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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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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沙紧密合作的张苏泉,就是第一批从台湾空运而来的。
  李弥在孟萨开办了一所“反共抗俄军政大学”,轮训下级军官并在东南亚各地招收学员。后来在金三角赫赫有名的坤沙,就是第一期学员。坤沙1934年出生于缅北,祖籍云南大理,他的父亲张秉尧入赘于掸邦当阳莫奈山寨的土司府,继承了土司的职位,所以他是个有一半汉族血统的掸邦人,并从小在祖父的课读之下接受汉文化。后来他父亲被佧瓦山官所杀,他逃了出来,在外面流浪了很久,这一次是以华侨子弟张奇夫的名义入校的。一次李弥到军校检阅,见坤沙拆卸军械动作娴熟,当场提拔他为少尉军官。──只是李弥绝没有想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他年竟会取代自己成为金三角的主人。
  李弥从沧源退过国境线,中国军队不能越界追击,就向缅甸政府提抗议。缅甸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也怕允许中国军队越境征剿,会像清兵追明皇似的赖在缅甸不走,不得不出兵攻打李弥。于是一次叫做“旱季风暴”的金三角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爆发了。
  缅甸政府军力量不足,除了政府军和北部山区的克钦兵之外,不得不花钱请英属印度国际军团来参战。这支雇佣军的指挥官是英国人,而战士都是尼泊尔的部落民族廓尔喀人。
  关于这次血战的惨酷,我就不仔细描述了。总之是战争的最后,尽管雇佣军和克钦兵一向都以英勇善战著称,但是在国民党正规军面前,先后都全军覆没,英国指挥官自杀,缅甸政府军更不堪一击。尽管李弥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他总算是胜利了,而且在缅北稳稳地站住脚跟了。
  战事之后,1952年李弥在曼谷接受西方记者采访,说了一句大话,没想到竟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结束了他在金三角的统治。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记者问他:“李弥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您这个云南王,什么时候能回到昆明啊?”
  李弥忘乎所以,大笑着说:“我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要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就看我想做不想做了!”
  他这话,其实不过是得意忘形的一句大话而已,但若以他当时打败缅甸的所处局面和实力来说,倒不是吹牛。为此仰光报纸舆论大哗,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总理吴努和国防部长吴奈温下台。联合国也为此开会讨论并做出了“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金三角”的决议,加上蒋介石也得到了确切情报,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秘密策动李弥脱离台湾独立,以便出兵配合西藏上层分子的独立运动。据此蒋介石下令要李弥把全部人员撤回台湾。
  李弥如果真想独立,他是完全可以不走的。但他并没有野心,所以他忠诚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从1953年12月开始,直到1954年3 月,台湾官方公布的数字,共从金三角撤出四个军、七个纵队,共计步、炮、工兵及装甲兵一万多人和家属两千多人;其实只撤走了五千四百多人。台湾宣布:金三角地区从此没有国民党部队一兵一卒了。
  李弥一到台湾,就让蒋介石给软禁起来,后于1973年病故。大批跟着李弥撤台的官兵,也都遭到遣散。李国辉就是这次回到台湾后被遣散,才在台北县荒滩上办起养鸡场来的。
  金三角地区真的没有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了吗?当然不是的。李弥时代号称兵力十万,除去土司兵和地方武装,实有兵力三万多人。撤走的五千多人,其实都是李弥的嫡系部队,其余杂牌军近两万人则“自谋出路”也就是分头走散了。以段希文为首的近六千云南籍官兵,则既不撤退,也不走散,他们转移到老缅边界湄公河西岸的江口镇,打出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旗号,柳元麟化名王胡常出任总指挥,重建四个军,实权则掌握在段希文的手中,继续经营贩毒事业,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小金三角”地区。从此金三角结束了李弥时代,开始了“江口时代”。在段希文之后,又崛起了罗星汉和坤沙,把贩毒事业一代代传了下去。
