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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300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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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士良是归善本地客家人，又是帮会首领，很快在三洲田聚集了600多人。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的三合会与绿林首领，把队伍集中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起义军一发动，清军望风而逃。起义军从三洲田向东经淡水来到三多祝地方。不久，清方调集了4000余人，向该处逼近，另有两路清军分驻新安县的沙湾与淡水，以对起义军进行堵截。郑士良见情况紧急，决意先发制人，遂于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晚，派三合会首领黄福率领敢死队80余人，夜袭沙湾的清军，初战告捷。起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欲先攻新宁，再夺广州。起义军在镇隆地方大败清军，二十一日（11月11日）达到三多祝，四处前来投军者两万余人，其中大多为三合会成员。
壬寅（光绪二十八，1902）洪全福起义，其首领洪全福就是洪门中人，而起义的经费则由海外洪门成员谢缵泰动员香港富商之子李纪堂承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三日（11月3日）谢缵泰与李纪堂商量，决定把组织革命军队的任务交给洪全福。洪全福遂召集粤港洪门弟兄克期大举，并拟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是由革命党人许雪秋、余丑（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利用当地洪门势力举行的。潮州黄冈一带洪门的势力较大，入会者逾数百。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为了联络洪门，皆加入其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一日（5月22日）晚，起义军攻占黄冈，建立军政府，出示安民，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州七女湖起义，也是以帮会分子为基本群众。革命党人邓子瑜以洪门为基本群众，派归善、博罗两地洪门首领陈纯等集合洪门分子，在归善、博罗和龙门三处分路起义。陈纯等潜入惠州后，在归善县七女湖集中了百余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起义，一举夺得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乘胜进攻泰尾，该处守军闻风而逃，起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攻至柏塘，起义军尽缴敌械，各处帮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
廉州防城起义中，三合会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钦、廉两地农民聚众抗捐，两广总督周馥派军前往镇压，抗捐首领被杀。孙中山便派黄兴、胡毅生冒险进入清营，劝说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参加起义。又派王和顺深入到钦、廉两州的腹地，联络当地的三合会。王和顺到达后，收集抗捐武装，分派干部由南宁至桂林各县及防城、钦州各地联络洪门成员，编练成队伍。三合会首领梁建葵、梁少庭、刘显明等亦率众来会。王和顺得知清军防城守军刘辉廷等有反正之意，于同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率洪门会众200余人，在防城北部的王岗山起义，兼程攻取防城。因有刘辉廷等人充当内应，起义军一举进城，杀死知县宋渐元等人。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3）
在镇南关起义中，帮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镇南关是中越边境的要塞，附近山顶建有炮台，山路陡峭，易守难攻。清军在此驻有重兵，革命党人采取劝说清军官兵投向革命的策略，用内应外和的办法夺取。当时镇守南炮台的哨长李福南原来是帮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在加入同盟会后，李受其影响已经投向革命方面，镇守北炮台的姚子安已经决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六日起义。黄明堂、李佑卿、关仁甫等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的革命党人500余人进入中国境内。二十五日午夜过后，便先后占领了镇南关的北、中、南三座炮台。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决定由黄兴统领余众亲入钦州，发动钦廉上思起义。3月27日，黄兴率领黎仲实等帮会首领及越南华侨青年200余人，绕道越南，进攻钦州，在钦廉上思一带苦战40余天。云南河口与越南的老街隔河相望，地势险要，且为滇越交通的枢纽，清朝当局在此设有重兵，边防督办王玉藩在此镇守。孙中山鉴于云南河口一带天地会的势力强大，便将策划河口起义的任务交给原广西天地会武装首领黄明堂主持，由王和顺、关仁甫辅佐。黄明堂便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退到越南的队伍100余人组织起来，潜伏于中越边境地区。又于滇越铁路沿线布置了200余人，伪装成苦力，伺机行动。当时河口督办王玉藩手下的两营兵丁分别由管带黄元贞与岑德桂带领。黄元贞早已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愿意充当内应。不幸黄元贞等人的活动被王玉藩侦悉，情况十分紧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夜间，黄明堂派关仁甫等率领革命军从越南老街渡过红河向河口左侧的万侯进发，黄元贞带领部下宣布起义，守备熊通将王玉藩击毙，其部下也随之投降，云南河口顺利被革命军攻破。
二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援
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受到海外洪门的热情帮助。
1894年兴中会的创立，就得到了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等人的大力支持。兴中会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洪门分子。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帮助，曾三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第一次赴美时，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收效不大。孙中山从实践中认识到，鉴于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遂于1904年第二次赴美途经檀香山时，接受其母舅、檀香山洪门人士杨文柄与胞兄孙德彰之建议，决定亲自加入洪门。由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胡福大佬主盟，在国安会馆“入围”，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从此，洪门中人便尊孙中山为“孙大哥”。孙中山在到达美国后，得到了洪门致公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04年3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后，保皇会为了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串通美国移民局官员，诬称孙中山的护照是伪造，而将他囚禁于码头的小木屋。全美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他与致公堂英文秘书兼《大同日报》总经理唐琼昌等人，以5000美金将孙中山保出，又延请律师同华盛顿有关当局交涉，终于使孙中山得以脱险。孙中山获释后，受到致公堂黄三德等人的热情接待，让孙中山在致公堂堂址下榻。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4）
