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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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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又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就特别复杂的中国问题所作的调查报告中看出来。那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既有思想和社会方面的，也包括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我一直希望他成为这种理想的媒介，去客观地介绍涉及我国利益的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得到正确的消息。”
葛罗男爵也对《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去世表示了哀悼，说他是“一个受到我们所有人爱戴的、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的人”。
而额尔金10月14日的日记使人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他将要作出可怕的决定。他写道：“我们得到有关几个被俘朋友命运的令人发指的消息。那是一种残暴的罪行，我们必须给以严厉的惩罚。这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为了我们今后的安全”。
这项决定，这种惩罚，就是要放火焚烧圆明园。
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为英军遇难官兵举行军队葬礼，而且要搞得非常隆重。这样做是应该的，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死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同时也给北京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向他们表明外国人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是多么重视。俄国驻华特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非常殷勤地向英军最高指挥官建议，把英军遇难者埋葬在北京北边离安定门不远的俄国人墓地。英国人对俄国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很快接受了。
英国人质安德森、诺曼、鲍拜先生以及士兵菲普的葬礼于10月17日上午举行。送葬队伍包括女王卫队的龙骑兵分队、范纳的骑兵团分队、各步兵团出的二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还有六十团（里弗尔）的乐队。所有的英军军官和大部分法军军官都披挂齐整地出席了葬礼。葛罗男爵没有到场。他在日记中说，他本来很想出席这个令人悲伤的葬礼仪式，但是非常遗憾，他接到通知时葬礼已经结束！他就此向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表示了歉意。英军最高指挥官和额尔金勋爵走在送葬队伍最前边。远征军随军牧师、尊敬的耶稣会姆吉神甫主持葬礼弥撒。仪式简单，很快便结束。这出乎孟托邦将军意料。
上校富隆…格朗尚、军需助理杜比、中尉阿代尔、士兵博尼肖、奥祖夫和布朗凯六名法军遇难官兵的葬礼，10月28日才举行。地点在两个世纪前为耶稣会传教士特许建立的一个天主教墓地，该墓地已关闭二十年，但中国人继续对它进行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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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6）
送葬队伍从法军司令部出发。包括海军随军牧师特雷加罗和九名中国牧师在内的神职人员走在最前边。北京大主教孟振生大人也在其中，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进入到他主管教区的首府。一个中国牧师举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后边跟着六辆炮兵辎重车，都罩有黑色哔叽布套，上面有用银白色布缝制的十字。每辆车都由四匹马拉着，马身上也都罩着黑绒布；六名法国遇难者的遗骨分别装在六口棺木中，每辆车拉一口，但是杜吕克神甫的遗骨不在其中。法国公使和两名统帅将军跟在灵柩之后，接下去是法国使馆人员、两个参谋部的人员以及众多士兵。一营的持枪军人分别走在送葬队伍两侧，与此同时，乐队演奏葬礼进行曲。
额尔金勋爵没有出席法军遇难人员葬礼。大概是对葛罗男爵没有出席英国人的葬礼的回应。不过，额尔金勋爵主要是因患流感而卧床。而巴夏礼却出席了葬礼。凯鲁莱借此机会，对这位“同时具有罗马人的活力和英格兰人的坚韧的人”表达了敬佩之意。
送葬队伍行进将近一个小时。一些中国基督徒在送葬队伍经过时做出划十字的手势。在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张诚等神父的墓旁边，已经挖好一个很大的墓穴。随军首席牧师特雷加罗唱经布道。葬礼仪式悲怅感人。本茨曼上校致悼词。最高指挥官将军代表全军将士向死者诀别。凯鲁莱写道：“孟托邦将军的诀别词充满悲痛和愤慨之情。我可以肯定，这是法国远征军每个人心中的情感”。有些士兵止不住流下眼泪。
但是，在额尔金的笔录中，有一点不实的记载需要指出。他没有出席葬礼，但是他却在文中写道，法国人为悼念他们被杀害的俘虏组织了“非常完美的葬礼”，不过有好几个悼词情调不对！格兰特澄清说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情况正相反，孟托邦的悼词非常好，在悼词结束时说：“永别了，我的朋友们，永别了！”
