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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年作文驳“康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三月十五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闰三月初三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二条。”

　　　　陈庆年很可能是主动撰写批评“康学”的著述，这也似乎说明，此时在张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为时尚。也恰在此时，张之洞奉旨进京（后将详述），陈庆年等人为张送行。闰三月十八日午刻，张之洞临行前面见陈庆年，当面“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幕僚，张之洞的称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这些著述很有可能与张之洞拟办的《正学报》“报稿”有关。（后将详述）

　　　　是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读书分月日程》，似为《读书分月课程》，由康有为嘱梁启超作，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康有为作序。是月二十七日，又记：“晤朱强甫，与言康有为《伪经考》，谓《毛诗》有十五伪，其说多袭魏默深，无一出心得者，则其人之浅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赖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谓有心得哉？强甫亦鄙之。”“朱强甫”，朱克柔，此时亦在张之洞幕中，帮办《实学报》（后将详述）。由此又可见，张之洞幕中人物时常议论“康学”之非。

　　　　保国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898年6月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第11节，
　　　　“下晚，南皮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又记：

　　　　“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

　　　　保国会是康有为、梁启超、李盛铎等人在京师发起的组织。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新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康发表了演说；闰三月初一日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发表了演说。在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中，由康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会中公选总理某人、值理某人、常议员某人、备议员某人、董事某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第十三条规定“常议员公议会中事”；第十四条规定“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第二十条规定“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第二十三条规定“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第二十七条规定“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若完全按照些这规定，保国会将是一个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然京师士大夫对保国会多为观热闹，真正感兴趣者很少，保国会也仅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并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孙灏作《驳保国会议》，是根据《保国会章程》逐条进行批驳，其中第二十条称：“入会须凭介绍，与各邪教有引进无异，发给凭票，极似哥匪放票”；第二十一条称：“纹银二两，轻而易举，诱人犯法，籍以肥私”。细观孙灏通篇所论，以“聚众谋反”的旧词为主旨，并无新意。此时张之洞还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所见者仅是孙灏的《驳议》，然其激烈的反康言论，却得到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喝彩。张之洞称保国会“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不是根据保国会的实情，而是依据孙灏的说法；张又称“痛快淋漓”，显然出乎意气而不究事理。“节庵”，梁鼎芬。湖北并无保国会的活动，梁鼎芬却要排印散送孙灏的《驳保国会议》，其用意不在于非保国会，而明显是为了非康。梁鼎芬后来作《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发表，称言：“康有为在京开保国会，每人派出银二两，意在诓骗人财。所出章程奇谬者至多，即如各府州县皆设一局，每人皆要领该会字据一条，直学哥老会放飘无异，如此行径，尤为胆大可骇。”梁将保国会比作哥老会，完全根据章程，并非依据实情，而他是了解实情的。。xjqi。

　　　　叶德辉与《輶轩今语》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湖南学臣徐研甫作《輶轩今语》，以张康学。长沙叶焕彬（名德辉）作评语条驳之，现已印出。子威得一册持示，大意甚善，惜义据不详，间有游移，未甚精也。”

　　　　是年七月三十日，陈庆年又记：

　　　　“过朱强甫，其案头有叶德辉《明辨录》，皆斥康学各书札，笔锋颇廉悍，与《輶轩语评》合订一册。”

