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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从小抱大的，对我特别宠爱。我到了西双版纳以后，就数他给我写的信最多。这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干校”劳改，监督得严，所有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所以除了报平安的“例行信”之外，除非必要，互相之间很少通信。而外公在农村，所谓监督，只要不破坏生产，不散布“反动言论”，给外孙多写几封信，村干部并不管。因此他每隔一个来月，总要给我写一封信，讲讲江南农村的新闻。我也每隔一个来月给他写一封信，谈谈西双版纳的新鲜事儿。
　　我外公年纪大了，生活又苦，精神非常空虚，就去找书看。那时候，全中国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之外，只有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偏见为主导思想写成的小说《金光大道》，宣传的是地主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坏、贫农的阶级本性怎么怎么好。这是一部没有文学价值但却可以当阶级斗争教材的小说。别的书找不到，只好也拿来看。他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本来，像他这样的身份，帮主恩典，没有杀他，让他当一头会说话的牲口活着，就应该感恩戴德才是，偏偏他脑子还会思考，思想还很活跃，就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结合他读了《金光大道》后的感想，给我说了一个发生在我外公老家的真实的故事。
　　四十年代，我外公在县城开布店办纺织厂，我外婆在老家管理田产。本来，二十几亩地，大都是租出去的。可我外婆总说：“儿要亲生，田要亲耕。”上等好田租给佃农种三年，就会肥力大减，变成三等田。因此，她哪怕自己辛苦些，雇了一个长工、一个牧童，亲自监督春耕、秋收，种起田来。雇的长工姓杨，因为是个遗腹子，长辈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百了”，是“一了百了”的意思。长大了，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伯劳”──伯劳是江南的一种常见鸟；当地方言，伯劳也是乖巧、能干的意思。
　　这个伯劳果然乖巧能干。二十亩稻田，年年种得籽粒饱满，比租给佃农种产量要高得多。由于多施绿肥和圈肥，土地的肥力不但没减低，反而一年比一年好了。我外婆对他很满意，常给他几件旧衣裳，农活儿累的时候，总要炖肉煮鸡蛋，给他做点儿好吃的，还给他酒喝。他对我外婆也很满意，常对别人说：这样好的东家，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只要我外婆不嫌弃他，他哪儿也不去了。
　　新中国建立，江南土改，他作为雇农，被工作队吸收为积极分子，通过学习，回村来开展工作。这时候，他还对我外公、外婆很好，悄悄儿地告诉我外公：共产党对富农采取的是孤立政策，对地主采取的是打击政策，但如果主动把土地全部交出，就可以评一个“开明地主”，至少可以不挨斗。他劝我外公看开一些，免得皮肉受苦。我外公本来就不把这点儿土地看在眼里，于是就接受了他的忠告，把土地、房屋连同家具、农具全部交了出去。当然，有许多东西，就悄悄儿地让他拿走了。后来分房屋、分田地，他分到的，全是外公的好地，外公的那座瓦房，也归了他。
　　我外公在土改中没吃到苦头，他在土改中立了功，入了党，当起村干部来了。
　　打土改以后，他又得了一个新的外号，叫“杨白劳”──这是歌剧《白毛女》中一个女儿被地主霸占的老佃农的名字。
　　十几年过去，等到我外公、外婆被遣送回籍监督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村子里是最高领导，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了。
　　房子呢，土改时候分给他的原来外公的房子，已经作价让给生产大队做了大队部，他在大队部的前面新盖了一座三层楼。后门正好对着大队部，进出非常方便。
　　他对我外公、外婆倒还“不忘旧情”，特地把我外婆当年盖给长工、牧童住的三间小房子“还给”他们住下。他的这一举措，当然含有“如今天翻地覆，当年你住的大房子，归我住了；当年我住的小房子，现在得让你们住了”的意思。他让我外公到积肥组参加劳动，好歹给几个工分儿，好让他到秋收的时候能分到两个人的口粮。还特地对我外公说：国家的形势在那里摆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既然彼此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他也不可能照顾得更好了，以免上级批评。只要我外公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在他的治下，可保证老两口儿平安无事，算是他对我外婆当年对他好的报答。
　　但是不久以后，我外公就发现这个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杨支书本来不识字，后来上了扫盲班，不但摘了文盲帽子，也摘了“光棍儿”帽子：他把扫盲班的女老师给娶过来了。
　　杨百了当上了大队支书，他老婆也当上了设在乡里的中心小学校长，住在学校里的时候多。他床上一有了空缺，就总有人来填补。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这个走了那个来，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又安排得非常周到，从来没有撞车的时候。这些女人，有些是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有些是外村来的。不过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别：凡是本村的女人，对他家的房间家具布局十分了解的，一律在夜里从他的后门进出；而外村来的女人，对他家的情况不太了解的，他大都先安排在大队部的客房里住下，然后他自己半夜里从后门溜进大队部。因为尽管他老婆经常不在家，可他家里还有老母、幼子，万一撞上了，不麻烦至少也不好看。
