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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处在逆境中的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一、在反“围剿”战役失利的境遇中，能上能下，战斗不息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进行之际，中国革命内部出现一股逆流。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
　　会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造借口，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因为叶剑英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便同他一起回到后方，从此又一次走入党内斗争的逆境之中。
　　叶剑英在回后方的路上，与毛泽东边走边谈，抒发心中不平之气。
　　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正式调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这时，为了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
　　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2）
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10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
　　他在逆境中挑起两副重担：在领导红校教育训练的同时，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围剿”。
　　1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闽西，与福建军区纵队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坪、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他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向进犯清流、连城、龙岩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
　　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开展防御作战并在兵员、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主力红军，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敌人的“围剿”固然对中央根据地是个极大的威胁，但是更大的困难和危机却来自革命内部。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先后到达瑞金。
　　其后，共产国际派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亦到达中央苏区，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际，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
　　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
　　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
　　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
　　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
　　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战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
　　一次，敌人拼凑了一个军的兵力向我福建军区的前沿阵地龙燕镇一带和扁山要地进犯。
　　当时，红军只有一个师守卫在龙燕镇一带，一个团守卫在扁山。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叶剑英为保存有生力量，命令部队暂时放弃龙燕镇和扁山，有计划地往福建的长汀方向退却。
　　他直接指挥一部分红军部队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采取“麻雀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兜圈子，伏击并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叶剑英在指挥部队转战过程中，十分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
　　对身负重伤的指战员，只要他看到，都要亲自察看伤情，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积极抢救。
　　有时自己带队负责狙击敌人，掩护伤兵员转移。
　　他经常###队说，在收容伤员时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大意。
　　每个红军战士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要设法抢救，多救出一个红军战士，就为革命多增加一份战斗力量，要爱护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呀！闽西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3）
叶剑英带领福建军区前线指挥所，一口气走了95华里的山路，转移到汀州至连城间的凤凰山顶，住在一个破庙里，指挥部队侦察连城一带敌军活动情况，监视和袭扰敌军。
　　当时，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几乎天天都要打仗，生活非常艰苦，缺粮少盐。
　　粮食每人每天定量六两（十六两秤），用小草袋蒸饭，每人每餐分一小袋饭。
　　没有盐吃，就到山中老房子里去扫硝盐（白土），硝盐同普通盐味道不一样，苦得令人难以下咽。
　　没有医药，战士们害了痢疾，也只能每天喝一点稀饭，硬撑着。
　　叶剑英同大家同甘共苦，白天指挥打仗，夜里还要起来亲自查哨，照看伤病员。
　　有时他把自己分到的一小袋饭和白薯干留下来给伤病员吃。
　　警卫员胡绍明行军中了暑，病得很厉害，叶剑英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土药给他吃，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
　　胡绍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感动地说：“叶司令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有病照顾不了他，他反倒照顾我，那一次如果没有他细心照料，我恐怕早躺在凤凰山上了！”不久，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发起连城战斗。
　　战斗开始前，叶剑英和师长周建屏、政委黎林一起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侦察不够周密，结果，部队在发起总攻后，遇到事先埋伏好的敌军猛烈阻击。
　　叶剑英正随队前进，一看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对这次战斗失利，叶剑英战后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
　　但早就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回军委任四局局长。
　　叶剑英对于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
　　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二、甘冒风险，竭力保护被迫害的好同志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下遭致失败，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
　　这时，叶剑英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总部，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
　　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些同志看做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
　　他亲自调查，找一些同志谈话，分析研究，认为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毛泽东的好干部，少数人犯过错误，性质也不严重；有些人则是编余干部，根本没有“错误”。
　　他感到，这些革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当成“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
　　因此，他冒着自己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随军突围转移。
　　当国家保卫局长邓发，拿着一份要“处理”的干部名单给他看时，他便提出了不同看法。
　　那名单上有五六十名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
　　叶剑英看后当即问他这是谁决定的？邓发回答，是中央讨论定下来的。
　　叶剑英说，人命关天，不论谁定的，也要有根有据，符合事实，不能无法无天。
　　他坚决反对杀人。
　　他对了解的干部，逐个谈了自己的意见，极力加以保护。
　　他看到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枪毙的一类，叶剑英激动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的有用之才；况且他参加宁都起义有功，工作很有成绩，又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邓发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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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4）
就这样他暗中保护了许多干部。
　　为了更好更多地保护蒙受冤屈的同志，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再次明确提出保护干部的意见和安排干部的方案：第一，是把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个军团中去补充干部缺额。
　　第二，组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调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仍属随营学校性质，以保留战斗骨干。
　　第三，将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
　　朱德、周恩来采纳他的建议，经过军委讨论批准，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同志都被保护下来。
　　这些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了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反对他们主张的干部继续采取能整就整、能甩就甩的办法，进行打击迫害。
　　叶剑英遭到李德歧视，身处逆境，自身难保，对一些被硬行留下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
　　他后来回忆说：“李德那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
　　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
　　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
　　刘伯坚于1926年同邓小平、刘志丹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等将领的信赖。
　　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
　　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翻他的老账，无非是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刘伯坚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的工作。
　　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
　　两位老战友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痛。
　　刘伯坚望着滚滚东流水，对叶剑英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过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
　　叶剑英欲语还休，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
　　解放后，叶剑英为怀念刘伯坚烈士，曾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战国时期高渐离到易水河边为好友荆轲送行的历史典故，追记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热情相送，依依惜别的情景，赞喻刘伯坚及其战友的高大形象，令人感叹不已。
　　这也是叶剑英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的一首激愤诗篇。
　　三、长征突围负伤，在危急中救护中央领导和机关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叶剑英在连续突围行军作战中，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5）
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
　　山势陡峭，道路崎岖。
　　下山后，涉过一条小河，好容易来到一片开阔地。
　　就在这时，敌机突然飞来。
　　叶剑英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路边隐蔽。
　　随着一颗炸弹“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脚部受伤摔倒在地。
　　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上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鲜血不断往下流。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不停地流血。
　　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右腿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但他仍然坚强忍住，说：“没关系，不要紧，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约有好几公分深。
　　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
　　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
　　警卫员范希贤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叶参谋长当时伤势很重，但他很坚强，不大在乎，后来，我发现他的棉大衣被炸了许多窟窿。
　　原来，炸弹爆炸时，首长正用右手拎着大衣。
　　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若干年后，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当时，叶剑英躺在担架上，仍然不忘总参谋部和军委纵队的工作，要参谋人员给他送文电看，进行批复处理。
　　伤势稍好一点，他就挣扎着下地行军，带伤工作。
　　因为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吐了几次血，但仍坚持行军，并把担架让出来给重病号用。
　　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特别照顾军委纵队和干部团的老同志和妇女同志。
　　这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切称为“参座”的军事家，虽然时时遭到李德等排挤，但仍然尽自己最大努力，向军委和“三人团”提供作战情报和积极建议。
　　他心里时刻想着的一件大事就是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恢复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
　　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
　　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
　　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