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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之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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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的原因。
欲以小说启民智
中国学者心目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为君主王侯服务的学术，而小说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内容之一。一个是官方的、正统的，一个是民间的、非正统的。从语言上也形成泾渭分野，一个是书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为可信、可传承，这就衍生出文字学和考据的功夫；另一个则是口头语言，虽便于传播，但与学术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救亡”成为时代第一大主题。然而怎么“救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解决“救亡”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人们开始由“救亡”转向“启蒙”，但是启蒙运动开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间发挥了作用，在民众中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
鲁迅参与启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重点是对民众的启蒙，为此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民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小说。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的性格、情感、思维方法、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鲁迅是一个顽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
8岁那年，父亲与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鲁迅在旁边观看，一位伯伯问他：“你希望谁赢啊？”言下之意，8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亲疏之别，希望自己的父亲赢。谁知鲁迅答道：“愿大家均赢。”其善良之心使长辈们为之动容。
但到13岁那年，“天就塌下来了”。鲁迅的祖父因为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而下了监牢，被判“斩监候”。第二年，父亲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鲁迅的内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亲去世，周家落入困顿。父亲的死，让鲁迅有了学医的念想，当然也与他发现日本通过发展医学变得强大有关。但后来，一次观影经历让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
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环境进行反击的机会了。他迅猛地写出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时翻译了俄国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截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为此他一度参加暗杀团。一次，上级派他回国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一再犹豫之下他拒绝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后母亲将无人赡养”。这颇不像一个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气，也说明了他不可能走向这条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专心搞文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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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死”
鲁迅晚年，已经处于以彻夜创作为“速死”的战斗的精神境界中。他“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一个都不宽恕”，包括死亡。
此时的鲁迅，已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虚无的泥潭，对启蒙产生怀疑，但又不愿走向天国，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很是失望，认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鲁迅去世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孤身战斗，这战斗实际上是对虚无的逃避。特别是蛰居上海租界之后，他用于逃避虚无的方式极端到了“速死”式的“战斗”：熬夜录碑，纵酒无度，还有那鲁迅式的“拼命的做”。
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鲁迅经常夜间只和衣睡两三个小时，拼命写作。这不仅是在压制内心的虚无与苦痛，更是在践行“速死”之道。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1913年因参加讨袁在北京被捕，曾手书“速死”二字以示心迹。辜鸿铭在去世前一年（1927年）也曾“日惟祈求速死”。大约都是极端绝望的表示。不同的是，鲁迅的“速死”是绝望，更是绝望中的战斗。
在“速死”中，鲁迅进入到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初，他的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10月份，他的病体似乎好一些了，体重也增加了。
17日下午，顶着大风，鲁迅去了《鲁迅杂感选集》的日文译者鹿地亘家，帮助解决几个翻译的问题。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
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赶紧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
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
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
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日凌晨4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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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轶事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
《呐喊》出版之后，有人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名家评价
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傅斯年
1940年3月5日，这一天，蔡元培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通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在香港溘然而逝。
同一天，蒋介石发来唁电。
两天后，毛泽东发来唁电，褒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
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
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走了，走得异常的安静，连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嘱咐我们迄今所知的“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来自于蔡夫人的侄子周峻之口。今天的我们虽可以从各种资料中寻找到举国哀悼的情形，但却无法还原当时国人的悲痛与惋惜之情。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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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蔡元培
蔡元培的地位来自于他的成就，而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作为北大校长而获得的。即使在今天，只要谈起教育改革，言必称蔡。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
历史的重任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
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无意学习，老师无心教学。蔡元培深知，要改变学风，需从整顿教师入手。学生不喜欢听课、不爱好学术，教师自然难辞其咎。蔡先是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之后又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这两人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又相继聘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此外，还有章士钊、李四光、梁漱溟等等。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空的巨星们，齐集北大。
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教员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
“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自幼聪慧，5岁入家塾读书，像他的祖父一样，蔡元培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母亲周氏常常不辞辛劳地陪着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他的六叔铭恩铭恩不仅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使他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在王子庄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蔡跟着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蔡元培说自己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与王推崇宋明理学密切相关。他后来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张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关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明清之际反清志士的熏染不无关系。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最初的兴趣在辞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
20岁那年，蔡元培被介绍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4年。蔡在徐家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还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編修。
26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蔡元培一方面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
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1903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1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3年。3年间，他一共修课37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离不开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究其根源，这一方针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
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
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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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
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
在枯燥、清贫、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渐渐地走到了尽头，这盏光照中国思想界的明灯即将熄灭。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
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又将蔡元培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
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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