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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就是从抢劫烟土到组建“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组建，实际上是帮会和烟帮争夺上海鸦片的贩运权而被迫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是青帮三大亨集团形成和上海青帮向黑社会蜕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宣统元年（1909），清朝当局与英、法两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禁烟条约，上海的英、法租界当局宣布在租界内实施禁烟。这实际上乃是个大骗局，表面上关闭了一些烟馆，但是又成立了“洋药公司”，使得鸦片的经营合法化、垄断化，租界当局从“洋药”即鸦片的税收中获得巨大利益。原来的烟馆名义上关闭，实际上仍在暗中继续出售鸦片。这样，在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走私活动仍异常活跃，为了获得暴利，烟贩们冒险贩运、倒卖烟土，并且发展成许多贩卖外国烟土的大烟商，如郭子彬经营的“郭鸿泰土行”、郑四太爷经营的“郑洽记土行”等。这些大烟土商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英租界）境内，形成著名的“潮州烟帮”和“大浦烟帮”。

由于贩卖烟土可以获得高达3倍至4倍的暴利，所以，受到帮会分子的觊觎，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黄金荣于是和妻子林桂生商量，用抢劫的办法获得烟土。他派手下的徒弟们，在租界的交界处进行抢劫，然后逃入法租界，英国巡捕和华捕都不能进入法租界，被抢者因为是非法经营，也不敢在英租界报案。

抢劫的手法，第一种是所谓“抄把子”，也就是警匪合作，警察、巡捕以查抄烟土为名，搜查烟商的烟土，将部分上缴，其余部分私吞。有一次黄金荣侦察到江苏一位米商购买到10包烟土，准备从徐家汇返回家乡，于是派徐福生和一名华捕到徐家汇路上等候。当该商人到达后，二人立即从行李内搜出10包烟土，便要以走私烟土的罪名将他拘捕。商人十分害怕，慌忙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们，并连连求饶，徐福生等人私分了钱，把8包烟土送到黄金荣家，其余两包交给巡捕房。第二种是所谓“硬爬”，也就是拦路抢劫。他们事先在烟商经过的地方埋伏若干人，待其到达时，突然前去抢劫烟商携带的烟土。当时，有个名叫蔡乃煌的禁烟员，和广东、江西、江苏等地的烟商勾结在一起，以调查、转运为名，频繁地从各地往上海私运鸦片，以获取暴利。黄金荣查出此线索，便派遣他的弟子，拦路抢劫他们的烟土，或软硬兼施，迫使他们上当，使得蔡乃煌和烟贩们获得的暴利，相当一部分落入了黄金荣的手中。

杜月笙在投入黄门之后，最初就是带领十六铺和南市的流氓们进行抢劫烟客的勾当。杜月笙看到华界里那些有钱的烟客，每天都到法租界来购买烟土，于是就指挥他的弟兄们在两地的交界处等候，当烟客购买烟土后从法租界出来进入华界时，立即上前抢劫，然后又迅速跑回法租界。被抢烟客既不敢向华界警方报案，也不敢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只能自认倒霉。第三种是所谓“套箱”。鉴于贩卖烟土在当时表面上属于违法，所以烟土行一般都把烟土装在煤油桶里伪装起来，抢劫者则乘坐马车，事先准备好木头匣子埋伏在预定地点，待运送烟土的人到达时，抢劫者突然快速上前，用木匣子套住煤油桶，搬上车子快速离去。

黄金荣也往往直接抢劫轮船上的走私鸦片，这就是利用其弟子中在上海码头的所谓“水老虫”。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同时也为了逃避关卡的盘查，必须用小划子把鸦片一箱箱运到陆地。“水老虫”便趁机把小划子弄翻，然后把鸦片捞起抢走。

大量烟土被抢劫，严重影响了租界当局的收入，法租界的巡捕房便让黄金荣设法破案。然而无论是陆上的流氓瘪三，还是那些海上的“水老虫”，都是黄金荣的徒子徒孙，黄金荣只好拖延应付。然而，这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就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商量，成立了“三鑫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对外国走私鸦片的轮船收保险费。凡经过三鑫公司保险后，如果被盗，由公司赔偿。保险费是鸦片价值的10％。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保险费的收据不仅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还有法租界巡捕房的收条。由于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不便公开出面，只充当后台老板，由杜月笙任公司经理，张啸林和范回春任副经理。

三鑫公司的运作方式带有典型的黑社会特点。鸦片的押运，是由法租界治安当局以武力进行。黄金荣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并且出动警车巡逻开道，声势浩大，鸦片从起运到入库房，都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公司除了包销法国军队的鸦片外，还包销部分土商的鸦片，然后再由公司把鸦片批发给租界里的烟馆经销。公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向各个烟馆收取烟枪执照费，发现有隐瞒者，则进行罚款，甚至吊销执照。

