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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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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葛罗还为自己与恭亲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感到高兴：“我与恭亲王的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此前一天别人对他有多么盛气凌人，我今天就刻意表现出对他有多么礼貌尊敬”。他洋洋自得地写道，恭亲王当着所有文臣武将的面，大声地对他说，如果他能在北京再呆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登门拜访。
除了向西方开放新的贸易口岸外，北京签署的协议和条约还允许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允许外国人到中国的所有地区游历，只要他们持有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制订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交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征税，鸦片从此不再经由外商与中国官员相互勾结形成的走私渠道输入中国。想到海外定居的中国人，从此获得了移民的自由。在这个表面看来无甚危害的条款背后，实现着隐藏着劳工贸易——也就是贩卖劳工——的合法化。正如贸易自由掩盖着鸦片交易一样……
同样，旅行自由为商人的活动以及传教士的活动提供掩护。中法条约中有一款明确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上谕……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后来得知，皇上原来在下述三个方面不愿做出让步：外国使节在京师建立驻所，由领事馆颁发护照的制度以及开放长江进行对外贸易。
外交官乔治·德·凯鲁莱认为，尽管在投入战场的军事力量中英国人明显占上风，但条约中各款对联军双方给予了同等的待遇，他对此感到满意。不过，要硬说天平并没有向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边倾斜，就有些过分了。
实际上，英国得到了一个额外条款，租借了位于香港岛对面的一块陆地，九龙半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中国政府方面做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尽管当时它不过是一块不毛之地。保罗·瓦兰敏锐地指出：“我们没有在天朝帝国的沿海得到任何立足之地，而英国人远比我们深思熟虑，他们不仅已经得到了美丽的香港岛及其优良港口，还想方设法使中国出让了广阔的九龙半岛。它位于陆地之上，面向香港，确保而且加强了他们的优越态势”。
孟托邦心里也不是滋味。必须从舟山及其港口撤出，使他极不情愿，他认为，舟山及其港口本来可以用来抵消英国人对香港的占领，同时也可以抗衡俄国和美国的贸易进犯。他对葛罗不满，认为葛罗是为了避免冒犯额尔金才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我发现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所获甚少，”他这样抱怨，还补充说这是他与法国特使之间唯一的“阴影”。
葛罗对孟托邦将军的指责十分恼火，不过他反倒强调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写给图韦奈尔的信中，他说：“他无疑尚未理解这一决定的全部意义，但我希望，他将来更成熟，尤其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时候，会赞同这一决定”。但他仍然有信心说服孟托邦撤出舟山群岛，不管出于自愿还是应他的请求。在葛罗看来，保留舟山群岛是不可能的事。舟山从1842年起被英国人占领，后来已经归还给中国人。在他的思想中，舟山岛“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都不是一块可以据为己有的土地”。要避免这些土地成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诱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它成为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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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7）
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到，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英国人，要求并且得到了一块割让的土地；而一贯奉行理想主义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要求宗教信仰自由……这无疑是由于心态的不同！一方是世俗的现实主义，另一方是纯精神的诉求。这是响当当、实实在在的物质实惠，与理想化、不求回报的精神境界之间的对立。对此，阿尔芒·吕西有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既充满煽动性又竭尽挖苦之能事：“于是，不论是英国人和还是法国人，我们都按各自的天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为贸易而战，而我们为理想而战。他们打开了输出鸦片的大门，我们打开了传教的大门。让英国人统治吧！吾皇万岁！”。
孟托邦拿条约中关于恢复天主教传教自由和归还信教者被充之教产的第六款聊以自慰。在他看来，法国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这是唯一能够同英国的贸易分庭抗礼的一种力量。他希望，把公使馆建在北京也将产生最佳效果，因为公使馆在皇上的兄弟恭亲王身边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中间人，即孟振生主教。
