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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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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在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巿、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巿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巿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尽管知识份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巿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4月4日，南京巿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巿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巿，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1961…1962年又动员了4，672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6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281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10。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
//。chinaelections/newsinfo。asp？newsid=31317
近几年海内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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