1923年，三鑫公司达到了鼎盛时期。《字林西报》报道说：“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二十五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以黄金荣为首的三鑫公司从鸦片的提运中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好处，而且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勾结在一起，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黄金荣曾三次被法国东亚全权大使、安南总督褒奖头等和二等金银质宝星。同时也被北洋军阀引为知己，被聘为咨议、顾问，黄金荣曾被黎元洪授予陆军上校侍从武官军衔，被淞沪护军使衙门聘为上校督察。如此，黄金荣既是黑社会老大，又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一身而兼二职！

大亨们还从事其他黑色事业。

除了走私鸦片外，青帮大亨们还经营其他黑色事业，主要有开设赌场、妓院，经营戏院、浴池等。

（2）开办赌场

经营赌场同样可以获得暴利，所以是中外黑社会经营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黄金荣、杜月笙等自然要涉足其间。

黄、杜最初是为了合伙诈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钱财而参与赌博的。他们陪同袁克文玩麻将，开始时总是让袁克文赢钱，使得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最后把从北京带来的几十万银钞输得精光。这也使黄、杜逐渐对赌博发生了兴趣，而且发现赌博是个发财的好办法。他们本人虽然并不精于此道，但他们的门徒当中却不乏个中高手。

1920年前后，有一天黄金荣在同几个徒弟一起玩麻将，正在兴头上，他提出开设几家赌馆赚钱的主意，立即得到几个徒弟的赞成。其中有个名叫王茂廷的，还介绍了国外开设赌台和“轮盘”的内幕。黄的另一门徒马祥生出身赌博世家，精通赌道，对黄金荣讲了一大套赌博的奥秘，还介绍了如何做赌具和在骰子内灌铅等，使师父大为高兴，当即拍板，让马祥生前去筹备，多开几家赌场。马祥生利用黄金荣的招牌和租界巡捕房的权势，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开始“营业”。他们不仅购置了中国传统的麻将等赌具，而且从国外引进了新颖的“轮盘”，由于赌法新颖别致，很受赌徒门的欢迎。为了欺骗一般赌客，他们还在赌具上做手脚，安装绝密的机关，使庄家赢得更加容易。至于赌场的安全问题，则由帮会弟兄们分头负责，必要时则请巡捕房出面干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先后在英、法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开设了四五家大型赌场。他们还学习欧洲摩纳哥的经验，融吃喝嫖赌为一体。赌场门口戒备森严，有几名彪形大汉把门。楼内每一层都有两三个流氓，配备有匕首、短棍和手枪，不停地巡逻。每一层还都开有单间客房，供嫖客、妓女和烟客们使用。

后来，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又花每月4000两白银的租金，在福煦路（今延安路）181号开设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赌场——上海高级俱乐部。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廷荪、顾嘉棠、王茂廷、马再度等担任董事。赌场设在一座三层英国式的洋房里，周围是占地60亩的花园，双扇铁门，汽车可以直接出入。进门处是一座有亭台楼阁的大花园，中间是一片碧绿的草坪，四季常青。坪后面建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洋房，一楼是赌场，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仅36门的轮盘赌台就有8张，环绕中间大厅的四周，有数不清的大小赌室，设有牌九、麻将等赌具。三楼是赌客休息之所，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和各种名点以及上等鸦片，还可以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由于赌具中使用的骰子被灌了铅，轮盘下面安放了吸铁石，所以，赌客几乎没有赢钱的可能。偶尔赢了钱，出门后也会被跟踪，用各种办法把钱抢回。甚至派巡捕把赢钱的赌客押往法租界的巡捕房，缴纳罚款才能保释。

在杨威所写的《杜月笙外传》里，对该赌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三层大洋房，这里是洞庭山席姓的产业，他们以4000两银子一月的高价租赁下来。楼下楼上放着8张36门轮盘赌台，其他摇摊押宝、牌九、骰子，色色俱备。三层是属吞云吐雾之所，摆上几张烟榻，供设着晶莹灯火，福寿青膏。来往伺候的全是花貌娇娘，打火装烟，奉巾献茗，百依百顺地随人呼唤。厨房里夜以继日地准备着中西菜式，苏扬美点，以及洋酒咖啡，任由赌客随意取用，不费分文。赌客们自下午三四点钟起陆续上场，入夜以后，男的女的，纷至沓来，更是门庭若市。其中豪赌自是欢迎，小试亦无不可。先将现款换成筹码，再由你喝雉呼卢。赢了红运当头，尽可拍拍屁股走路。输了是自寻烦恼，跳黄浦江也不还钱。赌饿了，只消一声吩咐，自会一盘一盘的食品端到跟前。赌倦了，跑上三楼，横陈下来，自会一个一个地送到嘴里。在腹饱神旺以后，便又像飞蛾扑火般，赶到赌台落注。如此这般，在几个回合里，包管你祖宗三代都不认识。这真是一片快活林，也就是变相的活地狱。

范绍增回忆说：

他（指杜月笙——引者）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的大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根苗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