洪门致公堂组织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中所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起义士兵的军饷，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的宣传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捐赠。两次参与广州之役和惠州起义的洪门志士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即达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万余元。在东南亚，新加坡洪门人士张永福不仅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革命宣传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为革命党人在两广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提供经费，仅1911年广州起义他就捐资10万余元。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为革命筹款的过程中，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将总堂之楼宇抵押，以支援革命。温哥华、多伦多的致公堂也相继效法，将其公产抵押，各得1万元，大多捐助国内革命。加上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华侨与洪门的捐款，总数达万余元。据温雄飞回忆，致公堂方面热心于变产助饷的工作，当推唐琼昌、黄三德二人。黄花岗一役之后，据香港总机关统筹部出纳科科长李云海的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万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有万元之多。
海外洪门成员还回国亲自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1895年广州之役，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谢缵泰等参与了领导。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领导人是新加坡洪门人士邓子瑜和婆罗洲三合会领袖黄福。1902年的广州起义，更是以海外洪门首领洪全福的名字载于史册。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从一开始就是由黄乃裳、林受之、许雪秋等洪门会党人士所组织和领导的，许雪秋还在这次起义中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都督”。同年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参加起义者除本地三合会分子外，还有许多新加坡洪门成员参加。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便是以海外洪门为主力的短枪队200多人。在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洪门成员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的队伍。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仅从新加坡、槟榔屿回国的华侨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还组织了以石锦泉为首的敢死队。在起义中牺牲和被捕之后就义的86人中，海外华侨就占了1/3左右，其中有许多是洪门中人。现在已经查明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李雁南即为洪门人士。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祖国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亲身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埋葬清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 哥老会：参与各省的武装起义
1。浙江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的帮会大多属于哥老会系统，主要有终南会、伏虎会、双龙会、龙华会等。革命党人为了联络浙江的帮会党，做了大量工作，最为突出的是陶成章和魏兰。1903年冬，陶成章和魏兰经《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会见了被囚于仁和县监狱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振声为他们出具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以便于二人联络帮会之用。次年正月初四日两人分头前往各地“历探各种秘密会之内状”，结交各地帮会首领。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5）
革命党人敖嘉熊在联络帮会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敖嘉熊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于1904年6月建立温台处会馆，联络江、浙、皖三省交界处十余府的帮会。继敖嘉熊之后有计划联络帮会的是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字伯苏，浙江山阴人，1904年冬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2月，徐锡麟与弟子数人前往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然后由东阳到缙云，与当地帮会中人结交。又在绍兴成立了大通学校，作为联络帮会的重要据点，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
革命党人秋瑾也在联络会党方面也非常出色。秋瑾（1875—1907）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祖籍山阴，今绍兴）。她不顾家庭和丈夫的反对，自筹旅费只身赴日本留学，在横滨参加了革命党人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纸扇”（军师），并结识了陶成章等浙籍革命党人，后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联系帮会首领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又与蒋乐山、沈鹿珊、张恭、周华昌等组织浙江帮会举行武装起义。1907年3月，秋瑾亲历金华、处州两次联络帮会，并函召各处的帮会分子来绍兴大通学校，学习兵操。又邀请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帮会首领来到大通学堂，商讨在各地起义的具体步骤，议定由金华帮会首先起义，处州帮会响应，将清军诱至杭州，再由绍兴帮会直攻杭州，与徐锡麟会合。秋瑾运动帮会先后在金华、嵊县、武义等地举行了起义。