　　不仅如此，大队里收获的农作物，特别是产量少的品种，如芝麻、向日葵之类，往往以“不太干燥”为理由，先不进大队仓库，而是先送到大队部“晾”起来。大队部的大门钥匙只有他和大队会计两个人有，于是送进大队部，也就等于送进他家一样了。
　　为什么这些事儿我外公会知道呢？前面说过，杨百了安排给我外公、外婆住的房子，就是当年我外婆盖给他住的“长工屋”，就在当年我外婆的住房、后来分给杨百了、如今变成大队部的那座房子旁边，只要从后窗户看出去，他家的动静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怪不得我外公刚到的时候，他要说“只要你不生是非，不多口多舌，保证你平安无事”的话了。
　　我外公自己是那样的身份，支书又这样交待过，他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多管这些“闲事”。何况那年月农村里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都没有，只剩下“色食，性也”，男女们从本能上找点儿乐趣，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再过一段时间，尽管我外公不主动找别人说这些事儿，别人主动跟我外公说起这些事儿的场合也不是没有。通过三个五个人无意中的叙述和透露，我外公才渐渐明白过来：杨支书有这么多“相好的女人”，对他来说，固然是出于“性的本能”，多多益善，而对于那些女人来说，却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另有所图的。因为如果从“性的需要”出发，杨支书已经年近五十，脸蛋儿是黑的，皮肤是粗的，年纪太大，文化太低，说话缺乏风趣，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绝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为解决“性的苦闷”所可选择的“最佳对象”。她们真要打点儿“野食”吃，村里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特别是那些“知识青年”，正处于“性饥饿”阶段，招之即来，何至于去找他？
　　关键的一个字，是他手中有权。
　　权这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中，是属于人民的。人民选举自己的公仆来执掌“权柄”，掌得不好，立即罢免，简单得很，也明确得很。没有至少很少有人敢用权来给自己换取点儿什么。
　　只有黑社会的帮主们，才拥有无限大的权力，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取得他所不应该取得的一切。
　　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杨支书玩儿女人，其对象和档次，是分期分批逐步提高的。
　　第一批，是土改之后不久。那时候地主受到管制，富农受到孤立。作为村支书的杨百了，经常要登门“训话”，进行教育。看见哪家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吩咐她们于某夜到村公所谈话。谈话当然是个别进行的，所以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只发现：凡是有女儿、媳妇到他那里经过他“教育”的，那家地主或富农就得到了“宽恕”甚至“优待”。慢慢儿的，全村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女儿或媳妇都接受了他的“教育”，他们全家人这才得到真正的解放，走路也不用低着头了，干活儿也不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了。
　　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果知道杨支书的“毛病”，投其所好，其实也简单得很：只要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老婆“夜访”一趟杨支书，尽管当时并不能把“批条”拿回来，可过不了三五天，杨支书自然会亲自登门把条子送来的。
　　第四批，才轮到了知识青年。
　　说杨支书“好色”，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好色”的人喜欢的是漂亮姑娘。不漂亮的女人，也许送上门来还不要。这个杨支书呢，他是“叫花子吃死蟹──个个好”，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姑娘，是媳妇，也不论美丑，更不管大小，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固然不错，比他大个十岁八岁的，他也凑合，一律照单全收。反正中国大陆当时性病已经绝迹，艾滋病还没有进口，他大可不必像乌冬那样，非处女不要。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敢公开说的歇后语，叫做“杨支书玩儿女人──多多益善”。
　　但是，人的欲望，是随着经济和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好像吃东西，穷的时候，有猪肉吃就满足；有钱了，就说猪肉这不好那不好，连碰也不碰，讲究吃“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外国进口的，本地没有的”。杨支书女人玩儿得多了，对本地的乡下妞儿也玩儿腻了，口味高了起来，本地猪肉不想吃，也想尝尝“进口”的罐头是什么滋味了。
　　正好这时候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支书这个大队，也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有本省本县的，还有外省市的。不论来自何方，都是城市来的孩子，模样儿风度，跟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女孩子，那张脸又白又嫩，简直吹弹得破，个个会唱会跳，说起话儿来，也比本地姑娘好听。最使杨支书惊讶的，是这些姑娘比本地姑娘大方得多：她们住在知青点里，男知青和女知青一个门进出，铺位之间只隔薄薄的一层板；看电影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就敢跟男知青挤得紧紧的，还互相搂着抱着，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害羞。杨支书为之神往了。
