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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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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15。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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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一九六三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一九六四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 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一九六四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一九六三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一九六七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 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一九七Ｏ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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