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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困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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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子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天,倒是像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仰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接连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
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他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他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柴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吧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柴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有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部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里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她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改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都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她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说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兴奋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嘛?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进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她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么?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的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的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他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握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的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反右斗争之四
……
……
掩卷长思,思绪有些紊乱。一九五七年,虽然国家连续遭受了几十年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民经济总值几乎是直线上升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成功的政党。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威望很高,人们不仅把他视为自己的英明领袖,而且把他比作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帝”(中国在刚刚摆脱封建皇帝制统治几乎同时即陷入了战乱中——连续遭到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党同伐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十多年战争的损害,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国家主席就是“皇帝”。)因此,《东方红》唱响了全中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外交等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党派支持、信赖共产党,举国上下信赖、歌颂共产党。特别对毛泽东主席,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共产党的化身、共产党的灵魂,有些人把他比作神,是菩萨,不,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四分五裂的华夏人民,出现了空前的统一,空前的团结!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正如《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执政过程中感到:“党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开门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新路’。”人们都以为这是执政党谦虚谨慎、集思广益的明智之举,是又一个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战略措施。大家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双百”运动中去。尽管一九五五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杨案件”惊天动地、震惊中外,余恐未尽——(该案是建国以来惊天大案——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扑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___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扑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3人,他们是胡风、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另一起是同时发生在北京的“潘杨案件”——1955年4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驻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潘汉年拿起电话。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侯,,请你赶快下来一下。”在党的会议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根据*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便衣们立刻给这位*八大的代表戴上了铮亮的手铐。——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传奇色彩地失踪了。——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少妇。丈夫的突然失踪使她如五雷轰顶,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工作的“大小姐”,便为潘汉年的事情四处奔波。谁知不久,她就被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扑”。——在潘汉年被扑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扑,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扑的潘汉年一同关押。——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以轰动的“潘杨案件”。——这个莫名的“案件”在*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但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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