同样，在葛罗看来，在中国首都恢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及建立常设公使馆这两件事，似乎是“使现代文明尽快进入中华帝国所必
须打开的大门的双扉”。
1原诗为意大利语。其原文“一大把”（buonaparte）与“波拿巴”（Bonaparte）谐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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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与英法决战硃谕（1）
（1860年9月12日）
咸丰十年七月已未（二十七日）
列举历年英人桀骜情形，惟有舆之决战。
硃谕：从来中华之于外国，首重怀柔，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我朝二百年来，海国贸易，均在广东。嗣准五口通商，仍以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总理其事。历任诸臣，办理诸多未协，以致舆戎召衅。叶名琛自任总督，刚愎自用，其于辨（理）通商等件奏报，多有不实不尽，大失众心，致有咸丰七年冬间之事。英吉利领事人等，遽启兵端，闯入我边城，袭据（掳）我官吏，当以叶名琛孽由自作，事有使然，犹未即兴问罪之师。八年间，领事额尔金等赴诉天津，当谕直棣总督前往查办。该领事等乃乘不备，攻踞海口炮台，直驶津门。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所请条约数十余件，多有肆意要求，桂良等为之恳乞恩准。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旋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各国贸易地方议立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乃英国领事普鲁斯等，不肯在彼平心定议。
上年仍复驾驶兵船来津。我大沽海口设立防兵，因谕该领事，如有要议事件，当向北塘行走。普鲁斯桀骜不驯，遽在大沽逞其凶横，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痛加轰剿，亦系自罹殃祸，莫可怨尤。如米（美）利坚国使臣，独自北塘登岸，随带从人，进京换约，我中国礼待无亏，从容毕事。似此各国使臣，顺逆皆所自为，谅亦中外所共闻知。本年英国领事人等，仍复驶船津口，我中国绝人不为已甚，仍饬疆吏前往海口，豫为接待。并令大沽统兵大臣，如外国人等自北塘登岸，即是来议事件，不得先自藉端生事。不料该领事等，虽自北塘登岸，而实包藏祸心，夹带炮车并马步各队，安心寻衅，复启兵端。试思北塘天险，当该国人换船登岸之际，我兵如果有心相害，开炮轰墼，若辈岂能犹自全耶？该领事等不思感化，惟事逞凶，竟由北塘抄至大沽后路，到处占据，并即驶船阑入津城。因桂良是前年在津原议之人，又令驰往与之理谕。犹冀该领事等稍知礼义，但能所求不出情理之外，亦必与以优容宽大，首息争端，再申理论。
讵意桂良（等）叠次奏报，额尔金等肆意要求，罔知餍足，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雍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为问换约何事，而必欲带领各数百人，是意欲何为耶？将视我京师一如广州，祗此千数百人前来，便任其所为耶？天津有事以来，我内外大小臣工，抗章请战，不啻数十百上。总欲不使事之决裂，诚以中华多故，民力弗堪，构怨兴兵，非可了事，小民动遭茶＇荼＇毒，故有所不忍耳。乃桂良等奏：接该领事等照会，所请各条，必得概允，一有驳斥，立即用兵。凶狡情形，至于斯极！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惟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统）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前此粤贼犯境，帮同官司军击退有功。今即＇既＇敌人强占城池，试问我津城大清百姓，其遂甘心从逆否乎？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兵家胜败何常，该国兵远来即有数万，未可当我中国人民千百之一，其能经几战乎？
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所）共谅。即外国人非禽兽，同此心即同此理，亦必闻之知所感动。此实该领事等横逆太甚，非我中国豫存成见，不肯相让，必欲与寻仇为难也。总之，各国互市通商而外，即不应有非分妄求。况如带兵入驻京师等件，猖狂已极！是何情理？无论如何，断断不能允准。该领事等去国万里，动费本资巨万，本意原为流通货物，营求生理。事至决裂如此，固由历来办理乘谬，亦必有刁恶汉奸溷迹其中，百端唆使，希图于中取利。此等凶徒，中外之人交受其害，神人共嫉，必不能使免殛诛。而该领事等任其颠倒愚弄而不自知，不至祸及其身不止，谅非口舌所能相晓也。
。。
咸丰皇帝与英法决战硃谕（2）
惟经此次剀切明谕，即至决裂之后，该领事等如能憬悟，各就范围，就使议定各口通商之外，再（请）添立埠头，酌给资本等等稍近情理之件。中国亦必俯赐曲从，与之罢兵息战，开关互市，同享升平乐利之福。并将此次办理缘由，及所立条约讲求妥善，遣使驰赍彼国君主，共相要约，以成信誓。朕仰承天眷，抚有中华，中外臣民，一视同仁，顺逆皆由自取。该领事等傥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等惟有尽力歼除，誓弗与同天日，其勿后悔！
清内阁通谕中外英法入侵被迫与战上谕
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如下：
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法）兰西，与中华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虏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复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
八年间，夷酋额尔金等，赴诉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尚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讵夷酋卜鲁斯等，桀骜不驯，复于八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
