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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再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

　　　　时在北京的康有为，奉到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旨，最初也准备去上海。六月十二日（7月30日），康有为发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与此同时，他还发给汪一信，称言：

　　　　“昨日忽奉上谕，命弟督办报事，实出意外。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报事本足下与公度、卓如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前经电达，想已洞鉴闻卓如与足下曾小有意见，然我辈同舟共济，想足下必不因此而芥蒂也。顷因进呈书籍尚未告成，须十日外乃可成行，或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商办”

　　　　以此信中的“十日外乃可成行”为计，康有为将于六月下旬到达上海；信中“先奏派一、二人出沪”，康派出的接办人员是狄葆贤。狄到达上海后，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给汪康年一信：

　　　　“顷接康先生电，想电局于尊处已分送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伏乞详示，以便遵办，恭候回音。”

　　　　同在北京的汪大燮也听到康欲离京的消息，于六月十一日写信告汪康年：“闻康二十边（便）动身赴申”。

　　　　而上海这一边的情况进展，可见之于汪康年电报。他于六月十八日（8月5日）发电武昌：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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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洽电敬悉。奏折早电京，昨又发急电，尚未得复。康何日出京，未详。日前来电，系敷衍语。康。巧。”

　　　　“洽电”，指六月十七日之武昌复电。比照张之洞六月十七、八日给张权的电报内容，此电中的“奏折”似指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汪表示已一再发电北京，要求急送；康有为“何日出京”，当是武昌“洽电”所关心的内容。至于“日前来电”，似指康有为六月十二日电报。同一天，汪康年再次发电：

　　　　“啸电敬悉。遵改《昌言》。康。”

　　　　“啸电”指十八日的电复，从“遵改”的语气来看，似为张之洞的电报。至此，《时务报》改《昌言报》由张之洞定计。六月二十日（8月7日），汪康年又发电武昌：

　　　　“急。复奏已见。首言准改官报。次派康督办。三进呈各报章，三条：一、由官报局责成，主笔慎选；二、各报由书局慎选；三、官报费派各州县月一两，创办费令康商筹，并不提及从前款目。康。哿。”

　　　　“复奏”，指孙家鼐六月初八日议复宋伯鲁之折的奏折，似由汪大燮寄来。汪康年看到了孙折的内容，松了一口气。他给武昌的此电，已属是上报好消息。次日，汪康年写信给张之洞，抄录孙折，并对该折的内容，竭力作其“改名出报”的理解：

　　　　“广雅尚书年丈大人阁下：十九日曾上一书，亮蒙钧察。孙相原折，前晚方由京友寄到，昨已摘其大旨，发急电奉闻。兹再钞录一通，寄呈左右。折中前言改作官报，末段又言创办经费令康主事自筹，似乎前后不符。然终赖有此一节，则此间之改名出报，待康主事另起炉灶，正与朝议相符。亮寿州亦计及于此，故为此调停之计也”（以下是关于四明公所事件的内容）

　　　　然而，武昌给汪康年以上三电的回复，我仍未能从“张之洞档案”中找到；叶澜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给汪康年的信，再次展示了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

　　　　“今日念兄言，帅座接兄复梁函后，似兄有不仗梁力之意，恐兄误会帅意。盖帅欲梁为总理，专为助汪敌康起见。梁为总理，并不须报馆另筹薪俸，而可以出面挡康。申报一切事，会归兄经理，而兄何以接帅电后尚有活动之说？梁见此大不悦，幸帅极力为兄说项，梁始允至申一行。故帅虽怪兄不知好歹，而又怒康太横，怜兄太弱，必力为扶助，亦为大局起见，望兄此后善体帅意。至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系因上谕有从实昌言之语，嘱兄即作一序，申明遵上谕昌言二字之义，并述改名之由。其说维何？则以《时务报》既奉谕改为官报，现虽督办未来，而我等所办，系属商款商办（商报与官报有别，兄宜专抱定此意，则商款不至为康所据），不敢复揽时务之名，故特改名昌言，以副捐款诸君之望。”

　　　　“念兄”，钱恂。叶澜的消息全来自钱恂，自是相当可靠。由此可以看出：汪康年对梁鼎芬仍有所顾虑，恐其来上海会全盘接管，张之洞则表示梁仅是“出面挡康”。“帅命兄改《时务》为《昌言》”，应是张之洞的“啸电”之内容。“上谕”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改《时务报》为《官报》的上谕，其中一段为：“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张之洞欲借用“据实昌言”的谕旨，来封他人之口。至于梁鼎芬与汪康年之间的意气，张也作了调和。与此同时，梁鼎芬也致函汪康年：“兄出死力为弟，幸勿怯。无论如何，有我在，吴狄如要硬到，飞电告我。”“吴狄”，指康派到上海的狄葆贤，他是江苏人。
第60节，
　　　　而在北京的汪大燮，与黄绍箕、孙家鼐几经商议后，却是另出一策，于六月十三日（7月31日）写信给汪康年：

