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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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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走。我打算趁路上前后没人的时候,跟她说说我要到曼谷去的事情。
但是从河边到家里的路太近了。我准备了一肚子话,既要把问题说清楚,又要安慰她,还要让她帮着在父母亲面前做思想工作,这样一件大工程,十分二十分钟之内可完成不了。刚走上河滩,我看见岸边的青草地上有一排灌木丛,就征求她的意见:
“咱们到那树丛后面去坐一会儿好吗?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们那些插队的男女同学,就是这样躲在树丛后面谈恋爱的吧?”她眼睛一亮,调皮地问我:“你和小菁,是不是天天晚上这样谈恋爱?”她一面问,一面顺从地跟着我走。
“哪有那么多时间!”我笑笑说。“那时候,晚上抓革命,白天促生产,号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生命的每一秒钟’,怎么可能让我们天天晚上谈恋爱?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没有政治学习,不过星期六晚上还得开生活检讨会。只有星期天晚上,才难得能够带上女朋友到树林子里面去坐一会儿,放松放松被阶级斗争绷得过紧的脑筋。”
“今天星期几了?”她转过脸来,眼睛看着我问。
“谁知道今天星期几了!我快要连日子都忘记了。你们这里用泰历,可能跟我们的阴历、阳历都不一样。”
“那就姑且算它是星期天吧。”她边说边吃吃地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撒起娇来,不但话儿多,竟也是无所顾忌的。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低矮的树丛,树丛下面有比较厚的草地。我放下木盆,自己先坐了下来,拍拍身旁,让她坐在我身边。
她把木盘放下,把筒裙稍微提了一提,没按我的指点在我的身旁坐下,却像一只小猫似的,一纵身扑进了我的怀里来。我没有思想准备,让她扑倒了。她干脆顺势搂住了我的脖子,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陶哥哥,我也学一学你们插队的青年,跟你在这里谈谈恋爱吧,只可惜我没上过学,不是知识青年啦!”说着,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羞涩地说:“谈恋爱你是老经验了,可我还从来没跟哪个男人……”
并没有“月上柳梢头”,却已经是“人约黄昏后”;并没有“春到人间花弄色”,却已经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我不是色情狂,却也不是柳下惠,何况她已经是我的半个妻子,无须顾忌什么。我被她扇起了情火,翻了一个身,把她压在身下,捧住了她的脸蛋儿,“舌吐丁香”,狂吻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两个人都喘不过气儿来以后,才互相交颈搂抱着,在静谧中享受这人世间最甜蜜的温馨。
“哥哥,阿妈已经在给咱们准备婚礼了呢,你知道吗?”她一手抚摸着我赤裸的胸前,玩弄着她送给我的那个佛像,一手依旧搂着我的脖子,眼睛对着我的眼睛直视。我几乎能从她的眼睛中看见那股燃烧着的火焰。
我猛然想起今天是来与她说明事情的,不是来享受这脉脉温情的。我捧住了他的脸蛋儿,轻轻地吻了她一下,这才对她说:
“柳芭,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呢!我有一个亲舅舅,在香港开饭店。他开的饭店,不是卖饭卖菜的餐馆,而是包括住宿、餐饮、旅游服务在内的大旅社。我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目的是要到香港去找他,不是要到缅甸来落户。第一,因为我舅舅有家联营的饭店在曼谷,只要到了曼谷,我就有办法到香港;第二,我就在西双版纳插队,正好挨着中缅边境,而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国境线,只有南览河离我插队的地方比较近也比较松,别的地方根本出不来。有以上这样两个原因,所以我才从南览河越境。没想到,就是这个我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竟也挨了巡逻队一枪。幸亏你们全家拿我当亲人看待,替我治好了伤,我才算活了下来。你父母亲的意思,是想让我留在你家招女婿。尽管他们谁也没跟我说,可我心里全知道。你对我这样好,人非草木,我当然也很愿意。不过有一件事情,不但你父母亲不知道,可能连你也没想到:那就是要我一辈子住在这荒凉的缅甸边境给头人种罂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的想法,是让我先到香港,安定下来,再回来接你和你的全家,咱们一起到香港去定居。我知道,你是会相信我的话的,怕只怕你父母亲不相信,说我是在骗你……”