　　他曾经多次琢磨，想个什么办法，也尝尝这些“外来妹”的滋味儿呢？
　　他也曾经故伎重演，找借口把插队女青年叫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但奇怪的是：她们一个个好像都串通了似的，对支书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坐得离他远远的，除了“嗯嗯”答应之外，多一句话也不说。弄得一向以“高手”自称的杨支书，居然连抛出钓饵、许以好处的机会也没有。
　　渐渐地杨支书也摸透了这些“鬼丫头”的心思：第一，她们大都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对儿”，对杨支书这样的“土包子”，根本就不放在眼儿里。第二，杨支书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她们、要挟她们的。她们大都不缺钱花，不缺吃的。大队里分活茬儿，统一分给知青点，由知青点“点长”进行“再分配”。知青点里的人大都抱团儿抱得很紧，有点儿重活儿，男知青都主动包了。即便大家都干重活儿，男知青们也会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以后过来帮着女知青干。所以杨支书插不进手。第三，他也曾经想把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姑娘调到大队部来当会计，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此计过于危险。因为大队会计权力很大，知道的秘密很多，必须是大队长和支书的亲信。万一用人不当，泄露了“天机”，这漏子可就大了。何况现任会计跟他配合得很好，他不但无法撤人家的职，即便撤了，还要防人家反咬一口。因此处心积虑地琢磨了许久，眼看着一个个鲜桃似的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可就是一个也抓不着。
　　老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生从哪里来？由各基层组织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厂、公社、部队忙碌了起来，研究指标，分配名额。公社一连开了几次会，把名额落实到大队，并再三强调：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把最好的知识青年送去上大学，不但功课要好，最主要的是要历史清白，不能有海外关系，不能有黑五类的社会关系，等等。
　　杨支书拿着这个指标，喜孜孜地回到大队来召集知青们开会动员，宣布：本来指标有限，本大队只有二十几名知青，没有上大学的名额。经本人力争，如今总算争来了一个。要求大家通过自报公议，选出最优秀的知青来，送去上大学。等等。
　　二十多名知青，来自各个地方。有的才上初中，有的已经是高二甚至是高三的学生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但上不了大学，还要到农村来“修理地球”，多数人心里是不满意的。如今有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谁不想争取？但是二十多个人中间选一个，也确实困难。一对照杨支书传达的几个条件，自认文化水平低、出身成份不纯的，主动放弃了。自以为够条件的，报名，排队，摸底，最后产生了一个候选人，报到了大队部。杨支书一看是个男青年，首先就否定。翻了半天档案袋，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可以彻底否定的理由：此人有一个表舅，是地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亲不亲，阶级分。上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大事，成份不纯，有可能被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加以否定，名正言顺。
　　第一个候选人被基层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为由否定了，知青点又报上来第二个。这一个倒是女的，长得也不难看，而且翻遍了档案袋，也没发现有海外关系和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找她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教育，启发，暗示，希望她主动献身。偏偏这个姑娘是个死脑筋，油盐不进。恰好这时候有个女知青找支书汇报，说这个候选人是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又是独生闺女，比较骄气，干活儿老是完不成任务，都是男知青帮她干完的。杨支书一听，好，就是这一条：劳动态度不端正，还没过劳动关，再锻炼两年，等下一批吧。
　　第二个候选人，又被基层党组织借口“劳动态度”否定了。
　　第三个提名上来的，正是那个向杨支书打“小报告”的女知青。此人三代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没任何不好的社会关系，本人虽然比第二个候选人长得更漂亮，却不骄气，大家一致赞扬她干活儿有一股子狠劲儿、猛劲儿，不亚于男知青。
　　杨支书经过了解，得知此人的条件，是文化基础比较差些，初中都还没有毕业。不过按“品德第一，学识第二”的要求来衡量，她还是合格的。看起来，这个人如果还不“顺把儿”，就不大好否定了。
　　杨支书决定找她谈话。首先抓住她打小报告这一条做点儿文章：“你把人家否定掉，原来是你自己想取而代之呀？这样可不好哇！根据你的表现，我就不能不考虑你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