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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300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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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里抢得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等火车司机发现，早已刹车不及，导致车头及三等客车车厢出轨，后面的头、二等客车及卧铺尚安然无恙。列车停下后，早已预伏在铁道两旁的匪徒们，便飞快地爬上列车破窗而入，在列车上伪装成旅客的匪徒，在内接应，整个劫持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
被劫持的姚主教，去天津以传教为掩护，实际上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由于姚主教负有特殊使命，法国领事不惜用重金赎回人质，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巡捕房出动了所有人员，四处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姚主教下落者，赏银洋3000元，有能救出姚主教者，赏银洋1万元。黄金荣认为此案虽然难破，却也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接受了破案任务。
恰好，这时有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出差的军官韩荣浦，他是临城人，又是军阀吴佩孚的副官。他从山东临城来到上海买东西，在车站附近丢失了100元钱，只好来到法租界，到巡捕房找一个姓隋的同乡，请他帮忙。姓隋的巡捕帮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同黄金荣认识。黄金荣听说他是从山东临城来的，便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和法国神甫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听说后大为高兴，便立即付给他150元，让他回到临城去仔细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一旦打听到确切消息，赶快到上海报信，再给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成功，还另有重赏。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很快就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立即重返上海，与黄金荣联络。黄金荣便先从巡捕房预支2000元，其中500元给予韩荣浦，1000元让韩去收买看守姚主教的人员，并答应在事成之后再付2000元，让看守人员逃往外地。他让巡捕房的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个便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营救。一切都安排好后，黄金荣便带领十几个便衣巡捕，从上海乘火车来到临城。他们只花费了几千元便买通了看守人员，趁夜晚把姚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这一事件使黄金荣的名声大振，不仅得到1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60岁退休。
上述情况是黄金荣管家程锡文所述，而且是黄金荣在烟榻上对他讲的，当属可信。不过，程锡文把抢劫者说成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所为，显系错误。
黄金荣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最初却并未正式加入青帮，更没有拜过“老头子”。他为了在上海滩进一步扩展权势，利用帮会这个工具，就需要广招门徒。但是，按照青帮的规矩，凡没有正式加入青帮者被称为“空子”，不得开堂收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众人的劝说下，黄金荣拜了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张镜湖（张仁奎）为老头子，于是成了青帮的“通”字辈。上海正宗的青帮分子们，虽然明知黄金荣是“空子”，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也不规范，他甚至自称“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横。但是，鉴于他在上海滩拥有的强大势力，也就只好默认，无法同他较真。黄金荣为了扩大势力，招收徒弟多多益善，只要愿意充当他的徒弟，写上一张帖子，上写“拜黄金荣为老师”，下写“门生某某敬拜”即可。只要肯送礼，他就来者不拒。在升任法租界督察长以后，他一次就收了两三百个徒弟，这些徒弟大多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或小头目。有些演艺界的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被迫拜他为师。黄金荣的弟子当中，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各色人物一应俱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的人员：
如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乔松生、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张荣（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流氓、把头：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朱顺林（赌场老板）、刘怡章（烟土贩子）、姚松如、颜伯颍（饭店老板）、唐嘉鹏、“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孟禄久、娄炳章（星相把头）。
工商界的“生意白相人”：
郑仁业（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文化、新闻及医药界：
吴玉荪（弹词艺人）、王振川（西医内外科）、平襟亚（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任衿苹、杭石君（报社编辑）。
在黄门弟子中，以顾竹轩最为典型。他原为人力车夫，后来在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赃款，开设了一家人力车行，把车出租给贫苦的人力车夫，他作为巡捕，自然不怕工人欠租。而且他向站岗的巡捕打招呼，凡是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可宽容放过。后来看到车行生意大好，就干脆辞去巡捕职务，扩大车行生意，以后又开设“天蟾舞台”，成为黄门的台柱子之一。