我刚说到这里,柳芭“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用手捶打我的胸膛:
“不,我也不相信你。香港那个地方,我听上这儿来收购鸦片的小贩们说过,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也是个人吃人的鬼魅世界,比曼谷还要花哨,好人去了都会变坏的。我不让你去。你一去,就不会回来了。那里能写会算的漂亮姑娘有的是,你做了官、发了财,还会想到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只会洗衣服做饭的山里土老丫头吗?……”
她不肯放我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儿。我把她搂到怀里来,安慰她说:
“人和人之间,谁和谁好,是有缘份的。咱们两个能够相识,你不认为是缘份吗?要说文化,谁也不是娘肚子里带来的,你还年轻,可以学嘛!要说漂亮,还有谁比你更美的呢?你是先天的美,与生俱来的美,这和香港姑娘靠化妆品打扮出来的美,怎么能相比呀?最主要的,是你有一颗比金子更贵重、比水晶更透明的心。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姑娘所没有的。有你的这颗心,不论我到了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你的。我在你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对我还不了解,还不放心吗?”
“不,”她把我抱得更紧了,唯恐我现在就溜掉。“我不让你离开我。要走,咱们俩一起走。要饭咱们俩一起要,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我急忙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我何尝又不想和你一起走?可是这条路很难走,我不是拿了护照正大光明地从关口上过去,而是和上次一样,要偷渡,要越境,一路上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我一个人走,也许危险还小些,两个人一起,难免顾此失彼,万一俩人失散了,事情更糟糕。好柳芭,你要相信我,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让我去把路铺平了,再正大光明地回来接你。”
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哭得好伤心好伤心。我没有更多的话好安慰她,只用手抚摸着她柔软而蓬松的长发。突然,她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来说: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死也不放你走。”
“什么条件?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
“只要你愿意,你当然能答应。我要你跟我先结婚,我才放你走。只有结了婚,你心里才真的有我,不是嘴上说说有我。”
“那怎么行呢!傻柳芭,我心里要是没有你,结了婚,不一样可以一去不回头吗?现在我是你家的客人,我走了,人家问起来,你们也很好回答。如果结了婚,人家问你:怎么新女婿刚结婚就不见了呀?你怎么回答?你们泰家结婚,事情多着哩!前村后村的乡亲们,头人,寺院里的和尚,都要请到。这样一张扬,一惊动,我还走得了吗?”
她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小声地说:
“说我傻,你比我还傻哩!咱们不会偷偷儿地结婚,不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心里明白,不就得了吗?”
我一愣,正要解释,她突然一反恬静内向的常态,把我抱得紧紧的,主动地把灼热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唇上来,呐呐地、含混不清地说:
“你要我吧,你现在就要我!行么?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咱们现在就结婚,我现在就是你的妻子了!”