  李弥大部队一撤走,缅甸国防部就向金三角地区大举进兵,对山区进行拉网式扫荡。政府军采取的不是安抚政策而是高压政策,许多土司头人被杀,妻女和小妾遭到士兵们轮奸。他们宣布彻底禁烟令,断了头人和百姓的财路,因此不但得不到土司头人和百姓的拥护,反而把民心送到毒贩子一边儿去了。
  汉人部队有了喘息的机会,不久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协助各地土司赶跑缅甸政府军,重新建立土司统治。到了五十年代末,汉人军队扩大到一万五千人,重新控制了金三角一半儿地区。缅甸政府军几次发动攻击,因为不得民心,都没有成功。到了1960年,萨尔温江两岸除缅军司令部驻地景栋之外,基本上都是汉人部队的势力范围。这期间缅军和汉人部队发生过许多次战争,1961年春,汉人部队撤退到老挝境内,引起老挝局势的动荡和国际舆论的反对,蒋介石只得下令该部全数撤回台湾。柳元麟及其属下第一、二、四军通过老挝、泰国的机场空运到台湾,第三、五军多数是云南人,不愿去台湾,自动返回金三角。蒋介石又秘密下令,把这支军队改名为“东南亚反共游击总部”,任命段希文为总指挥。于是金三角地区又进入了“段希文时代”。
  缅北金三角地区鸦片的产量,李国辉来到之前的1949年,是37吨。这个数字不算太大。因为同年越南、老挝和泰国所产的鸦片,就超过了100 吨。四国的鸦片产量基本上持平。到1959年,金三角已经经历了李国辉时代、李弥时代和柳元麟时代,年产量也不过翻了一番,达到了60吨。到了坤沙时代,鸦片种植突飞猛涨,1970年达到了一千吨,八十年代攀升到了两千吨,打破了世界记录!
  六十年代在金三角地区的另一支贩毒武装是果敢的罗星汉。果敢地处萨尔温江的最上游,也是金三角的最北端,东面与云南的临沧县接壤。那里是汉族人的聚居区,据说居民的祖先还是明朝末年从中国逃亡出来的,至今已经传了十几代,却没有被当地人同化,是缅北仅有的几个纯汉人寨子之一。罗星汉出生于1934年,与坤沙同岁,不过比坤沙出道得早。他于五十年代末组建果敢自卫队,开始参与鸦片走私。他与国民党部队没有组织关系但有合作关系。六十年代国民党部队撤退,他趁虚而入,队伍发展到两千多人,曾经控制过半个金三角地区。
  坤沙的崛起,除了历史和环境的因素之外,还有民族因素。段希文的第三军人数本来就不多,经过几次战斗,剩下不到一千人,还包括一百多名妇女和儿童。看不见前途出路,军官们纷纷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离开了部队,另立山头。当时在第三军当独立团团长的坤沙,也把队伍拉回当阳老家,成立土司武装“弄亮自卫队”,以他昔日的上司张苏泉任参谋长兼总教官。他的父亲是掸邦土司,所以他得到掸族人的拥护,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最后不但能够以“掸邦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出现,还普遍受到土司头人和百姓的拥戴,被尊称为“神坤沙”、“王坤沙”。最后坤沙终于成了世界头号毒品大王,主宰金三角百分之八十的毒品交易,这时候金三角的鸦片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两千吨,因此意味着他也主宰世界百分之六十的毒品交易。
  相比起来,罗星汉的“生意”是最难做的。他的根据地在金三角的最北边,而当时鸦片走私的终点站不是孟板就是清莱或清迈。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佤山的佤邦联军、东掸邦的民族革命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辖区,才能千里迢迢地把货物送到目的地。因此他与国民党部队的关系必然时好时坏。坤沙独立以后,就曾经与罗星汉打过一场规模颇大的“鸦片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对方的鸦片。而初出茅庐的坤沙集团,也是因为战胜了罗星汉、夺取了十二吨鸦片,从而使自己的本钱和实力大大提高的。
  缅甸政府军事力量薄弱,对于缅北山区无法控制,因此不得不承认并收买地方武装,把坤沙也网罗进去了。这情况有点儿和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相似。缅甸政府当然不相信也不放心坤沙的投诚,总想寻找机会把他消灭掉。1969年,坤沙接到缅甸政府军东北军区的开会通知,地点在腊戌。这样的会议他已经参加过多次,所以并不疑心,只带了三个警卫就动身了。到了腊戌,通知开会地点改为东枝,他仍然不怀疑地上了军方派来的直升飞机。等到下了飞机,才知道到了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他被扣押了。不久就被押到仰光,以叛乱和贩毒的罪名先判死刑,后来坤沙集团通过各种关系的力量进行活动,又改判无期徒刑。
  诱捕坤沙的同时,政府军也向莱莫山发起攻击,打算一鼓歼灭坤沙的部队。幸亏张苏泉沉着指挥,把部队撤退到大山里面,然后考虑如何营救坤沙出狱。
