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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诂经精舍是一所有着###十年历史的古老书院，乾嘉学派的重镇。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从这些名师处，章太炎的学问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样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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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1）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30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
　　然而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
　　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从此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涯，曾静、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所造成的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在革命上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从他在诂经精舍的两部“涂鸦之作”和后来的政论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根基的扎实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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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2）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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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亡矣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　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刘伯温因为抗元、匡复华夏而为后人所景仰。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
　　张苍水明末起兵抗清，拥鲁王监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官至兵部尚书。抵抗异族斗争长达二十余年，宁死不为清朝子民。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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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轶事
“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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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价
如问中国自新文###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悼鲁迅》
　　

半个国学大师
2006年6月，据说全球有130万的华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结果公布后，立刻引起了一番争论，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鲁迅的入选。争论结果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而告终。不过这妥协、让步是看在“史”和“古”这两个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于“小说”、“文学”、“校勘”、“整理”，反对者骨子里仍然是反对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国学”是以“经”、“史”才变得尊贵，小说之流，即便允许它踏一只脚到“国学门”的门槛里边来，终属末流。所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是极不情愿的。不过，鲁迅却因此在去世70年之后得了一个新称号——“半个国学大师”。
　　笔者在此无意加入这场热闹的辩论，不过由此却对国学根底深厚的鲁迅不研究“经”、“史”而转投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这两个“非正统”领域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国学修养的三个层面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周家的大门上有一块“钦点翰林”的匾额，大长周家在绍兴城中的身份地位。祖父周福清大有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所以，从鲁迅5岁开始，就让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读经。11岁时，又把鲁迅送到绍兴城内的三味书屋跟寿镜吾继续读经，这一读又是5年。鲁迅在读经时期基本读完了《十三经》，包括非常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这可以说是鲁迅国学基础的第一个层面。
　　有学者曾说，鲁迅有“三绝”，指的是鲁迅在创作、翻译和辑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辑佚”是指鲁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版本学的范畴，在清代就叫“辑佚”，是所谓‘汉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验一个学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能力。这是鲁迅国学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国学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佛教的独特研究。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就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1914年是他购买阅读佛书的“疯狂期”。　这种疯狂购买、借阅佛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月，共计购买阅读81部、211册。
　　如此大规模而猛烈地阅读佛书，在同时代学人中非常少见。在中国，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读中，佛教教义中的精髓也渗透到了鲁迅的思想深处。
　　

抛弃“经史”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和“史学”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浅薄的见解是：第一，鲁迅对“经学”中的“经义”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和“历史”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的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的可怕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鲁迅为此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礼教”的恶感大概种因于此。
　　说到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其演变规律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鲁迅则将这个关系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敌入侵之时，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以图自强，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于是潜伏了300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满意识重又抬头。当时的学术界在修订历史时，也设置了“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科目。鲁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间，他东渡日本学习，就曾加入兴复会，并接受过暗杀任务。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认识到民众的愚昧才是症结所在。
　　鲁迅把中国历代学者所阐发的“经义”与中国历史大循环结构，即“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盛世衰败时，社会动荡，人们不是去打破这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为他们制定稳定的奴隶规则。于是新盛世来临时，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