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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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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多尔科夫斯基受到7项刑事指控，主要都是司空见惯的刑事罪：侵吞国有及个人委托给他的财产；逃税（作为自然人及法人）；诈骗及伪造文件；滥用信任及不履行法庭的决议。这些起诉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注有“数额巨大”，甚至“数额特别巨大”的字样。
临近选举（19）
《资料》是从霍多尔科夫斯基在1994年就实施很多所谓违法犯罪行为的叙述开始的。在这一长达50页的文件的首页可以读到这些内容：“1994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任莫斯科‘梅纳捷普’银行总裁。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以欺诈手段侵吞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企业股份为目的的组织，并在实施犯罪过程中领导了该组织的活动。”霍多尔科夫斯基领导的这个组织“致力于在得到企业的股份后，攫取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企业具体管理的决策权。获得上述权利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组织成员保障了拥有、使用及支配股份制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这样，他们就以低廉的价格，而非市场价给其所控制的中介提供企业生产的产品。中介又以市场价向需求者提供产品。霍多尔科夫斯基与其组织的骨干成员获得了中间的差价。这给其他股东带来损失，使其无法获得纯利润带来的红利” 。
上述描绘只是其侵吞及诈骗活动的一个掠影。《资料》接着还列举了他们制造假冒法人、开皮包公司、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却从中获得巨款的许多事实。随后叙述的是以类似手段进行欺诈交易的数十项活动。非法活动大部分是在1997～1999年间进行的，但也有在2000年、2001年和2002年非法获得百万美元的情节，其偷税漏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已达10亿美元。
虚假的合同、非法的盈利、对股东及客户的欺骗、以期票换取资金，甚至伪造签名，对这些非法活动的描述都能在18/41―03号刑事卷宗中看到。在其最后一页提到伪造文件是为了大幅度减少缴纳退休基金的费用，“这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二章第327条款”；偷税漏税、不缴纳保险费数额巨大，“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二章第198条款”。
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不止一次地声明，他在俄罗斯建立的不仅是效益最好的，而且是最透明的联合企业。而实际上透明的只是冰山上的尖角，在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洁净、透明的冰或是洁白的雪，而其余的部分则都隐没在深深的海洋里。商业秘密是这位寡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所知道的公司不合法行为毫无疑问要远远多于检察官。
而现今已掌握的材料足以对他做出最严厉的判决。
“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与普京总统
2003年10月初从美国访问归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就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做出了相当明确的声明。总统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富了起来，几乎是一下子就成为亿万富翁，是国家使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国家几乎将国有资产免费分发给了他们。他们自己也常说是国家选中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认为上帝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无所不能。实质上，他们已开始尝试在俄罗斯建立这样的寡头政治：在显要的政治人物背后站着一些人，他们表面上不表露自己，而实际上却左右着具有全民意义的决策。”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在一定的政治范围内引起一片躁动，荒谬、尖刻的声明一个接着一个。这在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中也引起慌乱。但反应最强烈的还是丘拜斯、涅姆佐夫、沃罗申的助手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他们尽力不把强力部门及检察院的行动与总统的意愿联系在一起，请求总统制止执法机关的出格行为。帕夫洛夫斯基表示：“权力部门走上斯大林主义与极权民众主义的道路，他们正准备着斯大林式的典型发展过程。这是一撮政治上无知、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期望恢复另一种包装的寡头政治，并指望着普京庇护他们的胡作非为 。”还有些言论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是“国家的剧变”、“国家政权的克格勃化”和“弹劾总统”。
“普京的无限权利可以制止的只是民众的反对。”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革命党与《新报》的激进分子提出类似的见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在自己的《生意人报》上呼吁抵制国家杜马选举。鲍里斯·涅姆佐夫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数十亿美元从俄罗斯流失到国外，俄罗斯的穷人“变得更穷”，国家经济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丘拜斯宣称：“这是普京总统本人的危机。”亚夫林斯基认为：“国内正在进行商界与政权的较量。”