　　　　“兹有要事奉达，仲彛�以前事与寿州往复函商。欲以新创选录进呈报务，嘱其奏调足下来京办理。得寿州复言：汪君之事，请世兄作一私函，嘱其进京办理选报，从缓再行奏派，不著痕迹尤妙云云。窃谓此事如此转圜，亦属大妙，京城薪水未必能丰，但面子究好看些。望即行定见，密速电复为祷又，寿州云：此事自有办法（时务馆交割），断不难为汪君。则寿州有言在先，如有纠葛帐目，除自己私亏外，可开清单交康，即驳亦可听之，自己尽管先行入都仲彛�日内见寿州，再问选报薪水，容即奉达。寿州原为推康出去起见，并非不知君之委曲，其人柔而愎，与君性情相似。”b米b花b书b库b ；www。7mihua。com

　　　　汪大燮主张将《时务报》交出，他与黄绍箕、孙家鼐商议的密谋，竟是调汪康年来京负责“选报”，即由其负责挑选全国各报刊的文章，上呈光绪帝。孙家鼐让汪大康写信给汪康年，先行进京，然后再上奏奉旨派定，以“不著痕迹”。孙家鼐不愧为一个官场运作的老手。如此一来，康督办的《时务官报》文章是否被选上呈，将由汪来选定，以此来遏止康、梁。

　　　　所有这些密谋，康有为全不知情，就连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也不知情。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汪康年六月十一日电报即提出“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之策，得到张之洞支持后，立即开始了行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昌言报》第1册刊行，并在封面上注明“续《时务报》第六十九册”。《昌言报》第1册卷首刊印了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奏折及当日光绪帝的谕旨，并在其后刊出汪康年所作的“跋语”：

　　　　“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张少塘、郭秋坪、古城坦堂、潘士裘、李一琴、曾敬诒诸君翻译东文、西文各报；复旁罗章奏要件，以备考求时事者之采择。方惧指斥稍过，不免干触忌讳。不意言官奏请，遽蒙优诏改为官报，复派康有为督办报务，实为草野之至荣。惟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瑕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谨已暂时停止，俟康工部到申，再由其筹办。本报特改名《昌言报》，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既上承圣主旁罗之至意，复仰体同志扶掖之盛心。特谨跋于此。汪康年恭跋。”

　　　　言词中机锋甚利。且从该报形式和内容来看，此次改报，仅是换一名称而己，一切皆如《时务报》之旧。

　　　　康有为很快得知消息，立即发电各地禁止。七月初五日（8月21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电总理衙门：

　　　　“顷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望禁发报云。应如何办理，请钧示。坤。歌。”

　　　　初六日，总理衙门将该电呈光绪帝，光绪帝下旨发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转送黄遵宪“查明”“核议”。“张之洞档案”中收有该电：
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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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署来电。并致江宁刘制台。转电出使日本大臣黄：刘坤一电称，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该报馆是否创自汪康年，及现在应如何交收之处，著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旷报务。钦此。鱼。”

　　　　前已叙及，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五人，当日下旨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召见，召黄遵宪等人入京，预备召见。然黄遵宪一直没有起程，以病留在湖南。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并发电催促黄即来京。黄仍因病再推行程。光绪帝此时发电南京、武昌，是认为黄遵宪已在进京途中，让刘坤一、张之洞转交。张之洞于七月初七日午刻（上午11时到下午1时）收到该电旨，因黄遵宪尚未起程，当即将此电旨转发长沙。是日申刻（下午3…5时），张又收到两电。其一是康有为发来：

　　　　“京康主事来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望禁发报。康有为叩。”

　　　　该电发于七月初五日未刻（下午1…3时），内容与给刘坤一电报相同，很可能是两电同时发出。另一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发来：

　　　　“湖南陈抚台来电。黄遵宪病稍愈，已饬于初七交卸道篆，初八力疾起程。乞即系衔电达总署代奏，并示复。箴叩。鱼。”

　　　　张之洞接到此电，知黄遵宪即将北上，即用两人的名义电奏上闻。初八日，黄遵宪来电：“宪初七交印，即日起程。升任南盐道遵宪禀。庚。”张之洞派湖北小军舰“楚材”往迎。黄于七月初十日复电张之洞：“温谕感甚，蒙派楚材，谨叩谢。遵宪。”这是黄遵宪北上时赴鄂“重亲训诲”，而此时总理衙门再次电催黄遵宪进京。

　　　　然而，在黄遵宪尚未到达武昌之际，七月初六日（8月22日）下午，张之洞收到汪康年的电报：

　　　　“急。顷康电蔡道云：奉旨改《时务报》为官办，特命督办，即派狄平接办。汪康年违旨私改为《昌言报》，抗据不交。商孙中堂，令请禁发《昌言报》，劝汪交出，无干参劾。如何电复云云。恳即属节庵前来，商办如何。乞示。康。物。”