  他的策略是绑架了两名苏联派往缅北工作的医生,为此苏联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迫使缅甸政府不得不以释放坤沙来换取两名苏联医生的生命安全。不过只允许被释放后的坤沙在警察的监视下在仰光居住,没有人身自由。直到1976年2 月,坤沙才在张苏泉的精心策划下躲开了便衣警察的监视,逃了出来,──前后一共被关押了六年之久。
  从1969到1976年的这六年时间中,政府军在缅东北地区不但打击了坤沙集团,也趁缅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内讧期间基本上消灭了缅共军队,力量迅速强大起来,鸦片走私从此进入了一个低谷。吴先生您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中缅边境出来,并越过泰缅边境到达曼谷的。
  坤沙脱逃之后,接受张苏泉的建议,把他的中心“掸邦联合革命军总部”设在泰缅边境泰国一方一个名叫满星叠的山谷里。满星叠是泰语,“满”是石头,“星叠”是炸裂,意思是这里气候炎热,连石头都会炸裂。这里离毒品贩运中心孟板不过十几里路,离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总部美斯乐也不过几十公里。这时候他的鸦片贸易额已经高达两千吨,但是他自己不吸毒,也不许部下和居民吸毒,满星叠更看不见罂粟和毒品的影子。他尊重知识,提倡汉文化,特地吸收一批中国知青当老师,在满星叠建立华文学校。他制造了一种理论:“鸦片是西方人几百年前强加给我们的,现在我们不过是”原礼奉还“而已。要禁毒,几百年以前你们西方人为什么不禁?”
  七十年代末,坤沙曾以“掸邦共和国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在满星叠秘密会见美国禁毒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伍尔夫,正式提出一份禁毒计划,建议美国政府从用于禁毒的十几亿美元经费中拿出百分之一即一千七百万美元来给掸邦国,坤沙就把他所控制的毒品全部交给美国政府处理。但是这样的建议被美国总统拒绝了。因此他的结论是:“毒品泛滥的局面,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
  最早归顺政府的贩毒集团是国民党残余部队。1978年,台湾当局见这支“反攻云南”的部队除了贩毒之外无所作为,加上鞭长莫及,无法控制,不得不痛下决心,由蒋经国亲自秘密来到美斯乐,向官兵们宣布当局的最后决定:“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归顺泰国”。
  尽管台湾当局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但是泰国政府对于归顺者的真心,还不能不持怀疑态度,双方迟迟达不成协议。矛盾的焦点,在于“归顺不等于投降”,归顺者要求保持部队的建制,拒绝交出武器。理由是:当地山民都有武器,交出武器的外来人等于绵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根本无法生存。而泰国政府对于一支不交枪的贩毒队伍,既不放心,也无法向议会和舆论交代。
  前面说过,泰北与缅北的情况相似,政府的力量薄弱,山区的居民,以前都是由土司头人统治,后来有了贩毒武装、土匪武装、民族独立武装和共产党的武装,各自割据一块地盘,互不相让,局面混乱得很。那时候,泰北地区不但有共产党的武装,有土匪队伍,还有一支打着“游击队”旗号的苗族武装,在泰国最北面的帕当山上聚众造反,政府屡次征剿,因为不熟悉丛林游击战术,屡次失利。于是,经枢密院与国防部商量的结果,决定采用《水浒传》中招安宋江的故事,把这支富有丛林战经验的部队派出去剿灭造反作乱的草寇。
  第一步,先由国王拉玛九世在曼谷皇宫接见归顺军将领段希文、雷雨田等人。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出生在美国,后移居瑞士,1949年十八岁回到泰国,后又赴瑞士洛桑大学读书,1950年5 月加冕成为泰国国王,是个见多识广又兴趣广泛的中年人,谈话既风趣又自然,并不刻板枯燥。段希文等人表示了忠心归顺的决心以后,国王满意地说:“对于你们归顺的决心,朕表示欢迎。现在朕宣布:御赐你们为泰国国民。卿等要努力效忠国家,不要辜负了朕的苦心。”
  段希文等人谢恩退出。接着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接见他们的时候向他们摊牌:现在叛乱分子在泰北发动战争,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王希望你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虽然明知道表明这种忠诚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泰北的这支苗族武装部队以前还是自己的“友军”,曾经很默契地互相配合,但是既然已经归顺,国王有旨,能不服从么?
