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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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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恳请荣禄能出面保杨。然此时荣禄已去北京,护理总督袁世凯复电,表示“遵办”,即将此意转告荣。又过了几小时,十一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正式采取行动,发电瞿廷韶:

    “急。京。琉璃厂西门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盼即复。洞。真。”

    张之洞命瞿廷韶去找王文韶、裕禄,搭救杨锐。据瞿的回电,王文韶表示同情,裕禄未能相见。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

    “急。上海。盛京堂。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天下端人名士所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飞电切恳夔帅,鼎力拯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感戴盛德。叩祷。盼即复。拙。真。”

    张请盛转恳王文韶,搭救杨锐。盛对此完全照办。张之洞的行动似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据陈夔龙的笔记,当时主持审讯的奕劻,亦有意援救杨锐、刘光第两人,很可能就是转受他人之托。

    从清晨的寅时,到夜间的亥时,张之洞的动作有如三级跳,先是由瞿廷韶“婉陈”,继而由其幕僚转求,最后方是自己出面,这一系列的动作,自然与京中的来电有关。张之洞电文中“召见蒙恩”,“与康无涉”,说明他已查明康确未保杨。而在同一时刻,即十一日寅时,张的大幕僚王秉恩发电给乔树枏的电报,很可能说明内情: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钝平安,何以知之,速示慰。如弟凭人言,仍恐难测。闻同乡拟公保,万不可缓。肖岩明日赴京。息清。真。”

    “钝平安”一语,说明杨锐的情况良好;“凭人言”一语,说明乔报告其所闻有利杨锐的消息;“同乡拟公保”,指四川京官准备公同具结为杨锐担保;而杨锐的弟弟杨悦(肖岩)也准备立即进京。

    由于得到了京城来的好消息,八月十二日(9月27日)一天,张之洞的电报稍显暖意。十二日丑时(1…3时),张之洞发电张检,要求交给张权:
第45节,
    “急。张玉叔转交立:叔峤无他虑,有何端倪?想因查无与康往来字据耶?所云信件发还,想并未查封衣物耶?速明晰复。再,闻有妄人保懋勤殿十员,有仲韬在内,确否?亟系甚。速询复。黄遵宪有事否?宋伯鲁何以漏网?日来见廉舅否?有何议论?汝与各处来往电报,务即付丙。真。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张权向其报告杨锐“无他虑”,“信件发还”等情节,张之洞虽心存疑问,但其关注点已转向他处,尤其是黄绍箕,担心其为“懋勤殿”之累。过了几个小时,十二日巳时(上午9…11时),王秉恩发电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或云峤等因有密谕复奏被累,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息。文。”i米i花i书i库i ;http://__

    这封电报虽用王秉恩的名义,但“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一段,是张之洞删去“何解?速详示”五字后亲笔添加的。“密谕复奏被累”,指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密谕,并指示杨锐等人复奏。“何以四人联衔”,似为乔树枏的电报称,杨锐给光绪帝的复奏是四章京共同署名的。“培”,刘光第,字裴村。“林、谭”分别指林旭、谭嗣同。到了当天晚上,十二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发电张权:

    “急。京。立:林、谭查有违碍信件否,所讯何事?即刻复。间或告茂萱统复亦可,但嘱其勿写号,只可写一慎字。文。”

    在这封电报中,张之洞没有提到杨锐,他大约认为此案杨锐自当脱罪。由于杨锐、刘光第是陈宝箴所保,杨、刘“平安”的消息也从武昌转到长沙。陈宝箴致沈曾植信称:

    “返署接节庵电,杨、刘平安,喜极。惟康、超为洋船接去等语。杨、刘既平安,大抵只查抄,无交私之件便不问耳,似此不与钩党之狱矣。”

    梁鼎芬已将“平安”的消息电告陈。而陈信中的内容,似为张之洞及其幕中对杨锐一案及其发展的判断。

    张之洞似乎放心了,目光也有了转移。我在“张之洞档案”中,竟然找不到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张关于杨锐的电报。由此可推测,张可能一整天没有发电,若真如此,又似可说明他的信心。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回电,一定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消息。我在“张之洞档案”中虽未找到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复电,然张权此时给张之洞密信一残件,透露出当时的情景:

    “八月十三日之事,午前尚毫无信息。十二日见乔茂萱,渠尚云杨、刘二人或可无虞。缘杨曾在上前面劾康,欲令其速出。谭保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刘不署名。此二事可站得住也。”