没等多久，普京就对此做出声明。10月27日的早晨，他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政府高官会议上声明：“就‘尤科斯’公司负责人被捕一事，我已收到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领导层、一些政治活动家请求接见的申请。我们经常与政党代表、企业主联合会领导、工会联合会及个别企业家进行交流，这几乎成为一种传统，这是必须的、有益的，我们将继续这样的实践。但是，只要执法部门的活动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就不会安排讨论执法部门活动的任何会面与交易……政府行政部门，甚至检察部门都无权剥夺人的自由，即便是在进行调查的初期。有这种权力的只有法院。如果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这种情景，那么我认为，法院一定有其根据。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面前人人也该平等，不管他是普通的职员，还是处于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比如部长，更准确地说是前部长；不管他是普通的公民，还是中等企业主，甚或是在其个人名下或公司名下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大商业家。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建立经济上有效的、社会上可以验证的纳税体制问题，无法教会并促使人们去纳税、交纳社会及退休基金，我们也永远无法抑制组织犯罪与营私舞弊现象……我理解商业界的顾虑，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不会因为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而使事件扩大化，更不会追究与私有化结论有关的问题。所以，我请求停止针对此案件的一切辩论与过分敏感的反应，也请求政府不要介入此事的争论。”
临近选举（20）
近期，普京仍不止一次就“尤科斯”事件阐明自己的立场：“所有人都应该彻底地明白——必须时时履行法律义务，而不是等被抓住某一弱点才想到要履行。”
西方记者未能准确地将这个俄语“俗语”的内涵译成自己的语言。弗拉基米尔·普京几次谈到“前部长”，包括一次是在意大利，他指的是尼古拉·阿克谢年科。不久前，他受到好几项违反刑法的指控。法院找到理由签署禁止他离境的文件，以限制他在调查期间的活动，但此事几乎没有引起媒体的任何评论。
普京总统对霍多尔科夫斯基非常了解。仅2002年底至2003年初，他们之间就有过好几次会谈。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03年4月24日，即“尤科斯”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宣布合并后的第三天。总统会见了这两家公司的首脑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叶夫根尼·施韦德莱尔。据总统新闻局通报的消息：“会谈的参加者向总统通报了他们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计划。”这些计划规模庞大。霍多尔科夫斯基要求政府允许铺设私有的输油管道。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用挑衅的口气对他与政府间的谈判进行了评论：“当我制定好自己的计划后，不需要有人再对我们说该往哪一条输油管投资。我准备冒险。我觉得政府早就明白，私有经济的工作效率要比国家的工作效率高。”
但普京坚决表示反对建设私有的输油管道。他还几次提醒霍多尔科夫斯基纳税问题及不允许对政党进行幕后经济支持的问题，哪怕这种经济支持来源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私人资金。霍多尔科夫斯基则呼吁普京不要干涉实施具体经济方案的决定，“只需履行宪法保证人的义务”。“剩余的所有事应该由社会完成……应该依靠国家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依靠高智商的精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大脑积极运作的结果。”霍多尔科夫斯基经常这样解释“尤科斯”的高额收入与良好效益。2003年7月5日，即列别杰夫被捕后不久，霍多尔科夫斯基做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声明：“我本不想与国家的总统争辩。每个人都该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的名字和父称）的性格不同一般……我们负责向各地提供大量的能源，公司拥有保持其坚固性的巨大可能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准备履行这个义务，而当局也应该明白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这个声明被看作是具有威胁性质的暗示。两个月后，普京才对这个暗示做出回应。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尤科斯’当然是一家大公司，但绝不是俄罗斯惟一的公司。对它的调查不仅与私有化问题有关……事实上，私有化问题只是调查中较小的一部分。我们说的主要是犯罪活动，是其参与犯罪活动的事实，是合并过程中发生的杀人及杀人未遂事件……我想提醒有关方面不要使问题政治化。我希望一切都能结束，而且是很快，那时我们就能看到结果。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只是以‘尤科斯’命名的巨大冰山下封尘的全部事实中的大部分而已。”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的俄罗斯经济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俄罗斯的许多报纸都提到，俄罗斯因为此事件正失去上百亿美元的西方投资，“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已崩溃”，它正处于“休克状态”，“灾难正慢慢逼近”。卡耐基基金会的莉奇娅·舍夫佐娃在《莫斯科新闻报》上说，不仅俄罗斯的商业遭受冲击，“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也给世界商业洗了冷水浴，西方企业界在休克中冻结”。 《新闻报》的弗拉基米尔·费多林附和她说，“俄罗斯成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现在应该忘记俄罗斯想使其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计划。
莉奇娅·舍夫佐娃还发问道：“哪里有这样的保障？——不经过公开的法庭调查不会将西方商人投入刑事犯的监牢。俄罗斯到底还想不想坚持其外交政策？”