　　　　“子威”，湖南经学家胡元仪，此时在张之洞幕中，任两湖书院分教。“徐研甫”，徐仁铸（1863…1900），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光绪十五年进士，入选庶吉士，时以翰林院编修出为湖南学政，在政治思想上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极大。《輶轩今语》是徐仁铸仿张之洞的《輶轩语》，写给湖南学子“读书为学之法”的文章，其中的言论与“康学”相合。该文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初出版的《湘学报》第30册，并由梁启超列入《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印。张之洞虽未对《輶轩今语》直接表态，但对《湘学报》和徐仁铸多有不满，曾发电徐仁铸，停止湖北各书院订阅《湘学报》。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分发吏部为主事，到部不久即以乞养请假回乡居住。他是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经史亦多有研究，在湖南甚有文名。叶德辉不喜“康学”，也反对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所为。他为此撰写《〈輶轩今语〉评》以驳斥徐仁铸。叶德辉的《明辨录》，是其此期多篇书信与文章合刻，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内容皆是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皮锡瑞的学术思想，其中大多数文章后刊行于《翼教丛编》。从陈庆年的日记可以看到，叶的著述在张幕中流传。尽管叶德辉的政治思想与张之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敌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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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照（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大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张之洞的核心幕僚，负责财政与洋务诸事务。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一直是张之洞及其幕中关注的重点。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五人，当日奉旨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召见，其余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罢免。此二事为当时政坛的重大事件，然仅仅几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张之洞幕中已经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必是京中有电报来。尽管他们称四月二十三日变法上谕为“翁主康说而然”，与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较，不那么准确；但分析康有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铸之间的关系，分析“保举宗室近支”出洋的谕旨变化，分析“新进大员”至太后前谢恩，皆属对京中政治动态的准确把握。从上引陈庆年日记还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僚对康有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极为担心；“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一语，恰是张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张在给梁鼎芬的私信中称“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相同的记载，又见于《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称梁鼎芬“见徐致靖荐康等数人，太史与张制府书言：祸在眉睫！”此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其侄时任吏部主事的张检，要求查清康有为召见的情况及任用的情况：“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系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书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过梁节庵，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余谓彼十余年间，锐其偏解，时出撰述，海内士夫不著一字以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制造，到处行销，以（吞）我之财，而我无一厂以与之抵制。虽抚膺涌气，无益于事。故制彼无他术，在我辈造货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后，当面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同时他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前，已进呈其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其著《孔子改制考》（抄本，9卷）、《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波兰分灭记》、《日本书目志》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地产一览表》。这些时呈书籍对光绪帝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波兰变政考》进呈后，光绪帝特别赏银2000两。这一情报也很快传到了张之洞处。陈庆年从梁鼎芬那里得知此事，“张大其学”一语，也显示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担心。陈庆年对此建议“我辈造货”，即编写反对“康学”的著述，以能与之竞争。但陈庆年的方法只能是流传于士子及官场，并不能进呈光绪帝，而后者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
第13节，
　　　　许应骙奉旨回奏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南海康有为嗾御史宋伯鲁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本月初二日有旨，令应骙明白回奏。（奏文略）本月初四日奉旨，既据陈明并无阻挠等情，著即无庸置议。”

　　　　礼部尚书许应骙（1832…1903），广东番禺人，他对康有为久为不满，对康在京的活动也有阻止。五月初二日，康有为指使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上奏弹劾许应骙，称其“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要求“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整，退出总理衙门”。光绪帝下旨命许“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应骙即于初四日回奏，一一否认了宋、杨的指控，且直接攻击康有为：≡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侥幸，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又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因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

　　　　许应骙的回奏，指摘康有为的品德，要求光绪帝驱康。若按当时的官规，光绪帝也应当对康进行追究，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陈庆年日记中的“奏文略”是编者所加，即“略”去了许应骙奏折的内容。这说明张之洞幕中人士仅在二十天后就看到了许的回奏，也知道了光绪帝明显袒护康的处理方式。陈在日记中对此虽未作评论，但似乎为许未被康攻倒而暗暗感到庆幸。当时批责康有为的许应骙奏折和文悌奏折，在张之洞幕中广为流传，以至在戊戌政变之前，梁鼎芬等人就将之刊刻，广为散发。

　　　　从陈庆年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幕中人士经常非议康有为的人品与学术，任何反对康有为的做法都得到了赞许，也看不到保守派对变法运动的阻挠。由此似可说明，陈庆年以及他所属的张之洞阵营已将康有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敌人。还需要说明的是，陈庆年本人还是主张变法的。戊戌政变后，他与时在张之洞幕中帮办《正学报》陈衍相见谈论，八月十七日（10月2日）日记中称：

　　　　陈衍言“康以变法执朝政，思抑太后以便己，其罪至大。余言康宜诛，法宜变，惟不能如康之浸欲变本，且漫无次序。宜入告我皇太后、皇上，不可因噎废食也。惜无入言之者，为之太息。”

　　　　陈庆年所盼求的，是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从日记来看，陈庆年的思想在当时算不上深刻，也没有具体的变法方案或政治设计，但始终与张之洞保持政治思想与学术理念上的一致。
第14节，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对于康有为学说的传播与影响扩大，张之洞也有主动的行动。这就是他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和准备开办的报刊《正学报》。陈庆年日记继续提供了许多内情。

　　　　《劝学篇》毫无疑问，《劝学篇》是张之洞幕中多人参预的著作，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该书反映的是张之洞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该书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春。查陈庆年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记：

　　　　“南皮师近著《劝学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纲，曰知类，曰宗经，曰正权，曰循序，曰守约，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游学，曰设学，曰学制，曰广讲，曰阅报，曰变法，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曰兵学，曰矿学，曰铁路，曰会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念劬处见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写定，故未借来。”

　　　　“念劬”，奏调湖北分省补用知府钱恂，张之洞的亲信幕僚。由此可见，该书篇目已全，“原稿尚未写定”，说明写作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闰三月初九日（4月27日），陈庆年又记：

　　　　“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