音。
特丽莎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对女儿不再起作用时，便开始给她写一些发牢骚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让特丽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特丽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爱她的声音，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消息变成了她对托马斯不忠的绝望反叛。她自责地对自己说，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母亲，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愿意忘记母亲对她施及的一切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托马斯，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托马斯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她。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丽莎告诉托马斯她母亲病了，她要花一个星期去看她。她的声音里充满恶意。
托马斯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挂了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不难发现特丽莎的母亲根本没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来从未看过病，特丽莎顺从托马斯没有去探视母亲。可几个小时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地耐心把她扶起来。
“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有些兴奋。她与托马斯做爱，总是小声地向他叨念那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他们紧紧楼抱在了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根本不愿理解这一点，特丽莎却无法摆脱它。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萨宾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萨宾娜照相什么的。特丽莎应邀去萨宾娜的画室，终于看到了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讲台一样的床。萨宾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没到这里来过。”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那时是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时期（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师还“严格”，作画时隐藏了一一切笔触，画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来象一道裂缝。它把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士道裂缝，把它涂满，老想着在那后面该看见什么。这就开始了我第一个时期的画，我称它为'在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我会被美术学院踢出来的。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隐藏着不同的东西，神秘而又抽象的东西。”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特丽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在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她开始领悟萨宾娜的作品，过去的和现在的，的确在处理着同一观念，融会着两种主题，两个世界。它们正如常言所说，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梯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对萨宾娜的倾慕之情，因为萨宾娜把她当一个朋友。她的倾慕使畏怯和猜疑缓解了，变成了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已是来拍照的。萨宾娜不得不提醒她。特丽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
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就转来。”说完闪进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待特丽莎举起相机选择镜头，她把浴衣打开来。
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
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乌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入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特丽莎，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未拒绝服从过。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热。待萨宾娜接过照相机，特丽莎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面前，一副缴了械的样子。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对面的时刻永远不要完结。
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
特丽莎也笑了，两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国的一切罪行都被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资料。迟早这一切将被宣布为捏造的事实。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认识到，只有他们是最好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连续几天了，特丽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仇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欢欣痛快。
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全力精心处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给了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她，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反驳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俄国撒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编辑很乐意一位劲冲冲的妇女走进办公室，打断谈话。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编辑相当敏感，怕这些海滩裸体照片会使一个拍摄坦克的捷克人感到无聊。他把夹子放到桌子远远的另一头，很快对那女人说：“认识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带来了一些精彩的照片。”那女人握了握特丽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说。
特丽莎朝那夹子倾过身子，取出了照片。
编辑差不多在对特丽莎道歉：“当然，这些照片与你的完全不一样。”“不，它们都一样。”特丽莎说。
编辑与那摄影师都不理解她的话，甚至我也很难解释她比较这些裸泳海滩和俄国入侵时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张。上面是一个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个裸体的母亲靠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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