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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之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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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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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他在论及乡村运动时曾经说道：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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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轶事
既无家室，何言回家
1934年，梁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矢志不再娶。没想到1943年，梁从香港避难到桂林时，已经50岁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他偶然遇到了陈淑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据说，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
婚礼上，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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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价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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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 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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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17岁差点投革命军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
钱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试举几例：
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退学后，钱穆转学到南京钟英中学。在钟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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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革命转向“招魂”
钱穆此后革命热情的丧失，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受其长兄影响较大。１９０６年钱父去世，生活来源顿失。时长兄声一１８岁，钱穆１２岁，两个弟弟漱六７岁，起八３岁。孤儿寡母，家徒四壁，仅靠本族怀海义庄的抚恤生活。时上距“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兄长声一急于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根本无暇理会当时的革命风潮。对于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必然隔膜。长兄如父，钱穆的升学、转学、生计、疾病、婚姻、妻与子的丧事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对外界的时事变局亦多听从兄意。
二、钱氏弟子严耕望在《钱穆年谱》中说，“（钱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但这是指钱氏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对待外界时局，钱穆的性格却偏于内向和被动，多动摇，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因此，虽有革命冲动，无人带领便听任自然。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否则可能成为顾颉刚的同学。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国学之魂何时归？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编者注），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钱穆轶事
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当时在退###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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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筵变葬礼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
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
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
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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