  经过进一步谈判和协商,最后协议:汉人军队暂名“泰北人民武装自卫队”,由政府补充武器弹药装备,以“援军”的名义先出兵配合政府军剿匪,胜利后由国王颁布特赦令,全体官兵及家属加入泰国国籍,自卫队建制及武器允许保留。
  这支以云南人为主的国民党残军,出境的时候哪怕只有二十岁,经过三十年的时代变迁,也已经五十岁了。总指挥段希文那年六十八岁,已经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加上他患有心脏病,又染上了鸦片烟瘾,身体很坏,本没有力量再带兵出征的,但是作为这支部队的总指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他不得不勉为其难,奋力出战。
  经过反复挑选,勉强凑成了一支五百人的“援军”队伍,于1979年的旱季开到了前线。这些人大部分是胡子兵,只有一小部分是十几二十多岁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帕当山在作为泰老界河的湄公河西岸,山脚就是昌孔县城,有一个泰军中将带领精锐部队黑虎师在这里征剿多时,但是一进入丛林,只有挨打的份儿,始终无法前进。“援军”一到,他们见这支部队老的老,小的小,什么样的枪都有,特别是指挥官,简直是个老态龙钟的糟老头子,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段希文不顾别人耻笑,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敢死队,派一名师长带队,发挥善于打丛林战的特长,与敌人迂回周旋。三天时间,阵地往前推进了五公里,终于令黑虎师不得不另眼相看。但是敢死队也伤亡了一百多人,师长阵亡,如果再这样拼下去,本钱就要赔光了。他们决定改变战术,派出另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从湄公河上游坐竹筏子到了帕当山靠河的另一面山脚,从笔直的悬崖峭壁上爬了上去,从背后向敌人的指挥部发起进攻。这一场中心开花虽然大获全胜,俘获了敌司令和政委,但是己方又伤亡了一百多人。
  他们凯旋归来,只剩下了二百多人。美斯乐一片哭声。
  祸不单行,当夜美斯乐发生大火,把他们经营多年的村寨夷为平地。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又失去了家园!
  用如此惨重代价所换取的,是国王的特赦,允许他们自愿加入泰国国籍,对伤亡官兵进行抚恤,部队保留建制和武装,并改名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驻扎原地,听从调遣。
  这以后的美斯乐人人人都忙于盖房,不再盖竹楼草房,而是家家户户都盖铁皮房顶的砖瓦房。他们结束了流浪生活,要在这里作为泰国国民永远地居住下去了。
  一年之后,段希文病故,由雷雨田接任总指挥。
  泰北的西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銮山山脉,是泰国和老挝的界山。山脉的西麓,是泰国的难府,有一条难河流经全境。深山里面,是苗族人的聚居区。
  七十年代末期,有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来到难府的深山中开辟游击根据地。他们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终扩展到两三千人,对外号称万人。他们经常袭击城市,破坏交通,多次造成铁路运输中断,因此被政府视为心腹大患。
  这支队伍的总司令叫吴沙沙金。他出生在老挝,父亲是泰国人,学生时代就信奉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曾到莫斯科学习革命理论并接受军事训练,还到古巴去学习革命经验,受到过卡斯特罗的接见。他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后来又到柬埔寨支援红色高棉的革命,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丛林战术。政府军多次征剿,悬赏数百万泰币要捉拿他,却总是奈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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