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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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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诘�69册于六月二十日出版后，已停一个多月，《昌言报》亦出版3期，忽又改换报名，也难以自解题目。然从张之洞此电中，看不出他对政变之后政情巨变的担心，反而对康、梁的落马，暗暗以为幸事。对此，孙家鼐于初十日回电：
“阳电悉。同恶共济，梁难复用。大憝漏网，虑走胡越。报馆有人查办，难以攙预。鼐。佳。”
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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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以黄遵宪查办为由，拒绝了张的提议。
北京的情势急转直下。八月初八日，张之洞的亲信杨锐被捕。十四日，杨锐等六君子不审而诛。八月十五日（9月30日）亥时（晚9…11时），张之洞发电北京黄绍箕：“黄遵宪实是康党，都人有议者否？”张之洞在极为悲痛之际，竟突然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罪名。而在张之洞幕中诸人，均已公开敌视。第二天晚上，八月十六日亥时，黄遵宪发电张之洞，称梁鼎芬对其发难：
“宪病调理未痊，自揣万难成行，二三日当请总署代奏开去差使，有负恩培，实深惶悚，惟有矢诚图报将来耳。近有人言，汪接梁电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闻之骇诧。宪生平无党，识康系梁介绍，强学会亦梁代列名。乙未十月在沪见康后，未通一信。卓如实宪至交，偶主张师说，辄力为谏阻。此语曾经佑帅奏闻。在湘每驳康学，曾在南学会中攻其孔子以元统天之说，至为樊锥所诟争。此实佑帅所深悉，湘人所共闻。不意廿年旧交之星海，反加以诬罔。宪不与深辩。伯严曾一再函电代鸣不平。至《时务》改为官报，彼此僻处湘鄂，均不可干涉。星海忽攘臂力争，借我泄忿，斥为预闻。过鄂往见，面言其故，并未绝交，乃腾播恶声，似有仇怨，殊不可解。当此危疑时局，遏冤杜祸，均惟宪台是赖。宪素荷恩知，不敢不告。伏求密察婉释，无任企祷。遵宪。铣。”
其中“汪接梁电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一语，“汪”是汪康年，“梁”是梁鼎芬，“首逆”是康有为，“逆超”是梁启超，而“逆某”正指黄遵宪。黄遵宪此电自辩其非为“康党”，并称自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与康有为相见后，未通一信。他此时还不知道，武昌方面早就视其为“附康”，此时在张之洞的指斥下已是同仇敌忾。
八月十九日（10月4日），黄遵宪致电总理衙门，以病要求“请开差使”。八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又收到刘坤一的电报，称黄“患病属实”，代奏黄的请求。也恰在这一天，御史黄均隆上奏攻击湖南，涉及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清廷当日下旨将陈宝箴等人革职，并下旨：
“出使大臣黄遵宪因病请开去差使。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著赏给三品卿衔，以四品京堂候补，派充驻扎日本国二等钦差大臣。”
第二天，二十二日，黄遵宪发电给张之洞，报告此旨命。又过了一天，二十三日，因御史黄桂洌献啵逋⑾铝罱谱裣苊孛芸垂堋６迦眨苑锊谏虾７⒌纾骸盎瓶垂埽蛑肌Ｎ庞⒘焓乱训缟澈睿Ｆ涿啤！敝炼眨谌毡镜裙耐饨皇┭瓜拢逋⒂置啤凹葱谢丶薄６巳眨�10月13日），黄遵宪给张之洞发去电报：
“武昌督宪钧鉴：奉旨：无事。即日回籍。遵宪叩。”
这是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所看见的黄遵宪给张之洞的最后一电，且从档案中也看不到张的回电，很可能就没有回电。也就在这一时候，梁鼎芬到达上海，递送与黄遵宪的绝交信。
时间很快过去了一年，张之洞对黄遵宪的态度仍没有好转。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1899年9月20日），为左宗棠之子左孝同被参案，张发电湖南巡抚俞廉三：
“来函示及左孝同被参各节，深为骇异。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
他为保左孝同，将其中的一切责任皆归之于黄遵宪。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901年10月24日），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获咎有何字样，曾否褫职？”并声称：“拟奏明令伊办理学堂，未知可否。”此时八国联军还未全撤出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正从西安回銮，政治风向已大变。黄遵宪当时仅下旨“因病开去差使”，“即行回籍”，并无正式的惩处，陶模若上奏请其“办理学堂”的“总理教习”，很可能将东山再起。而张之洞在镇压了唐才常自立军之后，对康党的活动痛恨至极，收到此电后，再次激起他对黄遵宪的连带愤恨，于十五日发回电：
“广州。陶制台：急。元电悉。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屡经新嘉坡华商控告。公万勿误听人言。忝在相知，不敢不以密告。名心泐。寒。”