黄金荣第一次开香堂收徒弟是在190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也就是黄金荣33岁生日那天，这次一共收徒99名。按照青帮的规矩，开香堂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凡属收徒者同辈（同参）都要到会祝贺，表示对收徒者的认可。可是，黄金荣本来就不是青帮中人，虽然临时才拜了张仁奎为老头子，可是并没有同参兄弟，只得邀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一些青帮头子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人，以及巡捕房的头目，前来凑热闹。黄金荣开香堂的仪式，既不像青帮，也不像洪门，可谓不伦不类。可是，黄金荣自恃势力强大，青帮中人也就只好认可。而且一些真正青帮通字辈的人，如黄振世、顾竹轩、卢英等还拜他为老师。按照青帮的规矩，拜同参兄弟为师，是违反帮规的。另外，还有些正式进过青帮的人，如贞英、董明德、何国梁等30多人，联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设香堂，接收徒弟。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又拜黄金荣为师，这在青帮中称为“爬香头”，也违反了十大帮规。可是，因为接收徒弟可以得到大量金钱，他也就不顾这些帮规，也无人敢过问！
黄金荣还广交名流，攀附权贵，拉拢政客。黄金荣虽然有了法租界督察长的地位，也成了青帮三大亨之一，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攀附权贵，拉拢社会名流和官僚政客，以抬高其社会地位。
他首先结交了孙中山先生。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1918年，广东政学界和桂系军阀串通一气，在广州非常国会上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用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有一批革命者也跟随他来到上海。黄金荣的徒弟徐福生在跟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时，认识了一些广东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那些革命者。孙中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荣的弟子，也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者的活动。于是题写了一个扇面，请他去约见黄金荣。徐福生拿着扇面去见黄金荣，向他说明孙中山是个极有声望的革命家，希望来拜访他。黄金荣一向喜欢结交名流，于是高兴地答应，并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当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黄府时，黄金荣热情地邀请孙中山到楼上的会客室叙谈。孙中山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称赞他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向他表示：今后我的朋友和同志到上海，请你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他，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民生凋敝，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之间的战争，而革命需要有人参加并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希望黄金荣能够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接到来信，就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并通知虞洽卿也拿出一笔钱。日后，黄金荣曾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
黄金荣结交最多的还是军阀和官僚，这就使他有了保护伞。
他先结交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又进而勾结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与他们一同贩卖鸦片。黄金荣之所以名声大噪，还由于他同蒋介石（时名蒋志清）有着不寻常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担任第五团中校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加入讨袁军，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失败后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只好逃到上海避难。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后，蒋介石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蒋在上海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微薄。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信交风潮”，蒋本人负债数千元，处境艰难，在被讨债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可是又缺少盘费，于是去找担任上海商会会长的同乡虞洽卿，虞洽卿便介绍他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为此，虞洽卿专门来到八仙桥黄金荣的府上，向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说明蒋介石准备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前途未可限量，希望黄金荣收蒋介石为门徒。黄金荣则因为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地位高，又想在蒋介石身上赌一把，便立即答应下来。蒋介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人。黄金荣收徒弟时，投拜者需要送贽敬钱，还要填写门生帖子，并且要举行正式的收徒仪式。而虞洽卿并不熟悉黄金荣收徒弟的这套规矩，当他带领蒋介石拜见黄金荣时，只携带了一张红帖子，内写：“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因为黄金荣事先已经了解蒋介石的情况，知道他将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了讨好虞洽卿，不仅对此不加计较，反而赠送给蒋介石200元大洋，帮助他去广州。事后，还由虞洽卿和黄金荣出面，将蒋介石的债主请到酒店，指着蒋介石说：“如今我已经收志清为徒弟，以后有得罪的地方，请诸位多多包涵！志清如真的欠哪位的债，请来找我要！”虞洽卿接着说：“一点点事体，就不用提了，我看卖个面子就算了”，于是替蒋介石了结了那些债务。
