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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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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很象李符曾为之催张之洞早解捐费而发。张之洞系清流起家，与李鸿藻情谊至笃。鸿藻逝后，张之洞仍与李家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保存完好，其捐费很可能由鄂督张之洞支付。”

　　　　对于孔祥吉的这一考证，也有人表示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诸先生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引用该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发现此函，并考证此函系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此函为杨锐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虽称其“证据不足”，但也没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证据。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孔祥吉的推论，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李焜瀛虽比张之洞年少达37岁，但论地位等级，尚不太远。在当时的礼教等级社会中，李焜瀛措词如此低下地给张之洞写密信，似难以想像。其二，李鸿藻虽非大贪，但久任高官，门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积资财。捐官之银，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动写信“催张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与李焜瀛经历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荫出身，光绪二十三年因李鸿藻去世“赏给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李焜瀛写给张之洞的信，表示愿去日本游学，其文气、字体则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看到“百日维新密札”的原件时，立即觉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误。

　　　　首先，孔先生称：

　　　　“笔者在检阅高阳李氏存札时，发现了两通极为重要的密札。这两通密札没有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书有付丙二字。两札均为白纸墨笔书写，字体比较工整，笔迹纸张亦皆相同，故可以断定，两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两信，与其他信件混杂在一起，粘贴在“风树亭”的页纸上，装订成册，蓝色封面上有红色签条，上书《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从粘贴的次序来看，粘贴者并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也不了解李家、张家的内情。我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两信的纸张并不完全相同，“百日维新密札”的纸张要稍好一些；而两信的笔迹，以我的书法知识看来，亦为不同，属两人的字体。由此可见，孔先生的“两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论，似不能成立。另从内容来看，末尾有“付丙”字样的一信，似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称：

　　　　“李先生所发现的密函，据称是购来的，何人所购？购于何时何地？这样的密函何以恰巧会被高阳李氏购去？”

　　　　由此可知，孔先生仅看过李宗侗《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大陆杂志》，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没有注意到《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在后一文中，李宗侗对其收藏之来源也作了说明：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
第42节，
　　　　由于1935年“故宫盗宝案”，时任故宫秘书长的李宗侗，避往上海租界，又于1948年受聘任台大历史系教授。我不知道他在此期间是否回过北平，但由此似可以推测，今收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李鸿藻档案”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李宗侗当年存留在北平“所积至万余件”的收藏，辗转入藏该馆。因其来自李家，而被错误地命名为《李鸿藻存稿（外官禀）》。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前引李宗侗于1959年发表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杨锐给张之洞密信中“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一语，很值得注意，即杨锐在该信的正件（即“丹禀”）之后，另有附件；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就是此类“别纸录呈”的附件，且我还以为，很可能就是此信的附件。两件似本为一封，本存一处，李宗侗离京时仅带走正件而未带走附件，故附件存于今日“李鸿藻档案”之中。О米О花О书О库О ；www。7mihua。com

　　　　以上所言，还仅是一种推论，并不能加以证实，也得不出什么正式结论；但辨认作者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情景事由的考证，而是直接辨认其笔迹。李宗侗发表杨锐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来信时称：

　　　　“此札原至少系六页或更多，购时已佚其一，当是张文襄坐京杨锐对他的秘密报告。虽然未署名，但考证彼时文襄的坐京，共有四人，即刘恩溥（文襄之亲戚）、黄仲彛�绍箕（文襄之门生兼一侄女婿）、杨叔峤锐（文襄之门生）及文襄之侄张黄楼彬，四人的报告余皆藏有，以笔迹相对，则此数页确属杨锐者。”

　　　　李宗侗称其认识杨锐笔迹（仅影印其中一页）。李景铭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贴有杨锐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密信三页，写有签条“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李景铭也称其认识杨锐的笔迹。以上两件和孔祥吉发现的《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所贴“百日维新密札”（一大页），笔迹完全一样，然三件均无署名。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两条证据：其一是该图书馆所藏《梁鼎芬存札》中，亦有一信，是杨锐写给梁鼎芬的，有署名。该信的笔迹，与以上三信完全一样。其二是“张之洞档案”中还有一封杨锐亲笔的简短电文：“广州。王雪澄：洪疏讹传，彦臣乞致慰。锐。”笔迹相同。近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凤昌藏札》影印出版，共收入杨锐的亲笔信12件，笔迹亦相同。此外，可以参考的还有杨锐致赵凤昌的石印信1件和宁志奇、高成英、胡昌健诸先生发表的杨锐笔迹的照片。由此，从笔迹辨认上我可以确认，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其作者应是杨锐。

　　　　由于孔祥吉发现的杨锐该信内容及其重要，本书也多次引用，为读者阅读方便，以下再次刊出：

　　　　“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有储才局、会计局、农政局、工政局、商政局、海军局、陆军局、刑律局、铁路局、矿务局各名目。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

　　　　孙燮臣冢宰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彛�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然其中亦有以请托得者，如涂国盛、杨士燮、余诚格诸人，颇招物议。孙又奏，康有为进呈所著《孔子改制考》中间改制、称王等语甚纰谬。奉旨：即令孙传谕康删去。

　　　　外间传言：康因内监王姓者以进，有所建白，皆直达御前，每日旨从中出，盖康笔也。或又云：康通李联英，以二事结慈圣知，一请大员奏事东朝，一请南巡，深当圣意，故所请无不行，以小臣而受殊知，实古今未有之奇遇也。康封奏皆径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自康召对，枢臣每进见多被诮责，从前奏对，不过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诸大臣皆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较也。

