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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建国初期曾引以轰动的“潘杨案件”。——这个莫名的“案件”在*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以上文字摘引自法官王文正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编纂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第5页和第11页）但是，鉴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派遣特务的憎恨，也鉴于对新中国建设的寄托和向往，更鉴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深信无疑。大家一股脑儿地参与到帮党整风的运动中来，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去。谁也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地去怀疑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在各级组织的组织领导安排和动员下，大家满怀热情地、善意地、畅所欲言地给各自相关领导提出意见、建议，以至对各自相关的行业、部门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等提出批评和建议。遗憾地是，谁也不会料到，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正在大家热烈讨论发言的时候，突然会议主持人宣布休会。又过了半个月，下次开会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某某、某某的发言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被定为“右派分子”，号召大家批判斗争。参会人虽然惊愕，但相信组织上的定性，于是，帮助党整风的会议变成了反右斗争的誓师大会。对“右派们的言论”不分其对党的好意恶意，不分其对国家有利无利，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加以拒绝，统统加以批判。特别是其中有关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竟也当做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加以摈斥，弃若敝屣，这是十分武断，十分令人寒心的。开始，“右派分子”还是坐在那里接受批判，后来因为其想不通被弄到讲台上，低头站着接受批判。再要想不通，就要“骑马站”、“喷气式”的姿势接受批判了。批斗的目的据说是要其承认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动机是什么？是要触及他的灵魂。许多人想不通，不承认，“不交待”，于是，被宣布定为“极右分子”，送交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审判。有的人实在受不了折磨，用喝药、上吊等手段自杀了，于是被宣布“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变行为”，依然要继续批判……

　　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据说上级给各单位下达了“右派分子定额指标”，于是，按照“上级指示”，依据各单位的自定标准，（注意：一个党的支部书记就可以随意认定某某是“右派分子”！）上报了应摊名额，全国范围内由此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百万人以上，（高级知识分子竟达55万人之多！）数百万人受到牵连。令人困惑的是：

　　——既然号召帮助党整风，因何又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冠以“右派分子”的帽子呢？如此扩大化，对党的执政有好处吗？

　　——被定为“右派分子”甚至“极右分子”中，有许多出身贫苦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的是很早参加革命，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却顽强不屈，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战屡立战功，为共和国的建立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们中有的是学业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战线、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卓有贡献的难得人才；他们中有的是热爱祖国的*人士，对共产党是肝胆相照忠心报国的志士仁人……这些人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些人在党的整风会议上对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批评，甚至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意见和批评，应当认为是对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人民共和国是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大家都想把她建设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提点意见，出点主意有何不可，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呢？而且突然间，同志竟然变成了“阶级敌人”了呢？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不争的史实。更是人们坚信不疑的真理。这些人为什么去反对自己信仰的、领导自己实现建国理想的政党和领袖呢？……

　　——“右派分子”们成了阶级敌人，有的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非人的待遇，不仅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或生命，而且株连了他们的亲人，使他们背上二十余年的“黑锅”。“右派分子亲属”的待遇，不是亲临其境是难以体会那种滋味的。这些人的亲属、子女在当兵、上学、工作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后来——直至*以后——长达二十余年后——1978年12月，这些人获得了*。有的给补发了工资……但是那些屈死的冤魂却永远不能再生。他们在九泉之下是如何感想呢？

　　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令人寒心。但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主席是开国元勋，是共产党的领袖，决不是人们传说的“真龙天子”，如何不珍惜两千多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呢？据江苏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在《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7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代，该年春夏的反右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挫折，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反右斗争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扩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阶级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月）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月（此时反右斗争已到后期），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了八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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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整整2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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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权代法之势已无法阻挡。

　　反右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论通过）部署下进行的。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无限期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重大决策，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东和*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于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和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许本人做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成为虐政，并不为过。

　　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剥夺，也是对神圣宪法的无理践踏。

　　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致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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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任何一位关心党和国家前途的国家公民，有谁会不对那段惨痛的历史感到迷茫、困惑和伤心！从那时起，开门整风、探索*新路的良好愿望嘎然而止，党的*集中制变成了封建专制。以权代法、以言定罪、大兴文字狱之风横行无忌，不可收拾。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成了宗派斗争的重要手段，各种政治帽子满天飞，从中央到地方，害人无数。造成“要不就保持沉默，要不就假话连篇”。风气、环境迫使人们说假话，因为有“右派”的教训在先，以此为鉴，无论是干部、党员或群众，谁还敢说真话。于是，吹牛拍马、阿谀奉迎之风盛行，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你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游刃有余，你就得学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上司面前投其所好，唯唯诺诺，就必须有讲假话的真功夫——把假话讲得比真话还真。”在那个时段，在同一片土地上，讲假话成为时尚，成习成性。以致恶性发展到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假大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那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小麦竟可以亩产18000斤，地瓜竟可以亩产20000斤！……而且在机关报上给予登载，以示肯定、支持和表彰。明知这是达不到的，但各级政府不敢有任何人出来否定或说一句怀疑的话。完粮纳税依然按照上报数字征收。造成许多社队社员没有了口粮，没有了种子，没有了饲料。不仅牲畜消瘦、饿死，农民因饥饿而死的难以计数。仅安徽省外流、饿死的人数超过一千万人……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上初中三年级，虽然是毕业班，但也是毫无例外的参加支持农业的运动。学校基本停课，各个班级按照公社党委的分配，到生产队帮助收种。两个月的时间，学校上了16天课。全部吃住在基层社队。很快就毕业考试了，许多课程尚未深入学习，老师和学生们都有意见。可是校领导无奈地多次解释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公社党委一再强调现在是大跃进年代，什么都得让路，一切以大炼钢铁为核心。领导上还要学校砌两个小高炉炼钢，是文教局不同意，好不容易才推掉的。劳动力都去大炼钢铁了，我们就帮助队里干些农活，不能也不好意思再提上课的事了。……”

　　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左倾思想指导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毛泽东更改了党中央决定了的工作重心，变经济建设为重心为“阶级斗争为重心”，从而使全党全国掀起了抓阶级斗争的高潮，人人自危，经济建设陷入低谷……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在其著作的《变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赶英超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似乎粮食多的无处放；钢、铁、煤炭等重要工业产品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饿，解决了温饱，且大大地有了富裕，这是一种怎样让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啊！

　　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1958年初还说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不久，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仿佛中国的经济正在火箭式飞升！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又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结果，反而变得严峻起来，或者说来了个南辕北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曾几何时还在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人们的吃饭、穿衣、生产却发生了严重困难。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干部群众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的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它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惩罚是毫不留情乃至十分残酷的。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也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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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