（3）开设妓院

在旧上海，经营娼妓业也是黑社会的重要财源，黄金荣等人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自然不会放过妓院这个赚钱的行当。上海滩的妓院称为“堂子”。法租界效仿法国的法律，允许在租界里开设妓院，然后向妓院老板收税，称为“花捐”。黄金荣不仅承包了法租界的全部花捐，而且让徒弟们也去开设“堂子”，使自己成为这些妓院的总老板。另一方面，他又让巡捕房的徒弟对其他堂子加以管理和控制，进行敲诈勒索，对于不如意的，则让徒弟们去打砸。在租界巡捕房里设立“正俗股”，专门负责对妓院的控制和管理，黄金荣因为承包了花捐，就能代表“正俗股”行使权力，征收花捐。同时，他又能以巡捕房督察长的名义，调动华捕，对各个堂子进行检查和罚款。他的众多徒弟，则在各处配合，打着黄金荣的旗号，对堂子进行敲诈勒索。各堂子因为害怕黄金荣的权势，则不敢对他们有所得罪。不仅要如数上缴花捐，而且时常用金钱去“孝敬”黄金荣和他的徒弟们。黄金荣还利用所开的“大世界”，作为娼妓公开的活动场所。他的门徒丁永昌管理的大世界，还高价雇用舞女和妓女，上演所谓“裸体歌舞”招徕嫖客。

（4）经营娱乐行业，开设戏院和浴池

黄金荣先开了“共舞台”，也就是男女演员共同在舞台上表演，有别于以往只能由男演员或女演员在舞台上分别扮演男女角色的传统。以后又陆续开办了“大舞台”、“黄金大戏院”、“金荣大戏院”以及“大世界”等娱乐场所。由于他在戏剧、娱乐业的势力最大，无人能够与他抗衡，因此，娱乐界的人要想在上海滩立足，只好投在他的门下。他开设的戏院，不仅在规模上最大，而且增设了包厢，并从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邀请来众多的名角，来戏院献艺。他们演出的戏目新颖，在上海戏迷中受到欢迎。而且，对于名角和新上演的戏目，新闻界也以醒目的大标题大肆吹捧，结果总是场场爆满，票房收入越来越高。他还派得力的弟子、巡捕和华探，日夜在共舞台巡逻，防止其他流氓捣乱。

开浴池业是个赚钱的行当，黄金荣在上海开设了两三家浴池，既有共享的大浴池，也有单间的小浴池。服务项目有搓背、修脚、按摩等，不仅供应洗浴用品，而且还有茶点水果。黄金荣本人也经常到浴池去洗澡，〖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同时在此与门徒商讨或处理一些重大事情。他最满意的是其得意门生金廷荪开设的“逍遥池”，经常来这里洗浴和处理事情，他与徒弟争夺黄楚九的“大世界”的阴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

（5）恶霸行业

三大亨作为黑社会头子，还让其徒子徒孙经营各种罪恶行业。

首先是贩卖人口。他们把贩卖女孩称作“摘桑叶”，贩卖男孩称作“搬石头”，贩卖成年妇女叫做“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国叫做“贩猪仔”。干这种罪恶勾当，一般都有后台。如法租界贩卖人口的总头目，就是租界巡捕房的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他是杜月笙的徒弟，后台是法租界的刑事科科长、法国人范浪打（Volenti）。英租界贩卖人口的后台是龙阿根，他是老闸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身在青、红两帮。贩卖人口的活动，由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具体操作。他们一般从苏北农村将妇女诱骗到上海，然后卖与妓院，甚至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贩卖男孩者的后台是虹口巡捕房的刑事股探长尚武，他利用广东和东南亚一带华侨富商历来有购买男孩做“养子”，（实际上是家内奴隶）的传统，与潮州帮相勾结，将拐骗到的男孩卖到广东或华侨中的富商做“养子”。贩卖华工的是名叫陈鹤鸣的浙江温州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神通广大，竟然与浙江青田县政府、上海市警察总局的护照股以及葡萄牙、法国的人口贩子相勾结，以旅游、找工作等作为诱饵，诱骗浙江青田的男女青年出国。男青年被迫用青田石雕刻石像，女青年则被迫从事色情行业，以从中牟取暴利。

其次是走私。走私是中外黑社会从事的主要黑色事业之一，上海黑社会也精于此道。他们的走私活动，一般是与洋人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黄金荣的徒弟吴志龙就是专门干走私勾当的行家。他利用与外国走私贩的关系，进行走私活动。外国轮船常常把一些走私货物，放在船上等待偷运，如果遇到险情，则将走私货物抛入江里，然后由“潜水鬼”趁夜色朦胧时，将其捞走。这些“潜水鬼”的组织庞大，多由帮会控制，吴志龙同他们关系密切。

3。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不满足于作为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也就是从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

（1）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娼的流氓形象，并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向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支持，杜月笙不曾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