额尔金还提到法军葬礼过程中的另一些奇怪的做法。比如格兰特讲到，孟托邦将军递给他一个装有圣水的器具（洒圣水器皿），别人以为他会就这样往棺木上洒。格兰特在做这奇怪的仪式之前犹豫了一下，他看看“仁慈”的拿皮耳爵士如何处置，然后才照样去做！
额尔金对他认为是法国人的另一个奇怪习俗（格兰特亦予证实），相当看不惯。他说，每个法国士兵都朝坟头开一枪，因此，所有的棺材都用装弹药的硬纸板做成的筒套了起来！额尔金还尖刻地说，这让中国人说这样做是为了确认里面的人的确已经死了！
从此，这个墓地就埋有远征军将士和外交官的坟墓。后来，达马兹中尉的尸体也移葬到这里。
在樊国梁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有一幅墓地图示，还有如下墓志铭：中国战役阵亡将士
纪念
一八六零年
上面刻着十八个人的名字，这次战役的遇难者亦在其中。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1）
10月7日，英军密使、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威妥玛和恭亲王的代表恒祺达成协议，清政府将向联军交出北京的主要城门之一。英国人的确想预防中国人变卦，要找一个能起遏制其改变主意的筹码，因为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必须呆在中国首都城内。冬季即将来临，时间紧迫。两国外交公使想迫使恭亲王加快签定和约的进程。
格兰特和孟托邦由炮兵和工程兵的指挥官陪同，边侦察边向城北安定门走去。城墙上面的鞑靼士兵向他们摇白旗表示欢迎。格兰特将军甚至还在护城河饮马，守城的清军士兵向他投去善意的目光。
额尔金和葛罗要求他们的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致函恭亲王，就说如果在10月13日中午之前不向联军交出一个城门（安定门），联军就要强行进入北京。两位军队最高指挥官在信中说，“若同意让出安定门，那么联军不会允许任何兵卒进入城内，居民不会受惊扰……反之，如不让出城门，我们就从城墙打开缺口。如因中方拒绝而使进攻成为必要，联军将立即构筑火炮掩体，支起大炮”。
英法军队立即开始修筑围攻工事，清军岗哨始终在那儿好奇地观看。不过，英法军主要是在做姿态，而非实际威胁。北京护城墙的防卫性能的确了不得。它的高度超过十四公尺，底部厚达二十六公尺，顶部也有二十公尺宽。
法军仅有野战炮，只能投入四门大炮，炮位（一个炮兵少校迈大步量了一下距离）离城墙七十公尺。英国人则建了一个有四门攻城大炮的炮台，此处靠近地坛，离城也不过二百五十公尺。指挥法军炮兵的本茨曼上校向格兰特将军交底说，在这么牢固的城墙上打开缺口，他没有什么把握，他的行动也只能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10月12日
外交形势不可捉摸，难以把握。恭亲王踪影全无，他惶惶然夜无定所。想到可能被联军当作人质抓去进行报复，他大概害怕了……他犹豫，拖延。皇上会把他怎么样，他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樊国梁大人问道：“别看他与皇帝是亲兄弟，把首都献出去，他能不受责备，被问罪，被杀头？”联军最担心的是恭亲王不见了，使他们不知所措，没了谈判对手。
然而，这时候恭亲王给葛罗男爵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谴责法国士兵，为什么要抢劫皇帝的圆明园？不过他又认为法兰西是一个文明国家，它的士兵都是受纪律约束的……
英法联军向北京市民发布了一个公告，是用非常蹩脚的汉文写的（按照翰林院一个文人的说法）。他们说，如果明天中午不能签署和约，就开始攻城；并劝告市民离开城市，因为他们不能对产生的后果负责。北京的商人们意识到要大祸临头，都成群结队地去恳请恭亲王交出城门。亲王惊恐万分地说，就他个人而言，他宁愿一死也不作让步。但是为了迎合那些人，他应允接受他们的请求。
这时，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已回到北京，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非常关键。俄国公使最终使恭亲王相信，他个人对联军没有什么好怕的。他还引用葛罗男爵的说法，向恭亲王陈述道，万一他想要逃到鞑靼去，那对北京皇宫的进攻将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必然是清王朝垮台。伊格那替叶福的中间人角色干得非常漂亮。他对中国人和联军的心理都摸得很透。他向双方解释对方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以谈。两个阵营对伊格那替叶福的建议都很重视。他成功地既得到了清王朝高官的信任，也得到了联军的信任，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劝说恭亲王献出安定门。
巴夏礼又开始工作了，他会见了原先看管过他的恒祺。恒祺告诉他朝廷同意联军提出的条件。安定门明天将交给他们，但是不得破坏城市；除了将要进驻城里的两国公使的护卫队，联军士兵不可大批入城。
10月13日
“10月13日是决定继续战还是和的关键日子”，这是诺利斯写下的话。确实如此，如果不献出安定门，联军已准备好继续开战。上午十点，巴夏礼带着康普农和斯蒂文森两名指挥官，再次会见恒祺，大炮已处于战斗状态，只等会谈结果。这次会见地点是在北京西郊的一个衙门。清政府的特使信守承诺：中午十二点，安定门将向英法联军开放。于是两位指挥官商定每方各派二百名士兵组成一支四百人的支队占领阵地。这样，两个支队将于中午安定门前会合，联军共同进入中国首都。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2）
康普农急忙赶回法军营地。孟托邦立即指定他的参谋长施米茨带领一零一团的一个营开赴会合地点。但是，当法国人到达安定门前时，他们发现拿皮耳将军率领的英军士兵并没有等候他们……英军营地离得近，他们比法国人动作快。