本年夷酋额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换约。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并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并撤退后，复至天津。因思桂良系前年在津原议之人，又令弛往，与之理谕，犹冀该夷等稍知礼义。但使所求尚可允许，不出情理之外，亦必予以优容。岂意额尔金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费，强增口岸，陈兵拥众，入我郊畿，凶狡情形，至于斯极！爰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再三开导，并命将所请各条，妥为商办。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
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
地方士民，或帅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商银一百两；有能斩著名夷首者一人者，赏银五百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财，全行充赏。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
至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贸易。其余恭顺各国，任其各安生理。经此次剀切明谕，该夷倘能醒悟，悔罪输诚，所有从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宽大之仁。如尚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民团等，惟有尽力歼除，誓必全殄丑类，其毋后悔。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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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额尔金特使的训令（节录）（1）
（1860年4月17日）
………
我们本期望中国皇帝知悉清军擅自炮击英国船只的不法行为后会准备道歉，并宣布愿意遵守早经御批的天津条约。可至今，我们仅接到中国政府履行条约的含糊通知，而把冲突的责任推给英国使节及舰队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女王陛下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为分别与法国皇帝和中国皇帝之间建立和睦关系，决定再度委派勋爵阁下为全权大使赴华处理事务。
女王陛下和她尊严的同盟国认为，勋爵阁下和法国皇帝委派的同僚葛罗男爵将会说服中国皇帝作出让步，可以避免进一步敌对行动。在你和同僚要处理的事务过程中，许多事情会发生，许多困难会出现，但是，女王陛下政府的几点指示，也许对你履行职责有所帮助。若时间地点情况显示不合时宜的话，勋爵阁下不一定要对任何行动方针遵守不渝。
第一点是关于领土的问题。如果大沽暴行道歉履行，天津条约批准，作为支付赔款保证而继续占领中华帝国任何领土的必要可以免除，而用关税等办法来逐步清偿赔款。假如这样的办法行不通，你可协同法国大使，由英法军队占领广州之外再共同占领舟山或其他领土，直到赔款清偿完为止。
其次，其它各点提供参考。英法大使应该进入北京，并受到光荣接待。是否继续驻京就成为你们共同商议裁决的问题。有关决定应从陆海军角度来考虑，如进军天津，越城前进，秋天前无法取得和平，冬天占领天津等问题，你们的裁取要听联军陆海军指挥官的意见。
在华北作战，女王陛下政府对存在的危险非常关心。它可以这样发生，攻占白河口炮台、占领天津，进而考虑夺取北京；中国皇帝可能对提出的和平条款加以拒绝。他会从都城北撤，退隐到鞑鞑地区以等待盟国的进一步行动。象这样一种行动会使得盟国陷入窘境，并暴露在中国皇帝当局的威胁之下。
冬季任联军部队继续仪在北京或天津不适当，有必要让他们大概十月返回北直隶湾，然后用封锁和占据岛屿以及其它类似的措施，促使中国政府焦急不安。
这种做法对盟国将耗费很大，还会置中国皇帝于显而易见的危险当中。欧洲部队到达时放弃京城，皇帝的声望将受很大损失。这样，朝廷要臣会感到难以维持中央权力，各地总督对镇压叛乱无能为力。简言之，整个帝国有瓦解的危险。
女王陛下对这样的事态极端关切，也许预示着一种极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和你开明的同僚葛罗男爵，必须使用女王陛下和好的盟国付托给你们的那种个人坚定和裁决的才能。
而对于三个条件的应允，看来应是中国政府所不可缺的。它们是：
一、为在白河攻击联军部队的道歉。
二、保证天津条约批准与履行。
三、向盟国海陆军战备费用赔款。
如果这些条款能获得，我们便可期望得到持久的和平和未来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摘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255…256页）。
给葛罗特使的训令（节录）
（1860年4月21日）
……
得悉阻挠《天津条约》换文的严重情况，而法英两国公使未能如约在北京换文只得返回上海，于是，伦敦和巴黎的内阁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态度上遂不再犹豫不定。双方决定必须对中国政府予以应有的惩处，责成布尔布隆先生和普鲁斯先生采取不同的行动。
一是中国政府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主动要和两位使节接触；一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前来打交道。若前一种假设成立，北京内阁会就白河事件赔偿，真诚表示遗憾，那我们不希望对它采取暴力措施。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对战争临近感到不安，准备老实履行条约，但却在忙于防务，不打算寻求和平解决。鉴于面临预见的第二种假设，于是就发给训令和普鲁斯先生协商，以便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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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额尔金特使的训令（节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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