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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因此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除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外，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永陵。定陵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而永陵只在后宝城外沿的垛口处铺砌了少量的花斑纹石。从永陵与定陵两个祾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倾慕不尽，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一百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牌，全长三公里，路宽七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桥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形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窅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是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定陵陵园是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位于大峪山前，座西北略偏东南。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即为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祾恩门。祾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祾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满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祠祭所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华夏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这是祖国文明创造史上的幸运与骄傲。

　　也正是由于定陵的修建，给华夏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并成为天下大乱、家破国亡的导火索。这一点，早在1586年定陵兴建不足三年时，就可从首辅申时行、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的陈述中窥其端倪。他们说：数年以来，或见征、带征并督于一年，或本色、折色并征于一时。因而造成平民生息休养之无术。而所受的鞭笞菙楚之苦，却日有所闻。平民之生计，真可谓艰难至极。国费有经，民力有限，人之负担历任百斤者，不能胜任一石。近年以来，赋税渐有所增。如户部草料之加增，工部烧造之加增，金花银内供之加增。反复加增，造成财拙民穷。平民百姓对于正常赋税不能完纳，而额外之加增又怎难负担？近来问刑及盘查官吏，多滥受词讼，罗织罪名。有一词而破数家人者，有一事而累数十人者。甚至立毙杖下，瘐死狱中，无辜之民倍受其害。又说今岁以来水灾异常，到处有流离死亡之徒。山西、陕西、河南，赤地千里，大江南北庐舍漂流。民穷生乱，势所必然。今陕西有四夷流劫之乱，山西有矿徒聚拢之乱，河南有饿民抢麦之乱，直隶有树旗剽掠之乱。有谓“做贼死，不做贼亦死”而号召聚众起来造反者……

　　此种情形，万历不但不会令工程停止，反而谕令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寿官工程浩大，未有次第，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

　　工部接旨后，一向驯服的臣僚面对全国百姓饥寒交迫的惨状，不得不抗旨不遵：

　　“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言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急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闲也。”

　　万历皇帝见此法不通，接着又实行“开纳事例”，不惜以卖官筹金。凡是肯按标准出钱的人，不论出身、资历、才学如何，都可买到相应职位的官衔。而这些官衔大都被乡绅、土豪、无赖买去，待这些人买到官衔之后，便疯狂地欺压百姓、掠夺国家财富，其结果，造成明未吏治严重不纯，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1590年6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为八百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至于万历皇帝本人，在定陵兴建过程中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生发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宫廷史料中已无从查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1588年9月24日，定陵地下宫殿建成，万历皇帝率群臣在玄宫中设宴饮酒时，给予有功之臣的奖赏：

　　“朕心嘉悦，诸臣协力效劳，宜加特典：首辅（申）时行岁加禄米五十石，赏银币，荫一子尚宝司司丞；次辅（王）锡爵赏银币，荫一子入监读书；定国公徐文璧加禄米三十石，给予应得诰命。侯李言恭以下各升一级；石星加太子少保；曾同亨升尚书；提督大工如旧，荫一子入监读书；李辅、王一鹗、沈鲤、杨俊民、于慎行、徐显卿、萧大亨俱加级赏赍有差；穆来浦、洪声远升五品京堂；常居敬、何起鸣、王友贤、赵焕、朱赓、王弘海、魏时亮、王敬民、田大年、李载阳分别加赍。内原任尚书何起鸣遇缺推用，荫一子入监读书。”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进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将重写。

山雨欲来

　　1583年，正当万历皇帝情绪紊乱，亲到天寿山寻找自己的死后乐园时，在中国北部的皑皑雪原上，一个比他大4岁的青年人正率领着女真铁骑，开始吞并周围部落。在不断的扩张征战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这位青年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随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走出林海莽原，夺取明朝而代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1588年，也就是定陵寿宫正式开工的第四年。当万历皇帝下令实行“开纳事例”，以国家的名义向私人售卖官职，筹建陵款项之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下令出动拥有一百三十余艘战船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对大不列颠帝国实施大规模海上进攻。

　　在此之前，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海上争霸战争，先后占领了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北非的突尼斯、欧兰等大批土地。到1535年，原来仅为弹丸之地的西班牙，竟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大帝国。

　　尽管“无敌舰队”遇到风暴和英军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但到第二年，西班牙重整旗鼓，又出兵攻打法国，继续它的扩张战略。

　　1590年，定陵寿宫建成，万历皇帝大摆酒宴，为臣僚们加官晋爵。此时，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已用武力统一了日本六十六州，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并在中国东北部大量屯兵，以见机行事。对丰臣秀吉的野心，万历和他的主要臣僚竟毫无察觉。只有一个名叫徐成楚的兵科给事中给朝廷上过奏章：“日本今舍中国东南不犯，直趋东北，又屯兵筑舍为持久计，所谓舍股体而攻腹心，以其志足畏也。”可惜此时的万历皇帝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一年之后，羽毛渐丰的丰臣秀吉便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的1583年，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利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利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

　　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当玛丽亚（1553—1558）在位时，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利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