第68节，
当我见到张之洞的这一份亲笔电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竟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来形容黄遵宪，很难想像黄曾是他极为信任的下属。张之洞此电斩断了黄在政治上复出的机会。又过了几个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902年2月18日），张之洞又发电其妹夫、军机大臣鹿传霖：
“再，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桓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祈电复。冰。真。”
张之洞很可能又听到了什么风声，立即毁灭之。在我所见的材料中，黄自从上海回籍之后，与张之洞再也没有交往。
《昌言报》自出刊后一直惨淡经营。梁鼎芬到达上海后，与汪康年的关系并不洽。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张之洞在上海的亲信赵凤昌发电：
“真电悉。星海叠晤《昌言报》坦初劝其停止，不可归洋人，即亦劝改名。汪均不听。遵再偕星海，切嘱挂名，其实事仍汪办。《中外日报》亦已挂洋牌。坦。元。”
“切嘱挂名”、“事仍汪办”一语，表明还有意让梁鼎芬出任总理，也显露汪康年心有猜忌，恐梁夺权。至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昌言报》出版第10册后停刊。与《时务报》更名《昌言报》同时，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日报》亦更名为《中外日报》，仍在继续刊行。该报的一些消息起了张之洞不满。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98年10月8日），张之洞的幕僚奉命发电：
“上海《中外日报》馆汪穰卿、曾敬一：顷奉督帅谕云：阅八月初一日《中外日报》，内有辟筑操场一条，言鄂帅拟于东门外洪山开辟操场一所，习演西操，是处坟墓累累，闻每棺给钱二十串，以作迁柩费用等语。荒谬怪诞，毫无影响，煽惑人心，实堪诧异种种不近情理，明系奸民痞匪造作谣言，煽惑人心，实堪痛恨。至以前《日报》中言枪炮厂事，则云每枪一枝，约合银七十余两。此事则又如此诬妄，是《日报》于湖北事屡次虚捏，皆属关系紧要之事，似系有心诬诋。鄂省与汪、曾两公无嫌，断非出自两公本意。嗣闻贵馆有一叶姓，在鄂省刺探各事，与其兄某皆素喜康学，好为邪僻之说。如其人久在鄂省，必致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如叶姓果系贵馆所派，即请属令迅速回沪；如其不去，鄂省必当拿办。倘以后《日报》于鄂事再听匪徒讹言，则不敢令鄂中官民阅看矣。嘱即转致等因，特此奉达，即祈电复。冯嘉锡。漾。”
《中外日报》刊出的武昌操场消息，涉及到给事中张仲炘的祖坟，张仲炘为此找了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并直接发电张之洞。而张之洞为此事如此大发光火，似有借题发作之嫌。汪康年后来还办过许多报刊，但都没有达到《时务报》的辉煌。他与张之洞、梁鼎芬的关系，也从此走了下坡路。“张之洞档案”中有两件措词甚严的电报，一则由梁鼎芬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899年3月4日）发：
“上海《中外日报》馆曾、汪：于中丞二十二日到岳州。十三日报，荒谬已极，速更正，访事人屡造谣言，若不惩戒，于贵馆声名大损，亦恐地方官驱逐也。节。”
另一则是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900年1月14日）亲笔所写电报：
“上海。读。急。昨见十二月初六日《中外日报》云：传闻北京预备内禅，太后慑政，张制军已允其议云云。十分可骇。此报系汪穰卿之弟主笔，可速邀同朱强甫，往见穰卿，诘以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况穰卿曾中进士，食毛践土，必欲中国肇乱，有何好处？务须速即切实更正。不然，造言诬蔑，有干报律，中外同此一理，我断不能默然听之。日本尚不肯容梁启超在横滨妄传《清议报》，岂肯容华人在华出诬蔑害人、煽乱大局之报耶？速电复。壶。盐。”
“读”，张之洞发电赵凤昌的电报代字。“汪穰卿之弟”，汪诒年。“内禅”，指此时正在密谋的“己亥建储”（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储君，称“大阿哥”，有将废光绪帝之意），当时众多官绅反对。在此之前，梁鼎芬传来上海报馆中的相关言论时，张之洞曾发电力辩。此时《中外日报》仍旧指责张之洞，不能不引发他的大怒。
那么，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呢？张之洞一派已站在其对立面，而其他人呢？从对《时务报》到《昌言报》这一事件的史料集中阅读，让我感到，康有为及其一派似在政治上相当孤立，清政府中好像没有什么人，尤其是高官，会全力支持他们。仅仅只是一个黄遵宪，显然是不够的，且黄在政变后还向张特别表明其非为康党。康有为的敌人，似乎不仅仅是慈禧太后及其极端保守派；在本次事件中多次出场的张之洞、汪康年、孙家鼐、梁鼎芬、钱恂、陈庆年、汪大燮、黄绍箕、陈三立以及出场次数最少的章太炎，都是主张改革而不是反对改革的，都对康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由此观察和思考，“百日维新”的命运还真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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