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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黄道来电。奉谕敬悉。职道自海外奉调，始屡邀荐举，感念恩知，愧难报称。过鄂重亲训诲，冀有秉承。启行定期，容再续禀。遵宪谨禀。”

　　　　“过鄂”，指黄遵宪因徐致靖保举，光绪帝命其入京预备召见，他将经武昌再拜见张。（后将详述）从“启行定期”等语来看，张之洞曾有邀请其过鄂相谈之电，黄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我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正是为了反衬此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决裂。
第54节，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由前节的叙述可知，当康有为从南京到上海办理《强学报》时，黄遵宪已在上海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南教案。康、黄虽为广东同乡，但两人的结识却由梁鼎芬介绍。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中有一首称：

　　　　“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

　　　　该诗另有注文曰：

　　　　“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纸曰：□与□绝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又闻□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及康罪发，乃取文悌参劾之折，汇刊布市，盖亦出于无奈也。”

　　　　此中的□，即为梁鼎芬。以“南阳卧龙”——即在野而尚未出山的诸葛亮——来比拟康有为，可见梁此时的评价之高。上海强学会名单中黄遵宪之名，亦是由梁代签。当康有为因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遭张之洞强压时，黄遵宪曾致书梁鼎芬，欲从中调解关系。

　　　　前节已述，《时务报》之创，张之洞已回武昌，黄遵宪仍在上海，是该报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从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来看，黄遵宪对该报初期事务甚为关注，有着许多指示；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北上天津后，仍是书信不断。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汪康年、梁启超之争，黄遵宪虽在北方，仍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1897年4月11日），黄致汪信称：

　　　　“馆中仍请聘铁乔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黄提出由汪的朋友吴樵或康的学生龙泽厚出任《时务报》经理，黄和汪仅任该报董事，汪的责任仅是“联络馆外之友”，实际是削汪之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黄遵宪去湖南赴任途中路过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均有商谈，其削减汪《时务报》之权限一事并没有成功。前节已叙，在章太炎与康党矛盾中，汪与章一党，且为同乡；而在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护梁责汪。黄又与康、梁同乡。此中又有浙、粤地域之见。

　　　　《时务报》第40册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97年10月10日），张之洞让其幕僚钱恂发电《时务报》馆：

　　　　“《时务报》馆汪：四十报速电京缓发。恂。咸。”

　　　　虽是短短数字，且未说明原委，然汪康年、梁启超十分谨慎，仍立即联名回电：

　　　　“奉电谕，感切。惟报早分寄，容设法改正。康、超。咸。”

　　　　即在电中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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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 ；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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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日（7月29日）发电武昌：

　　　　“急。蒸电敬悉。顷奉电谕，知竟归康办。章程三条未详。现拟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而另行出报，改名《时务杂志》，与从前《时务报》一气贯注，并请节庵为总理，已电焦山。谨候电复。康。真。”

　　　　汪康年刚到得到六月初八日的上谕，方知《时务报》交给康有为办；但他却以极快的速度提出了对策，即仅“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另行出版《时务杂志》。此即后来汪、张所采用之计。汪在此电中还同意梁鼎芬出为总理。六月十三日（7月31日），汪康年发电钱恂：

　　　　“督署，钱念劬：报拟改《时务杂志》，请节庵为总理。时报即归官。一、不背旨；二、有以对捐款、代派诸人；三、大局不致掣动。恳告帅及节庵。即电复。康。覃。”

　　　　汪康年要求钱恂此中帮忙做工作。他还同时发电张之洞：

　　　　“前电言改名出报，似非奏明不可。钧意若何？候电示遵行。康。覃。”

　　　　“前电”似指六月十一日汪康年之电，要求张之洞设法上奏，请光绪帝旨准。六月十七日（8月4日），汪康年再发电武昌：

　　　　“谏电敬悉。报从七月朔起遵即改名《时事新报》，并请节庵为总理，声明报首。《农报》事，容会商再复。敬诒极愿相助，必留。康。霰。”
第58节，
　　　　“谏电”指武昌方面六月十六日的复电，但由于档案保管等因，我在“张之洞档案”中，尚未找到该电及武昌方面此期的其他回电；而时在武昌的叶澜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却透露出张之洞及其幕中的内情。叶澜在六月十六日（8月3日）的信中写道：

　　　　“昨日由念劬交来密电，已照译送梁。弟又亲至星海处打探。星海目疾未愈，晤社耆云：星海以前次兄请其为总理，后又不说起，心颇不悦。此番笑兄急来抱佛脚云，欲其为总理，尚须斟酌。惟社兄言其心中未始不愿帮兄，而社特不好进言。故弟又至念劬处，恳其至星海家竭力劝驾。念劬已经允许。又据念云：兄前日电请帅出奏，帅以馆在上海，不涉两湖之事，恐难越俎代庖。惟兄所言将报改名《时务杂志》，捐款一概清出。帅意甚以为然，云：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而馆中经费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犹之电报、招商等局不能入公家也。且官报开办另有经费，此种捐款概出绅商，虽有上谕，断无强之捐入官报之理。特飞告兄知。”

　　　　由此可见，汪康年六月十三日给钱恂之电，钱将之交梁鼎芬，并劝梁出面向张之洞进言。张之洞对汪求其“出奏”即上专折一事，未能同意；但同意汪的“改名”方案，称“不过让《时务报》空名与康”，并称捐款“不能入公家”。此中提到的汪康年前次请梁鼎芬为《时务报》总理一事，很可能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即黄遵宪发电驱汪之时，张之洞六月初十日电稿中删去的“从前屡谏，未蒙采纳”字样，也可能即指此事；然汪恐梁夺其权，后不再提起。由此又可见，梁对汪虽有意气，但为了共同对付康有为，梁仍同意出山。

　　　　除对上海的汪康年进行部署外，张之洞另向京师打探消息，于六月十七日发电其子张权：

　　　　“急。京。张君立：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

　　　　他要求将宋伯鲁、孙家鼐奏折摘要电告，以便其下一步的行动。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