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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困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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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有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它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的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了。超长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每斤十六两制）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天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排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国庆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有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在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偶尔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后来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来到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的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椒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要吃点辣椒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没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嘛，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我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厂撤消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就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券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给我捎点吃的东西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几天来，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眩晕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就瞌睡到那个样子？眩晕，那是眩晕，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他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几天早晨起床，眩晕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喽，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的很大，近来又抬出去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一片很大的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里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来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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