她一面说,一面迫不及待地解开了系在腋下的筒裙带子。她浴后只穿一条筒裙,筒裙一脱,浑身上下就什么衣服也没有,除了两乳之间那个闪闪发亮的毛主席像章,真的赤条条地一丝不挂了。她两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十分虔诚地说:
“让你们的佛爷作证,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简单地说吧,为了安慰她,为了让她建立起一个信念,我们在这座南国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好在这个三家村黄昏时候不会有人到树丛后面来,没人会发觉。等到我们抱着木盆回家,天色都已经全黑了。宝萝见我们回来得这样晚,故意嚷着说:
“你们还回来呀?我还以为让河水给卷走了呢!再不回来,我可就要打着火把到河边去捞你们了。”
柳芭吃了定心丸,果然主动去向父母亲做解释工作。她是怎么跟父母说的,我不知道,估计大概是我有了出路,全家人都会有好日子过,而且她保证我不会食言,一定会来接她们全家这一类话吧。总之是大叔和大婶儿听从了她的话,不但同意让我一个人到曼谷去,而且给我出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托钵僧。和尚不分国界,越境比较方便;和尚身上不必带钱,可以沿途化缘,靠吃斋饭就能够到达曼谷。比较为难的是我不熟悉当和尚的规矩。好在泰族男子几乎人人都出过家,大叔对当和尚也不外行,完全可以当我的佛门师父。
泰族人的风俗:每年泰历阴历八月十六进入守夏节,和尚就进寺坐禅,不许外出;一定要过了十一月十五解夏节,和尚才能出来云游化缘。既然我接受了化装为和尚的建议,当然也要遵守这个规矩。不然,我这个和尚,就未免太出格了。为了更像一个和尚,我在上路之前,还可以跟柳芭补上我们爱情的一课。在此期间,我不但要学诵经礼佛,还要学赤脚走路,学过午不食。总之,在上路之前,我不但与柳芭打得火热,而且基本上已经“修炼”成一个地道的小和尚了。
自从偷吃禁果以后,我和柳芭不止一次地到小树林里幽会,山盟海誓,在这里说尽了;眼泪鼻涕,在这里流够了;只有恩爱,还正开始。因此,到了1973年4 月15日的泼水节,接受了全家、全村人的祝福,直到我们别离的那一刻,她都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欢欢喜喜地与全家人、全村人一起到土地庙告别了土地爷,然后送我登上征途。
那时候,金三角地区还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缅泰之间的国境线等于不存在。尽管一路上也遇到过不少武装毒贩子的马帮,但是出于他们的民族习惯或尊重泰族的民族习惯,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没有为难我这个冒牌的托钵僧。靠我的两条腿,愣是光着脚板从王塔克走到了清莱。然后从清莱搭上火车,到达曼谷。
我到了曼谷以后,根据我背熟了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湄南大饭店的老板贡叻先生。贡叻先生听说我是姚克勤先生的亲外甥,而且是历尽千辛万险几乎丧命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不胜惊讶,当即给我舅舅挂了国际长途电话。舅舅从电话中听到了我的声音,更其惊喜,问遍了家中的情况以及我从西双版纳逃出来的经过,嗓音哽咽地连连感谢上帝,要贡叻先生想各种办法,立即把我送到香港。
当天晚上,我就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已经和舅舅联系上,不久就要到香港去了。请她耐心等待我到香港以后给她的信。──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拼音的泰文,比汉字好学,只要有人指点,不上学也能读书写字。柳芭虽然没上过学,信是看得懂的。她那个三家村连村名都没有,信只好寄到王塔克头人那里转。岜里大叔既然是王塔克头人的佃户,头人当然应该知道岜里这个名字的。
贡叻先生是承接旅游服务的大旅社经理,只要有钱,给我办一张泰北居民去香港的护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曼谷到香港的航班天天有,没过几天,我就西装革履焕然一新地到达香港了。
与舅舅见面,说起一家人的遭遇,当然免不了痛哭流涕。舅舅到台湾以后,依旧替朱军长理财。不久舅舅退伍,朱军长拿出全部积蓄,让我舅舅到九龙开了这家玉龙大旅社。朱军长戎马一生,夫人早故,只有一个女儿。晚年看破政界险恶,素知我舅舅为人忠厚,临终托孤,让女儿改从姚姓,认我舅舅做爸爸,一起到九龙来。她已经18岁,自小酷爱音乐,如今在香港艺术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攻读。因此我名义上有一个“表妹”,实际上与我们吴、姚两家,并没有血统上的关系。我到香港的那一天,是她和舅舅一起到机场来接我的。
香港有我亲舅舅,他又是玉龙大旅社的总经理,办理居留手续、安排工作,都不是难事。我舅舅对我说:他自己没儿子,女儿一心扑在乐谱上,对经营旅馆业毫无兴趣,因此不论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现实情况,逼得我非接他的班不可。我不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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