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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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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也无书可读，不过却奇怪地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大都是小说，甚至是黄色的小说。但其中也有一本叫做《格瓦纳①日记》的，被许多人传抄或者印成油印本流传。这是一本颇具煽动力的书，鼓动青年学生参与游击战，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人在当红卫兵期间就是叱吒风云的‘小闯将’，自称革命立场坚定，还自以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指挥作战才能，有的还曾经在打砸抢和武斗中大显身手过。曾几何时，他们的威风没有了，却被打发到边疆来‘修理地球’，精神状态本来就很不平衡。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让他参与革命，就一定能够成长为革命领袖。只可惜，刚当了几天红卫兵，还没真正上战场打仗呢，就偃旗息鼓了。因此他们对格瓦纳所说的话特别听得进去。再加上边境对面就是缅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就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投奔缅共了。只是缅共打了几年游击战，没成什么气候，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连政党也消失了。那些梦想当革命领袖的知青没有当上将军，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连命也搭上了。我离开云南以后，没再听说他们的消息。听您刚才所说，似乎缅共的灭亡，也是因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致。如果您知道一些缅共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能不能跟我说说，让我也好印证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呢？”
① 格瓦纳──全名为埃内斯托·切·格瓦纳·塞尔纳（1928…1976 ），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游击中心论”的创始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庄园主家庭。1946年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年曾游历南美各国，195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54年赴墨西哥，参加“7 ·26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组织），并在墨西哥城附近接受游击战争的军事训练。1957年5 月，任古巴革命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领古巴远征军攻占乌维罗兵营。革命胜利后，历任全国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1962…1965年，任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65年4 月，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专门从事“国籍共产主义革命”，先到非洲，后入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组织，进行武装活动。1967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政府俘获并杀害。著作有：《游击战》、《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民斗争的先锋》、《游击战：一种手段》和《切·格瓦纳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等。
那个中年人笑了笑说：
“关于缅共的事情，从前在缅甸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加上各种传说很多，莫衷一是，也无所适从，谈论无非瞎说一气。好在第一现在缅共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咱们今天是在泰北的旅途上，不在缅甸国内，即便谈得不妥当，缅甸当局也鞭长莫及，何况咱们来自天南地北，今天有缘同坐一车，什么话说说都没关系，明天各自东西，就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了。吴先生既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正好在下多少也知道一些缅共当时的情况，就让我来姑妄言之，吴先生也姑妄听之吧。……”
第五个故事：缅共的“文化大革命”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是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搞武装夺取政权的东南亚政党之一。到了1968年，已经占有游击根据地9 块。这时候缅共进一步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发起清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人杀自己人，元气大伤，导致革命力量的削弱，加上贪污腐化盛行，还在连阶级都还没有分化的少数民族地区搞阶级斗争，最终走上了政党和武装力量全部消亡的结局。
我是缅北山区的泰族人，早年间跟随进出山区的马帮做过一些小生意，对缅共的根据地多少有一些了解。缅共解体以后，仰光一家报馆的一个记者，本来就跟我比较熟识，一定要我给他当向导，到缅北山区缅共原先的根据地去采访，前后在山里转了好几个月，访问了许多当时缅共各种活动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我在一旁听着，渐渐地使我对缅共以前的活动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些采访的报道发表以后，大家都说写得很好，立场比较客观，于是修订以后又出了单行本，书名叫做《血染的乌托邦》。我的这个记者朋友说我当向导有功，也送了一本给我。我看了以后，对缅共当年的所作所为，就了解得更加有系统了。
我讲的这些事情，大都是从我那朋友的书中趸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书名叫做《德钦丹东的末日》，是刺杀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主席的耶博苗和原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克两人合写的。这部书虽然不如《血染的乌托邦》那样客观，写得倒是更加详细，厚得像一块砖头。如果吴先生有兴趣，最好还是买一本来看看。不过是缅文的，仰光的书店里都有得卖。这本书的封面比较特别，一片漆黑的底色上只有书名是黄的，右下角还有几滴鲜红的血，十分醒目，在书堆中一眼就能找到。
缅甸共产党成立于1938年。当时的缅共主席德钦丹东在仰光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红龙书社”，主要从事的是共产主义宣传和抗日活动，夺取政权的事情还没有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十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当时缅甸正在酝酿独立，各方面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当执政党，缅共当然也想插一手。于是德钦丹东提出了一个“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的革命道路”的口号，开始在边远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采取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路线。
当时东南亚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派人到北京去学习革命理论和游击战术，缅共当然也不例外。缅共是一直紧跟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的东南亚国家政党之一。据说苏共二十大的时候，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报告，中国共产党坚决抵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缅甸共产党积极响应。所以当时就有“真正领导和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ABC ”这样的说法。──A 是Albania ，指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B是Burma，指的是缅甸共产党，C 是China ，指的是中国共产党。