    既然杨锐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迅速离开北京,那么,杨完全可以在审讯中将自己摘出,说明自己并非康党。恰也就在张极为放心、很可能一日无电的八月十三日,慈禧太后恐外人干涉,下令处死杨锐等“六君子”。

    八月十四日(9月29日),噩耗突然传来。是日戌时(下午7…9时),张之洞收到瞿廷韶发来电报:

    “昨日陛见后,分谒枢廷,未见。便见合肥,论杨、刘事,尚谓必有分别。旋见钱密缄,已云仓猝,虑难挽回。果于四点钟遽同谭、林等同时处决。在京多称杨、刘之冤,奈内旨迫切,于午刻迳由刚相奉密旨立办。措手不及。遗骸已由各同乡代殡。敬帅晚年难堪,闻湘人已电藩司矣。本司廷韶谨禀。寒。”

    “钱”,钱恂。该电说明李鸿章都认为杨锐、刘光第“必有分别”,此案由刚毅奉密旨“立办”。与此同时收到的,很可能还有张权、黄绍箕的电报。张之洞得报后,随即发电张权:
第46节,
    “急。京。立:迂。来电及绥电均悉。芝艾同焚,奇冤至痛。到部数日,所闻何供?峤曾劾康,想必供明。何以不理?何以昨日忽催泪?日来英、俄有何消息?并告绥速复。绥即韬也。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

    “来电”指张权的来电,“绥电”,指黄绍箕的来电。张之洞急切想知道,杨到刑部后的审讯过程,“峤曾劾康”是对杨最为有利的情节,可他为何会遇难呢?这一封电报原文上没有发报时间,但下引张之洞发给乔树枏的电报为十四日亥时(下午9…11时),很可能两电为同一时间。以往给乔树枏的电报多以王秉恩的名义,此次张之洞亲笔写道: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不料峤事如此,千古奇冤,惨痛难言。临难时有何语,到部后复问何事,共问几堂,诸大臣有何语,同乡公呈已递否,东海何以不论救,何以木讷一人主持?均电示。闻峤有劾康疏,系何时上,供明否?问官定案时奏内叙入否?日来都人公论如何?其世兄恳诸公切为抚慰。均速电示。节、雪统此。盐。峤此稿务钞寄。”

    张之洞非常不理解审判的结果,亟想知道杨锐遇难前的遗言,并要求将杨锐弹劾康有为的奏稿抄寄。“到部后”,指到刑部后,“共问几堂”,指堂审几次,“东海”为徐桐,“木讷”为刚毅。他此时还不知道,杨锐、刘光第等人是不审而诛!直到第二天晚上,八月十五日(9月30日)亥时,张之洞发电黄绍箕:“叔峤恐系为杨崇伊所潜害,望详加考究。黄遵宪实是康党,都人有议者否?”此日原本是中秋佳节,张之洞却在悲痛中度过,且以悲为恨而记仇于杨崇伊、黄遵宪等人;且在其极为悲痛之际,竟突然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又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张之洞又发电为杨锐收尸的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肖岩到否?思永扶柩何日行?如需费,速示。湘水生波,因何而起。漾。”

    “思永”,杨锐之子杨庆昶的字。杨锐的棺柩由杨庆昶、杨悦一路送行,由北京经西安至其家乡四川绵竹安葬。至时,张之洞会想到什么,能做些什么?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另两位得意门生、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在极端保守派的鼓噪下被杀,张之洞又会想到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这是一条伤痛的河,从这位“忠臣”的心上淌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颂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南京城内鸡鸣寺豁蒙楼,成为张之洞所写下的他与杨锐关系极为悲情催泪的浓重一笔。

    还需说明的是,唐才常被杀后,康有为极为悲愤,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称言:

    “杨锐者,张之洞入室弟子,岁馈千金,养之京师,而一切托之者也。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

    相同的说法又见于康此期所作《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逆贼张之洞罪案》等文,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此本是康在政治斗争中的诬词,不足为据,然今亦见有学者引用而信之,失察之误。

    在本章结束之际,我还想呼吁各位多多地注意杨锐的信札与电报,现在发现得还太少。这些重要的材料将会一一揭开戊戌变法中的许多内幕。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可能还存世,只是因其无抬头、无署名、无日期而未被人所识所重,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角落里,静静地睡觉。
第47节,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第四章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