2。两湖
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哥老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哥老会及其分支江湖会，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联络下，逐步在组织上联合为“岳麓山”和共进会。
（1）维新派激进分子对哥老会的联络与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荩等人，认识到“变之自上”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走“变之自下”的道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虽然认识到武装造反的重要性，却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于是开始联络哥老会。为此，他们按照哥老会结盟拜会的方式“开堂放票”，开设“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组织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会，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称作富有山、树义堂、万国香、天下水，内口号为“日新其德”，外口号为“业精于勤”，并有一首诗：“万象阴霾打不开，红阳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也仿照哥老会设有内、外八堂。康有为是“正龙头”，梁启超是“副龙头”。在富有山堂的13个正龙头中，有11人是帮会的大头目。然而，自立会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认为清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对“低首腥膻，自干奴隶”，却又囿于“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窠臼。为了发动起义，唐才常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为基础组成了“自立军”，拥有十万之众。但是，由于康、梁从国外的汇款迟迟未到，起义行动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军未能互通信息，难以统一行动。秦力山在安徽大通发动的起义，很快失败。唐才常与林圭计划在武汉的起义也随之流产，唐才常、林圭等20余名被捕遇害，骨干百余人遇难。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6）
（2）革命派对湖南帮会的联络和湘赣萍浏醴起义
革命党人毕永年早年即从事联络帮会的工作，并且投身哥老会中，被封为“龙头”。他曾在香港召开兴中会、三合会与哥老会三方会议，提出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三会的总会长，提议改会名为“兴汉会忠和堂”，并“定纲三则”，以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总会的纲领，促成了兴中会与粤港三合会、两湖哥老会的合作。后因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毕永年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兴汉会也随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际，长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造成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萍浏醴地区的饥民便大量加入哥老会的分支洪江会。是年七月，蔡绍南、魏宗铨与龚春台等在萍乡县的慧历寺开会，商讨武装起义事宜。后来起义计划被官府探知，设在慧历寺的总部也遭查抄，洪江会的激进派廖叔宝遂率领两三千人宣布起义。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只好在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决定投入起义。起义失败后，大量帮会首领被杀，被害群众多达万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会的发祥地。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在晚清时期，又有江湖会、孝义会、洪江会、红帮等分支别名。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损失。
（1）同盟会对哥老会的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籍的革命党人熊克武等根据同盟会总会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帮会的力量很大，是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由于四川哥老会的许多著名首领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而革命党人在联络帮会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张树三、李绍伊、张百祥等，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革命的领导或骨干。
（2）哥老会参加辛亥前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由同盟会策划，以袍哥群众为基本力量，由于起义大多采取突袭式的军事冒险行动，往往旋起旋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开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泸州乃是川南重镇，这里帮会势力强大，驻扎在该处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皆与哥老会相通气，可以作为起义的内应。革命党人佘竞成首先联络了江安巡防营的哨官（相当于连长）杨安帮和川滇黔边区的帮会首领刘天成及所部的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袭击县城，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泸州。泸州城内有佘竞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为内应，并有同盟会员谢奉琦、席成之、杨兆蓉率领革命党人与之策应。但是，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生了炸药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帮会分子入城后，使城内突然增加了几千人，他们又说话随便，民间一时盛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使当局加强了防范。知州杨兆龙下令紧闭城门，断绝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义军又无法与城内取得联络，起义遂没成功。
泸州起义夭折后，革命党人纷纷潜至成都，欲乘农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后诞辰全省高级官员聚集举行庆祝之机，占领省城成都，再号召各府州县响应。当时，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并准备了周密的起义计划，约定起义时派人在四门放火为号，将全城主要官员一网打尽。届期因当局临时改变了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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