到了缅共成立的30年后，也就是1968年，缅共在东北部山区和西南部山区已经开辟了九块革命根据地，“缅甸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共有四万多人。──东部掸邦地区因为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盘踞，力量对比悬殊，暂时进不去，还无法开辟根据地。
这时候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朝气蓬勃满怀革命豪情壮志的红卫兵小将在大城市里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无所顾忌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兔死狗烹，被送到了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者是当年那种叱吒风云为所欲为的威风没有了，二者劳动生产非常紧张，生活艰苦，于是一部分小将就喊出了“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口号，越过了国境线，投身到“缅甸人民军”中来，与缅甸各族子弟兵并肩作战，幻想着在另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发起一场无产阶级武装革命，从而求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辉煌的前途。他们带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这是阶级斗争的最新理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缅共的革命活动既然是紧跟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缅共当然也要认真学习。──只可惜邯郸学步，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步法，没有结合缅甸的具体国情，生搬硬套的结果，是党的主席死于非命，党的武装全军覆没，党的生命寿终正寝。
经过中国来的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串连，于是在缅共的各根据地先后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和革命大批判的热潮，并且立即得到了德钦丹东主席的全力支持。红卫兵们从云南运来大量汉文的、缅文的、傣文的、景颇文的《毛主席语录》，军区政治部还辑录了《德钦丹东主席语录》，用汉文和缅文油印出来，分发给各族战士。根据地各村寨的路口，用竹子和竹席搭起巨大的席棚牌坊，画着毛主席和德钦丹东的巨幅画像，用大字写着语录。每天早晚也要在两主席像前挥着语录本做早请示和晚汇报，开会之前当然也要读大段大段的两主席语录，由一个长官大声朗读最高指示：“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由全体官兵跟着朗读。
缅共的“文化大革命”是从缅东南的勃固山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的。那里是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的驻地，有主席的大力支持，运动比其他地区开展得早，也比其他地区都激烈，很快就从大批判上升为大杀伐，开始自己人杀自己人了。东北根据地是地位仅次于中央根据地而土地面积更加广阔的一个大军区，由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主持日常工作。他领导的“中央远方委员会”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权力仅次于党中央。东北军区副政委兼贵概县县委书记苏登的资格很老，早在德钦丹东开书店的时候，他就在店里当店员，卖书卖报，从事宣传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师长，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性格比较温和。他手下有一个汉族的秘书叫李必雨的，原来是昆明一所中学的老师，因为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写了一个舞台剧《董小宛》，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剧本受到了批判，他本人也受到了批斗，而且可能还要升温。为了逃避这场无端的横祸，仗着他有学生在缅甸人民军中，就偷越了国境线，投奔缅共来了。通过他学生的牵线介绍，他受到了苏登的谅解、信任和重用，先是给苏登当中文秘书，后来为了便于下乡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工作，给他安排了一个贵概县副县长的职务。他的学生多，互相串联的结果，不久就有大批的云南学生越过国境线来纷纷投奔缅共，还把他的老婆孩子也从昆明接到贵概县来了。──那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投奔缅共的人很多，中缅边境的边防比较松，似乎也体会着发扬国际共产主义、支持缅甸搞武装革命的意思。
1969年，东北根据地革命大批判的矛头终于对准着苏登来了，罪名是“开展阶级斗争不力”，“用温和的社会改良代替暴烈的社会革命”。不过由于苏登的资格老，工作也没出过什么纰漏，无法把他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革命派”们就用了个“借刀杀人”之计，要他带领一个营，到南方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要用一个营的兵力去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兵力，还要开辟革命根据地，其艰苦与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李必雨既然是苏登的秘书，批判苏登，当然不会放过李必雨。于是他刚刚逃出了虎口，又进入了狼窝：革命派把他“下放”到武工队去当“负责人”，还给他配备了一名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三步不离左右。当然，这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只要他敢于越过雷池一步，枪声立刻就会在他背后响起。
出人意料的是，苏登政委的一营人深入敌后，一路上不但没被拥有36个营兵力的强敌吃掉，反而扩大了队伍，果然在掸邦地区又开辟出一块代号为“零五”的新根据地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苏登带了一个营到达东掸邦的荡菩雅山，正好碰见缅甸政府军和自卫队在夹攻一支崩龙族的部队。苏登政委立刻出兵助战，赶跑了政府军，消灭了自卫队，解救了这支民族军。于是两家结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部队也迅速扩大了三倍。只是苏登政委日夜操劳，只一年工夫，头发就全都白了。
1972年的大年初二，有两个缅共的“中央大员”由苏登政委派一个连护送到了东北军区。李必雨前去迎接，发现护送的一个连只剩下42个人了。也就是说，途中经过激战，牺牲了一百多人。不过总算把这两个中央大员安全地护送到了。
这两个中央大员，一个叫耶博巴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个瘦高个儿老头儿，一个叫耶博昂明的是中央委员，是个黑得像非洲人的矮个儿老头儿。此外还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红卫兵玛薇。她原是仰光大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也是中央根据地的歌舞能手。但是她行动迟钝，目光呆涩，面部表情木然，嘴角老是挂着一丝儿苦涩的惨笑，不爱说话，好像是受刺激很深的样子。
一个能歌善舞的大学生，而且还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说起来，这个人物有一段相当辉煌又相当惨痛的遭遇和历史。从她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缅共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种下的是什么恶果了。
1963年秋天，缅共与缅甸政府在仰光举行和平谈判。为了促使谈判成功，地下党发动各种外围组织积极配合，各学校的学生会领袖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请愿示威，玛薇和她的未婚夫芒苏敏都是当时最积极的学生会领袖。谈判破裂以后，缅共撤回勃固山区，这些公开表过态的学生运动骨干也受到了政府的通缉。他们无处存身，就带领一批进步学生进入勃固山区中央根据地。玛薇和芒苏敏都是那时候投笔从戎，穿上了人民军军装的。
德钦丹东对这批学生十分重视，先把他们送进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又派他们到中央多次表彰过的模范部队“战无不胜部队”去经受锻炼。
1967年3 月7 日，中央根据地搭起了竹席台子，挂着大学生们连夜画出来的马恩列斯毛画像，召开了一次有当地大多数军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德钦丹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一切革命青年都要向这些大学生学习，然后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德钦漆当众宣布接收他们入党，并且当场就宣布他们是“模范党员”。
这时候，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大革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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