这些都是在有意夸大事实。人们甚至没有理由认为这件事会在俄罗斯证券市场引起恐慌。10月29日和30日，莫斯科的报纸纷纷刊登各类相关消息：“‘西伯利亚石油’已挽回了损失”，“俄罗斯市场开始走向健康之路”，“‘尤科斯’集团应该继续经营”。从10月27日至11月1日，“尤科斯”公司在莫斯科银行交易所的股票下跌了20％。但当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监牢里做出声明，他要从“尤科斯”公司的全权领导之职卸任、放弃参加“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合并计划后，“尤科斯”的股票立刻上涨12％，而且一直保持上涨的势头。“尤科斯”公司宣布，公司的股东们已成立以总裁西蒙·库克斯为首的新的集体管理公司机构。与库克斯一起负责公司管理职责的还有另两位富有经验的经理。公司所有的新负责人都是早已在“尤科斯”高层工作的美国人。尽管俄罗斯的金融与证券市场的规模及影响力都有限，但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生崩溃，有的只是牌价的轻微波动：有时下跌，有时上涨。经济学家阿·苏什科维奇在解释当时的形势时写道：“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的瞬间效应是显著的，但也是昙花一现。股指重新攀升，‘尤科斯’公司也重新调整自己的资本。市场指数在单位范围内的波动从一开始就减弱了任何个人给市场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这一意义而言，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不是悲剧，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与在库班河过早下的一场雪，或者是收回某一实力雄厚的资源开发者的开采许可证没有太大区别的事件。一个几乎100％的生意都与开采碳氢化合物原料（石油、天然气）有关的大型企业会因为其主要管理人员被捕而减少开采量与产量吗？它的加工与销售指数因此下降得可能也不大。”
临近选举（21）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恣意妄为，使大多数近三年内本已调节好自己与政府关系的大企业家陷入困境，所以，俄罗斯的大企业家中几乎没人支持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的石油竞争伙伴们也极力回避对此事进行评论。“尤科斯”公司的这位首脑被捕两天以后，记者们向一些大的企业家们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您如何看待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只有“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的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的副主席及执行秘书伊戈尔·尤尔甘斯、“维姆别尔科姆公司”的德米特里·泽民三人表示支持这个嫌疑犯，其他人则宣布，他们更希望与此事保持距离。在与之“保持距离”的名单中，不乏俄罗斯经济界的名流：奥列加·德里帕斯卡（“基本元素”公司）、卡哈·别努基泽（联合机器制造厂）、亚历山大·阿卜拉莫夫（欧亚控股公司）、鲁宾·瓦尔达尼扬（“三方对话”投资公司）、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因特罗斯”投资集团）、米哈伊尔·弗雷德曼（“阿尔法”投资集团）、安德烈·科斯京（“对外商业银行”）、弗拉基米尔·科冈（“工业建设银行”）、亚历山大·玛姆特（“三方对话”投资公司）、阿列克谢·米勒（“天然气工业”）等。倾向于保持距离的还有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主席阿尔卡基·沃尔斯基。 普里马科夫领导的俄罗斯工商会也无意为霍多尔科夫斯基辩护。
西方媒体对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反应也很平淡，只有个别欧洲及美国的报纸就此事表示出忧虑，但不是反对。在西方较受欢迎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刊发的威廉姆·普费弗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写道：“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普京之间的冲突是为争夺俄罗斯的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中心问题是：寡头将来是否能执掌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的强力政权拥护者、民族主义者能否控制寡头？寡头的实力建立在苏联解体后被其据为己有的俄罗斯原材料资源与工业基础之上。这些巨额财富中的一部分与国际犯罪集团的活动有关。以前苏联知识分子及普京为代表的安全机关为基础构成的精英领导下的俄罗斯取代寡头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惟一选择。这些高傲的精英们具有为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负责的使命感，他们在意识及行动领域都很专制。”
《新报》的编辑及观察家对现在的俄罗斯权贵则持不同观点。他们不仅称新权贵是沙文主义者与受贿分子，而且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堪苏联超级大国承载的重负”。帕维尔·菲利甘高乌埃尔认为，正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积极支持俄罗斯选择以普通的、非帝国的身份完成与西方一体化的计划。这也是他坐牢的原因。
但与西方“一体化”和与西方合作是完全不同的策略。
亚历山大·沃洛申的辞职
2003年10月27日，也就是普京在政府主要官员会议上发表果断的声明之后，亚历山大·沃洛申向普京总统递交了申请，要求辞去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沃洛申与霍多尔科夫斯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沃洛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总统的影响力，没有预料到这场冲突的严重性与尖锐性。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的消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预先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的信息。普京接受了沃罗申的辞呈，但10月30日才在相应的文件上签字。
亚历山大·沃洛申在俄罗斯权力等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观察家在评价俄罗斯政要的影响力时，不止一次将沃洛申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总统本人。沃洛申还被看作是俄罗斯政治的院外活动成员，政治评论家甚至将其归入具有“消极影响标志”的政治家，认为他是别列佐夫斯基向叶利钦推荐的“家族利益集团”忠实成员。但在普通俄罗斯公民心目中，沃洛申鲜为人知。
1997年出版的最新版本的大型指南《俄罗斯名人录》中根本没有出现沃洛申的名字。当时他还在鲜为人知的“联邦基金协会”工作，稍后成为瓦连京·尤马舍夫的助手之一。后者当时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沃罗申对普京很驯服，但他们两个人都明白，他们早晚要分道扬镳。
从表面上看，亚历山大·沃洛申的辞职是近四年来普京在人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决定。鲍里斯·叶利钦曾八次改换总统办公厅负责人，但普京坚持他在人事政策上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原则。塔季扬娜·马尔金娜在《新闻时报》上撰文说：“对很多政治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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