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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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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6）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
　　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
　　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
　　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从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斗争未有穷期。
　　林彪、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无尽无休地纠缠陈、叶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
　　后来周恩来把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有意开脱两位元帅，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但是此事并未了结。
　　五、在“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是中国走向灾难深重的一年。
　　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
　　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
　　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
　　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
　　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
　　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
　　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
　　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
　　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
　　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
　　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之风。
　　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
　　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
　　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为了抢救这些人，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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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7）
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
　　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
　　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
　　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
　　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
　　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
　　有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
　　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
　　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
　　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执行招待所全部被占领。
　　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
　　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
　　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做了大量指示。
　　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有效地抵制了林彪、江青一伙对军队的干扰、破坏，维护和巩固了伟大长城，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有利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8）
六、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
　　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
　　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四十余人。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
　　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
　　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上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
　　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
　　叶群、陈伯达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
　　他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
　　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
　　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要调换总政治部主任，由徐向前兼任。
　　会上没有人表态。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
　　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一位领导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
　　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2月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
　　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
　　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
　　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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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9）
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可见他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
　　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
　　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总理电话通知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七、制定军委八条命令、七项规定，抵制和制止反军乱军活动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的高级领导同志。
　　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会议的情况。
　　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
　　毛泽东边听边作解释。
　　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
　　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
　　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
　　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
　　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
　　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命令及时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
　　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0）
“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有些人竟然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