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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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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笔。
此外，写给我爸爸、妈妈的遗嘱是：“忍辱负重，度过难关”八个字。写给我的遗嘱最长，是“认真学习，做一个无愧于自己良心的人”。
我爷爷革命一辈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杀的人。幸亏他有先见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着他的酷刑和折磨，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爷爷生平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本《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他当北伐军团党代表，靠的就是这一本《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又对毛泽东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读了又读，圈圈点点，眉批脚注，书上几乎没有空白的地方了。这还不算，还写了厚厚的十几本读书笔记，总字数绝对超过了雷锋的笔记。他按照毛泽东的每一句教导实事求是办事，认真到从粮店买回面来，都要过秤，多一两要送回去，少一两必须去补，粮店的人都叫他“老认真”。没有想到的是，最终他还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发动的运动中。
我爸爸、妈妈当然也逃不掉。好在他们都是“名牌货”，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矛头，并不针对他们而来，经过象征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实、听话，没发现“现行”，无非接受监督，低头认罪而已。他们先后被轰出办公室，在单位里扫院子，扫厕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厂长、院长们，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
至于我，在那个形而上学猖獗、是非好坏只凭出身就能决定的年代，尽管我是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这样的父母、爷爷、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注定我的终身前途了。我在学校里被同学称为“黑五类子弟”。什么叫“黑五类”呢，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凡是这五类人的子女，只许接受“正面教育”，不许参加当时学生中最叱咤风云、可以随便鞭打老师、可以随意抄别人家的“红卫兵”组织。这五类人中，我家就占了三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心里话，我倒真得感谢我的这个出身成分，不然，我不当红卫兵固然不行，当了红卫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违心地去鞭打老师，去抄无辜者的家，我还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帮主们是绝不会放过我和我们一家的。1968年，我16岁，彻底拆散我们一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爸爸、妈妈接到通知，要分别到各自系统的“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我也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到西双版纳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句话，上海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懂得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名堂。简单地说，“五·七干校”就是变相的劳改队，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五类分子，当然也有“革命派”，不过那是起监督作用的；插队落户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并不上课，学生一届届招进，毕业了也什么知识、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小将们，人人锻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王，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又没地方可去，总在城市里闹事，连帮主也头疼起来了，只好把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们统统送到农村去，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口号下，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村这个大院子里去，以减少城市主要还是帮主们的压力。
我们家既然是这样的组成成分，家破人亡，被赶出上海，当然是必然的命运了。比较起来，我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呢。
我父母只有一个要求：不论是下“五·七干校”还是插队落户，希望一家三口都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要求谁也无法答应。因为父母的单位系统不同，而我又是教育系统安排的。父母的单位说：“你儿子又不是干部，哪有带着儿子进干校的？”负责插队的干部则说：“你父母又不是学生，插队嘛，哪有带着爹娘的？就因为你们这些孩子太骄气，离不开父母，所以才要让你们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呢！”
好，帮主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一家，只好把家具财产送进信托公司廉价处理了，大家分一点儿，然后三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爸爸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去了苏北，妈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去了江西，我则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到了西双版纳。从此一家三口，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相距千山万水，谁也照顾不了谁了。
我和同学们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是傣族聚居区，到处是美丽的竹楼。傣族实际上就是泰族，从语言、服装到生活习惯，都与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十分接近。可见努丹说的泰国的泰族和缅甸的掸族是十四世纪从云南迁移过来的，有一定道理。
当时被送到西双版纳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叫做“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队系统，由军队派人管理，人员集中，管理得严些，生活相对地比较好一些；一种是插队，属于人民公社系统，也就是把学生分配到各乡各村，人员分散，一个“知青点”最多不过十几个人，少的只有四五个人，管理松散，要自己挣工分儿，自己做饭吃，生活相当艰苦。
那里是亚热带地区，勉强适合于橡胶树的生长。当时中国的橡胶，主要靠南洋进口，其次靠在海南岛种植一些，供不应求，大大落后于需要，所以决定把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送到这里来开垦橡胶园。
种橡胶，需要比较大的场地，需要严格的管理，需要有组织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最好是组织国营农场。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儿资金都折腾光了，国库里没有钱，只好把我们分送到各生产大队去，以大队为单位，营造一些小面积的“队有橡胶园”。我们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和傣族社员一起把热带雨林毁掉，砍树，烧荒，栽种树苗，施肥浇水，中耕除草，费了好几年工夫，什么收益也没有。生产大队对这种既没有眼前利益又劳民伤财的经济作物没有兴趣，逐渐放松了管理，橡胶园又变成荒地了。
这期间，我外公还在老家监督劳动。我是他从小抱大的，对我特别宠爱。我到了西双版纳以后，就数他给我写的信最多。这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干校”劳改，监督得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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