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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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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开批斗会，可就不像我们知青开批斗会那样“动口不动手”了。他们要我外公跪在会场中央，这个过来骂几句，推两下，那个过来骂一顿，又搡两下。要不是见我外公年近八十，怕打出人命来，拳头脚尖一起上也是免不了的。
我外公窝了一肚子气，不久就病了。在病中，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在九龙开的玉龙饭店的地址，要我尽一切可能跟舅舅取得联系，让舅舅赶紧给他汇点儿钱好去看病，不然，恐怕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受到严格管制，根本不可能给海外发信，我父母在“五·七干校”，等于劳改，给海外发信也有所不便。比较起来，我是个插队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孩子，总好说些，所以要我代他办这件事情。
当时大陆的政治空气，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是要受到严密注意的。好像凡是海外有亲友的，就都可能与美蒋特务机关有勾结。因此发往海外的信件，据说都要经过检查。因此，那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给舅舅写过信。如今外公病危，我又没有钱，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当然很聪明地在信里写了许多祖国形势大好之类的空话，然后很婉转地说外公年纪大了，近来身体不大好，希望舅舅能够给外公寄点儿钱。
这封信倒是顺利地到了九龙。后来有人告诉我，凡是写到国外要钱的信，海关一般是不会扣留的。可惜的是，等到舅舅的钱汇到，我外公已经等不及了。舅舅写信给我，问起我插队的生活情况，还寄给我一张玉龙饭店的业务卡，卡上印着好几个业务联营的饭店，曼谷、新加坡等地方都有。
胡指导员抓不住我的什么把柄，也无可奈何。不过从此以后，他肯定跟我记上了仇了。因为不久以后，我又挨了他一顿斗，而且斗得狠极了。
说起来，事情是我自己惹的，是我没事儿找事儿。
1970年，我已经十八岁。知青点的知青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空虚无聊，政策又严格规定不许与当地傣族姑娘谈恋爱，于是男女知青之间有过得着、说得来的，逐渐进入了谈情说爱的阶段。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同是知青，由于出身不同，在知青内部还有相当明确的界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想谈恋爱，也只能找“门当户对”的女知青。恰好我们知青点里有一个叫小菁的姑娘，比我小一岁，父亲是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通称“黑帮”，按“地富反坏右黑资”的次序排列，算是第六类。像她这样的身份，革命造反派子女的知青们是不会理睬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迫使她只能和我这个反革命右派的儿子接近，相濡以沫，互相得到一些安慰。
来往的时间一长，我们俩人从互相产生好感，渐渐地发展到有了感情。
西双版纳，风光如画，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比任何一个人工的公园都美。这里的小山坡、矮树丛，是知青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每逢星期假日，花前月下，有情人大都在这个大公园中拣一个没人的角落，互相搂抱着倾吐心曲，在远离亲人的穷乡僻壤中求得一丝慰籍。
我和她的交往，是从她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毛主席像章开始的。那年月，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因此各种各样的像章百花齐放，有以大取胜的，有以精取胜的。她送给我的像章很别致，通体金光闪闪，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光泽和色彩。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实与反动分子吴永刚划清了界线，现在就由你来帮助他。”
小菁没想到她的一句话，不但害得我受了这样大的苦，还要她亲手来鞭打我。这怎么做得到？仅仅几天以前，我们还搂在一起亲吻呢，如今虽然阶级立场已经变了，可她爱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皮鞭的手瑟瑟发抖，泪流满面。女知青们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男知青们就起哄：
“快帮助帮助他呀！他这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也只有你，才能帮助他扭转立场！”
小菁无可奈何，高高地举起了皮鞭。还没有往下抽，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浑身一哆嗦，就晕倒在地上。
这一下，胡指导员跳起来了。他吩咐女知青们把小菁抬回房间去，吩咐男知青们继续帮助我。
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她要与我划清界线，故意编造出来的。
法院终究是法院，听我这样招供，他们就要传小菁到庭与我对质。小菁被传进城的前一天晚上，胡指导员找小菁谈话，软硬兼施，连哄带唬的，拼命给她打气，还留她在他那里过的夜。小菁悔恨交加，从胡指导员那里回来，趁人不备，走进树林子里，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这一来，倒真的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了。我在县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终于因为没有口供又没有证人而被开释。
我回到知青点以后，才知道小菁自杀的消息，并从她的同室女友处拿到了她留给我的遗书。信中说：她很对不起我，因此只能以死表示忏悔，并希望以她的死来换取我的生。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无法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狠下决心，偷渡中缅边境，逃了出来的。我到达曼谷，按照舅舅寄给我的那张宣传品，终于找到了舅舅的联营饭店经理贡叻先生，这才到香港定居下来的。
吴永刚讲完了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努丹头一个嚷了起来：
“还说中国大陆的文化怎么发达怎么伟大呢，原来是这样愚蠢野蛮落后哇！这样的根，我还寻它做什么？”
“我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吴永刚赶紧补充说明。“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派已经大部分被打倒，反动的一派已经变质，政权落到了江青之类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手里。是这些真正的‘黑帮’在统治着中国，在迫害革命元老和进步的群众。那年月，连国家主席和元帅元老们们都被这个妓女出身的妖婆迫害致死呢，我受的这点儿罪，还算罪么？我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曾经被反动封建势力夺了权变成了封建黑帮，也就有革命派和觉醒了的人能够从封建黑帮的手中再把权夺回来。今天，江青之类的封建反动黑帮已经被党内的先进分子和觉醒了的革命群众所打倒，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胡耀邦在领导了。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佩服。他本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党内那么多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以致把党中央变成一言堂；他却对毛泽东不迷信，该批判的批判，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党风，把中国共产党从封建落后的泥坑中拯救出来，恢复他革命的本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批地痞流氓入了党篡了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流毒至今。现在大陆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太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盗窃集团、抢劫集团、贩卖儿童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贩毒集团、卖淫集团等等，都出现了。这些集团，实质上都是‘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流毒所影响所造成的。说他们的总根源就在江青身上，是江青之类培养、扶植起来的，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些黑社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弯路、走错路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正视，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机会，你更应该好好儿去考察一番呢！”
“吴先生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过大苦，体会当然很深刻。”昭维把话接过去说。“其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不但使中国的历史发展倒退了几十年，在东南亚的流毒，也使许多和平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远的不说，1970年3 月，柬埔寨的朗诺集团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发动了武装政变。苏联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却封锁了不发表，直到西哈努克上飞机飞赴中国之前的几分钟，柯西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为的是苏联政府可以避免承担柬埔寨流亡政府住在苏联，要负担庞大的开支。结果这笔开支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养活了柬埔寨流亡政府的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培养了像布尔布特这样的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在中国留学，完全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左’最凶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柬埔寨所进行的‘革命’，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凶残万分。要说中国共产党被江青、康生篡权之后曾经蜕化变质，那布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帮黑社会的封建残余。他们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之下，也学中国大陆的‘穷共产’，左到连货币都取消，人民生活、生产完全‘集体化’，吃大锅饭，阶级斗争搞得比中国大陆还厉害。凡是开过小店铺的小业主，都算资产阶级，一律没收全部财产，全家遣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那一段时间，柬埔寨有多少人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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