蒋介石到达广州后，做了孙中山的侍从武官，不久，被派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1923年，蒋介石又跟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先后担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和行营参谋长。1925年担任东征陈炯明的总指挥，1926年7月，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
在北伐军经过上海时，黄金荣才知道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原来就是当年自己的徒弟蒋志清，颇为得意。这时，虞洽卿等人提醒黄金荣说，如今蒋介石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出过去曾经拜过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定会使他感到没有面子，不如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并把门生帖子亲自送还给蒋，一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觉得有道理，就决定如此处理。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由虞洽卿陪同去黄金荣家探望。此举令黄金荣受宠若惊，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介石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虞老送还！”蒋介石则谦逊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只金怀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从此，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正因为黄金荣在法租界有了如此业绩，加上结识了众多名人，所以，租界的法国人便需要利用他。黄金荣虽然担任法租界的华捕头目，却可以不必上班，不需穿号衣（制服），尽管经常捉小偷、强盗，逮捕各种犯人，却从来不用携带手枪、警棍、手铐。别的探目、警长需要在马路上巡逻、站岗，而他却在家里优哉游哉。早晨起床很晚，吃过午饭，便同几位赌友，一连三四个钟头玩“铜旗”（一种赌具）。其实，他采取的是“有事便管，无事不问”的全天候办公方法，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里办公。无论吃饭、玩铜旗、洗澡甚至睡觉时，只要巡捕房有人来了，俯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报告出了啥事，他只需在报告者耳边简单吩咐几句，报告者连连点头应诺，旋即离去，黄金荣照旧吃、喝、玩、乐。黄金荣之所以能够如此，原来他在家里供养着十几个人，一旦有事，这些人便帮他侦查、抓人、办交涉，他只要动动嘴皮，吩咐几句，便可以了结！更主要是他在外面有着极为广泛的人际关系，从达官显要到小偷乞丐、三教九流，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他的朋友和门生，遇事可以帮忙，甚至出钱出力，替他冒险卖命。而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则来自于鸦片。
192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年满60岁，为了给他祝寿，黄公馆上上下下30余人在寡媳李志清的指挥下，忙碌起来。大堂中放置了巨大的寿字，黄金荣还特地让仆人把他历年来得到的委任状、奖状和勋章、奖章展示出来，大肆炫耀。当天不仅为来宾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还安排了四五桌麻将牌，供嗜赌者消遣。弟子们知道他十分爱钱，因此尽量奉献钱钞，少则上百，多则上千，一天下来，黄府收入的钱财多得惊人！黄金荣发现庆祝生日原来可以敛取大量钱财，于是此后每年生日那天，均要举行寿礼，借以敛钱。
按照法租界当局的规定，在租界里服务最高年龄是60岁，任何人只要年龄一到，就必须退休。所以，60大寿过后，黄金荣便向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提出辞职，并推荐弟子金九龄和程子卿作为督察长和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以便在自己退休后继续掌控巡捕房。可是，乔辨士仅仅接受了黄金荣的退休要求，并未接受黄推荐的人选，而是委任一向同黄金荣不对付的沈德福来继任督察长，以免黄金荣的势力过大。黄金荣却不甘心，设法把沈德福拉下马。他先让自己在巡捕房的弟子为沈德福破案制造障碍，然后到苏州设法救出关在监狱里的著名飞贼——水上飞。水上飞原名胡老七，太湖边上洞庭东山人，自幼练就一身轻功，擅长飞檐走壁，驾起小舢板在水上行进如飞，江湖上人称“水上飞”。黄金荣利用“水上飞”的盗窃功夫，先后作案多起，特别是偷窃了法国驻上海领事夫人的宠物猫，又盗窃了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珍藏的拿破仑金币及钻戒，而沈德福却面对窃案束手无策。黄金荣又派人从沈德福家中偷出几箱鸦片，破案后，水上飞供出从沈德福家中偷窃鸦片一事，经警方到现场勘查，证实鸦片确实系从沈德福家中所偷，至此，乔辨士只好撤掉沈德福巡捕房督察长的职务，而由黄金荣的心腹弟子金九龄继任，他的另一亲信弟子程子卿也当上了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事后，法租界当局感到租界的治安，必须依靠黄金荣，为此，法国驻上海领事杜来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不得不亲自造访黄府，邀请黄金荣担任法租界治安的特别顾问。这样，黄金荣退休后，仍然控制着租界的巡捕房！
2。杜月笙：泥鳅修成龙
钞票再多只不过是金山银山，人情用起来好比天地；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这是杜月笙常说的。
杜月笙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因此父亲为他取名“月生”，意为月半而生。以后发迹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泥鳅修成了龙”。章太炎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中“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而把“月生”改为“月笙”，并为他取字为“镛”。
杜月笙祖籍浙江海宁，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高桥镇，幼年家贫，父亲杜文庆曾在茶馆当过“茶博士”，码头上干过“扦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时常帮人浆洗衣物，赚几枚铜钱，贴补家用。杜月笙出生时，杜文庆正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借以维持生计。1889年夏秋之际，上海地区阴雨连绵，加之霍乱流行，稻米、棉花大量烂在田里，贫苦人家无不陷于饥饿之中。朱氏遭此灾祸，无异于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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