　　　　“蔡道”，苏松太道蔡钧，他也收到了康有为的电报内容，其内容还牵涉到孙家鼐。“商孙中堂，令请禁发《昌言报》，劝汪交出，无干参劾”一段，其字面的意思是，“康有为已与孙家鼐商量，孙令蔡钧禁发《昌言报》，孙并令蔡劝汪康年交出该报，即可不加参劾”。当日，汪康年与蔡钧见面，表示其交报之“为难”。七月初十日（8月26日）丑刻（清晨1…3时），张之洞再次收到汪康年的电报：

　　　　“得孙相回电云：并无封禁、参劾语。合电告。用洋牌事似可暂缓。念劬已见。康。屑。”

　　　　孙家鼐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洋牌”指《昌言报》挂租界洋人的商牌，以挡康有为；其最初很可能还是张之洞的主意。念劬，钱恂，此时进京觐见，路过上海，对于交报一事，他与汪有着详细的讨论。而孙家鼐的这一明白态度也激励了张之洞，张于当日上午巳刻（9…11时）发一长电给孙家鼐：

　　　　“查《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赀所创开，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兹奉旨交黄遵宪查明核议，自应听候黄议。康主事辄电致两江、湖广各省，请禁发《昌言报》，殊堪诧异。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官报有开办经费，有常年经费，皆系巨款，岂有夺商报之款以办官报之理？况《时务报》馆并无存款。且近日谕旨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各报俱送钧处进呈，是朝廷正欲士民多设报馆，以副明目达聪之圣谕，岂有转行禁止之理？康主事所请禁发《昌言报》一节，碍难照办。”
第62节，
　　　　张之洞此电的核心，在于说明《时务报》的性质为商报，并表明其不能禁发《昌言报》。孙家鼐收到此电后，于十二日回电称：

　　　　“蒸电悉。公所言者公理，康所电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鼐。文。”

　　　　张、孙两人对此态度已是大体一致，孙亦认为“大致与商报略同”。在发电孙家鼐的同时，张之洞又发电赵凤昌，转汪康年：

　　　　“急。上海。赵竹君转汪穰卿：密。细思洋牌万不宜挂。康电两江及湖北，均请禁发报，何谓无之？各省想皆同。或未请孙相奏禁耳。且俟黄议。名心叩。蒸。”

　　　　张之洞认为康有为有可能未请孙家鼐禁报，“且俟黄议”，字面意思是等待黄遵宪的议复，似也表明张准备出面与黄进行交涉。七月十三日（8月29日），张之洞又收到汪康年电报：╥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文电敬悉。丙夏起，戊六月止，共收七万四千余元，共用七万二千余元，实存二千数百元。另代派欠约八千余元，存货六千余元。康年亏六百余元，梁、麦、龙共亏一千四百元。均有据可查，不敢隐讳。康。文。”

　　　　“文电”指张之洞十二日的电报，尚未得见；“丙夏”指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的夏天，“戊六月”指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此时让汪确报《时务报》的明细账目，似为准备与黄交谈、交待之用。七月十五日（8月31日），张之洞收到其幕僚钱恂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外国无官报，近访与鄂所闻同。穰无巨亏，沪有公论，黄、吴告白早见报馆，开办于丙年四月，全赖宪台千元之助；黄款千元七八月才交付一半，谓报馆藉此而开，未确。穰上夔书，恂带去。恂禀。盐。”

　　　　“外国无官报”，似为张之洞一派新寻找的反对《时务报》改官报的理由；“穰上夔书”，即汪康年上书给其同乡、军机大臣王文韶，当然是申诉之信，将由钱恂带往北京；另一重要的理由是，《时务报》开办全靠强学会余款银，黄遵宪的捐款很晚才到。

　　　　由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到上海“查明”“核议”，黄此时成了关键人物。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黄遵宪在先前《时务报》内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站在梁的一边，此时光绪帝命其主持查核，当然会对康、梁更为有利。他于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离开长沙，乘船北上，很可能于十五日到达武昌。七月十六日，总理衙门收到他的电报：

　　　　“宪到岳，因察看商地，略有沉搁。奉鄂督转奉电旨，饬查《时务报》事宜。查此馆章程皆宪手定，系宪所创办，作为公众之报，以汪康年充总理，梁启超充总撰。今公报改为官报，理正势顺，不知何以抗违不交？俟到沪，即议交收，毋令旷报。事定再电奏。请回堂宪。遵宪。”

　　　　此电报是一抄件，未有发报时间与地点。从当时的发报速度来看，若无加急，需一至两天，即此电很可能是黄到武昌前所发。黄遵宪认定《时务报》的性质是公报，完全否认了汪康年、张之洞的理由——即为“商报”，并称“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