　　　　黄仲彛�、张燮钧、寿伯福三人召对，浙抚廖中丞所保也，此外尚有盛伯熙、袁爽秋及外官二人。袁不久来京，余二人亦电召入对，惟盛不用。《劝学篇》已由仲彛�进呈，上谕令即交军机大臣，黄嫌与康同，仍由翰林院代呈。其奏对诸语，想已具渠函中，不复赘述。

　　　　现派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分编、译二门。所编各书，必将删削诸经以就康学。将来科举，即由大学堂中出，人将讲王氏之新学矣。梁见寿州，谓：总教习必派康先生。孙不应。康党大失望，然恐将来尚有改动也。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李盛铎与康时离时合，虽康党亦畏恶之。

　　　　上月初四日，胡公度侍御奏劾张荫桓，有借款得赂二百余万、七口改归税司经营、有私改合同事，又议增赫德薪水，每年骤至百廿万等语。慈圣大怒，次日面谕英年查抄、拏问。崇礼故缓之，旋有立山出为恳求，其事遂解。闻廖仲山亦苦求于上前，尚未允。立一人最得力也。

　　　　荣相到津后，奏保中外二十余人，以鹿制军为居首，中间有陈右帅、黄公度诸人，李盛铎亦在其内。

　　　　陈学棻奏报岁考事，附片论时文不宜轻废，忤上意，次日撤回。陈在浙最不喜言时务，所出观风题，即分咏西湖八景，至为尘陋。浙人士皆非笑之。”

　　　　还需说明的是，孔祥吉发现并发表“百日维新密札”，意义是重大的，对该信所作的背景说明也是大体完备的，我没有须得补充的内容。
第43节，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戊戌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从“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于次日凌晨丑时（1…3时）即得知消息。由于与康有为之间的政见分歧，他对政变后的前景一开始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的落难，有着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锐很可能是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早上在家中被捕的。而在初九日的下午，张之洞就得到了消息。他于酉时（下午5…7时）分别发电给张权、黄绍箕：

　　　　“急。京。立：叔峤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必已见明发，速摘要告。凡各处函电，务即付丙。即刻复。迂。佳。”◇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京。温州馆，黄仲韬侍讲：急。叔峤受累可骇。何以牵涉？有余波否。速复。拙。佳。”

　　　　“立”，张君立，张权；“迂”、“拙”，张之洞闻政变后所改的自署。张之洞的电报，除要求查明事情的原委外，还希望了解慈禧太后的下一动作，即“余波”，并要求焚毁相关的电报函件。然仅过了几小时，张又于亥时（下午9…11时）再次发电张权：

　　　　“急。京。立：杨、刘四人必革，已见明文否，若已见，当可无余波矣。叔峤事渠何时得信？王照、端方、吴懋鼎有事否。均即复。迂。佳。”

　　　　根据张之洞的判断，杨锐、刘光第等新任军机章京四人若有革职拿问的明发上谕，将不再会有新的行动，但他仍在打听慈禧太后是否会继续对王照等人动手。“叔峤事渠何时得信”中“渠”字，说明张权在电报中透露了消息来源。到了第二天，八月初十日（9月25日）辰时（7…9时），张之洞再发电张权：

　　　　“急。京。立：闻逮问十六人，想已见明发，速详告。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蒸。”

　　　　张之洞所担心的，是杨锐等新任四章京由康有为所保，这将使案情变得极为复杂；同时也关心他发给杨锐的诸多电报及信件是否也被查抄。

　　　　在“张之洞档案”中，我还看不到张权等人此期的复电，而八月初十日张之洞关于杨锐的发电，也仅此一件，似为不全。而到了八月十一日（9月26日），张之洞开始行动了，档案中留下他大量亲笔电报。

　　　　八月十一日寅时（上午3…5时），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

　　　　“京。化石桥，张玉叔：急。叔峤受累太奇，是否有人劾？究系何故？此外有要事速电告。如须密者，专人坐火车送至天津发电，并告权。即刻复。迂。真。寅。”

　　　　张之洞恐在京发电会泄露，让张检、张权将密电派人去天津发送。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此时正在京觐见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急。琉璃厂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急。蒸电悉。有要事速电示。或云康已获，确否？此事只在惩首恶，似不宜株连太多。见夔帅、寿帅时，似可婉陈。即复。洞。真。寅。”
第44节，
　　　　“夔帅”，军机大臣王文韶；“寿帅”，军机大臣裕禄。张之洞命瞿向王、裕“婉陈”“不宜株连太多”之意，即有意护杨。过了几小时，十一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张之洞又命幕僚杨文骏，发电给其兄、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杨文鼎，其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急。天津督幕杨俊卿：顷南皮师帅面告弟云：闻军机章京杨锐因康有为案同被拿问，骇愕之至。杨章京自四川学政任内，相随晋、粤、江、鄂二十余年，品行端洁，文学通雅，凡事最小心谨慎。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都中海内贤士大夫皆深信。此次召见，系陈右帅所保，与康丝毫无涉。今同康被逮，未知何故，故未敢遂行论奏。嘱电兄转恳荣中堂，设法保全，免受诬累。中堂爱才若渴，必能宏此善心，维持善类。至康之邪恶，先属瞿臬司详陈，已蒙烛照等语。望速陈。恳急电示复布局。骏。真。”。tenluo

　　　　张之洞恳请荣禄能出面保杨。然此时荣禄已去北京，护理总督袁世凯复电，表示“遵办”，即将此意转告荣。又过了几小时，十一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