    ——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

    “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已经对立,但两派一直没有直接交手。就我所见的材料来看,康有为一派似不太注意偏于湖北的张之洞一派,而张之洞一派对康有为一派在政坛上异军突起,有相当大的恐惧感。康、张两人的政治地位虽有很大差距,但京师毕竟重于武昌,且康已见重于光绪帝。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的日记中,生动兼具形象地写道:

    “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此中“不敢公发难端”,“康学大兴,可谓狂悍”诸语,描绘出张之洞此期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然而,当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将《时务报》收归其有,以掌控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时,张之洞出手了,但他仍没有正面出场,而只是暗中操纵。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时务报》和《昌言报》和戊戌前后的黄遵宪,已经有了相当多且好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本章只是对先前的研究进行一些补充,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披露“张之洞档案”中尚未发表的材料。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与新中进士康有为相会于南京,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由汪康年办理,汪未到时,由康有为等人先行办理。然因康在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显示其独特的学术与政治之倾向,张之洞大为光火,于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发电尚在武昌的汪康年:

    “武昌两湖书院汪山长穰卿: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并望转催邹、叶诸君,洋务书何时可纂成?即示复。洞。肴。”

    而等到汪康年最终到达上海时,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已由张之洞下令停办,康有为也已返回广东。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为张之洞的家庭教师,后入张之洞幕。十八年中贡士,未应殿试;二十年补行殿试,又未应朝考。他在湖北的六年中,与张之洞幕中诸人交往甚深,并以此张开与全国官僚士人的关系网络。今存上海图书馆且已出版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正显示了他此种特殊的交际能力。康有为当时亦对汪有较多的好感。

    早在光绪二十年,汪康年就有办报的设想,最初的设计为《译报》;亦曾与梁启超商定在上海办报的计划。汪此次来到上海,所接收者仅是强学会余款银三十余两及七十余元,但并没有放弃。他
第48节,
    与正在上海办理教案与苏州开埠事务的金陵洋务局总办、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商议此事,得到了黄的支持。汪又与上海绅商经元善(张之洞此时派在上海的账房)商量,以索回张之洞捐赠上海强学会的余款。经最初对此并不同意,且言词激烈;然他奉到张之洞的幕僚黄绍箕、梁鼎芬的信件后,立即予以拨款。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896年6月13日),经致汪信称:“昨承左顾,罄谈甚畅。兹送上强学会余规银七百两庄票一纸”此款后来成为《时务报》开办的主要经费之一。与此同时,梁启超抵达上海。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潚、邹凌瀚共同发起《时务报》。张之洞虽未直接参与其事,但也表示了对汪未从其命返回湖北而坚持在上海办报的谅解。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一期在上海出版。梁启超以其精锐的思想、出色的文笔,使之风行于世。汪康年亦于该报出版初期写信向张之洞报告,并附呈其报:

    “广雅年伯尚书大人钧察:前奉禀敬,谅尘鉴览。《时务报》已于初一出报,曾托念劬转呈,想蒙赐察。第二期报已印成,谨由信局寄呈贰册,并附第一期报二册。伏乞察入。所虑论卑识近,不足尘大雅之观。惟望训正。专函敬请崇安。年愚侄汪康年谨上。”

    “念劬”,张之洞的亲信幕僚钱恂。张之洞收到此信后,于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命钱恂发电:

    “上海《时务报》馆:头期报三百五十、二期二百速寄。恂。”

    二十五日,张之洞又命全省文武大小衙门书院学堂一律官费派阅。此后,浙江巡抚廖寿丰、湖南巡抚陈宝箴、安徽巡抚邓华熙、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官员纷纷下令派阅或协助销行,使《时务报》短期内获有极大的销路。然而,康有为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等学说为张之洞等官员所不喜,汪康年更多地代表着张之洞一派的立场。梁、汪之间,由此生隙。

    梁启超考虑到《时务报》此时的财务困局及自办报纸不易,对“孔子纪年”等项,采取了“不复力争”的态度,对康有为提出的“再蹶再兴”的强硬要求,也提出了“稍谐众论”、“然后徐图”的和缓对策。而他在致汪康年之弟汪诒年的信中,将其在《时务报》馆中的委曲,尽情发泄出来:

    “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

    同为《时务报》撰述的章太炎,亦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汪康年与章太炎同乡且交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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