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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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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
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叶剑英在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
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抗争达到高潮
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还有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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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1）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上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陈毅接着发言。
他指出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2）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
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
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
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
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做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
会上，他自己先做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做了检讨。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
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
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大会所取代。
九、逆流而上，勇敢搏击，召开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
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1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
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
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3）
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
2月23日这一天，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
此后，叶剑英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
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
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
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
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
他考虑，当前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
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
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
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运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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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4）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
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
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议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
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顶住“十二级台风”，鼎力支撑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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