对此，巴赞库委婉地提出他的看法：“英国人对礼节和权利方面的问题是很注意的，在这个完全不必动用武力的行动中，他们本应可以等候法军小分队到来。”然而，如此严格按其特权和法军的特殊地位行事的孟托邦将军，却宁可忘掉这件事，至少在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是这样。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情绪激愤的埃里松伯爵对英国人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很不服气。他说施米茨上校是十二点差五分抵达城门的，但是英国国旗早在十五分钟之前就已经在北京城头飘扬。
埃里松记下了那一难忘的场面：
“施米茨上校怒不可遏，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非常勇敢地责备拿皮耳将军道：
‘你们本来是可以等我们的。自从我们两军并肩作战以来，这是你们第一次把你们的旗帜首先插到城头上。不错，这一次没有敌人在后边追赶。’
英国将军被弄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但借口说法国人晚到了五分钟，法国上校反驳道：
‘就算是有那么回事儿，如果懂礼貌的话也应该等我们到来。说到礼节，我要提醒您注意现在演奏的是《上帝保佑女王》，而根据我的命令，该演奏的是法军一个团的军乐。’
他说完就转身而去。”
德洛尔·塔克西尔评论道：“英国人可能是要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散播的谣传，即法国人打仗是听命于他们，而且军饷也由他们出。两国军官之间相互讽刺挖苦，非常尖刻，但是由于两支军队远在天边的那种孤独感，又使他们表面上保持着和谐”。
英军在距安定门右侧一公里的地方安营，法军则在左边扎寨。一零一团的一个营占领城墙。联军支起大炮，对准城内，把一条条主要交通干线控制起来。格兰特将军很欣赏这座已经为联军所占领的城门。它的外形美观，建筑结构合理，位置重要；城门楼呈平行四边形，上下四层，比城门高出十五公尺。将军想起往事，把它与巴比伦的城墙相比。他印象中那里的城墙也很宽，顶部筑有马道，可并排行驶几辆马车。他觉得北京的城墙更为壮观，并行五辆车绰绰有余。
保罗·瓦兰对北京的城墙做了很详细的描写。然后，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中国人拒绝交出安定门，那么英法联军没等把那个“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打开一个缺口就弹尽粮绝二十次了。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之所以献出那座如此易守难攻的城市的大门，大概是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掠而吓破了胆。”
巴赞库也有与此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联军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应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安定门而庆幸，因为凭他们那微弱的攻城能力以及有限的装备和给养，想要在那样的城墙上打开缺口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又说，火箭和燃烧弹至少会把首都的居民区变成一片火海，紫禁城肯定也难保全不受破坏。
不许联军士兵入城，市民也不得靠近城门。他们被一条拉紧的粗绳隔开二十来米的距离，同时还有带皮鞭的“当地警察”（保罗·瓦兰语）把那些好奇的人赶开。
拉否例在总结中国人让出安定门的实际后果时说：“事实上，北京刚刚屈服。北京被占领了，从现在起中国皇帝的首都被置于英法联军将军的保护之下。”
10月14日
从惊恐中醒过神儿来的恭亲王给葛罗男爵（当时男爵已安顿在北京城前面的一个喇嘛寺院里）写了一封信，承认对安定门的占领进行得很顺利，“纪律严明”，“使百姓得以重新恢复安定，驱除了他们的不安与恐惧”。他重新谈到天津条约的签字问题，称他正在准备有关批准书。
第十九章 占领北京（3）
安定门让出来，意味着军事态势大有进展。如何在短期内找到外交解决办法，已成燃眉之急。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按照保罗·瓦兰所说，英法两国特使都已经很不耐烦了，“被他们对手那令人恼火的软磨弄得忍无可忍”；特别是额尔金勋爵，那是个“好激动的人，他生来应该是个刚烈的士兵，而不是个有耐性的外交官”。额尔金勋爵甚至准备在北京过冬。他建议部队抓紧进城驻扎，在城里安排他们的冬季营房。
10月15日
经与葛罗男爵商议之后，孟托邦将军告诉霍普·格兰特，他以为，如果11月1日之前“不可能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任何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有必要考虑在这一天将部队撤回天津。因为孟托邦担心清政府仍在企图争取时间，把联军套住，迫使它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极度的严寒，既不能与天津（主要的后方基地）取得联系，（因为那时道路冰冻，河流与运河已结冻），也不能与舰队联系。在他看来，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保全部队。孟托邦将军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北京度过冬季，那简直是发疯。那里人众如海，只要人们把联军一包围，就可以困死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待春季再采取军事行动……
于是，孟托邦请两位外交特使确定和约签字的最后宽限日期。如果不成，他建议以“直接进攻皇宫”相威胁，也就是说像巴赞库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摧毁皇宫，即紫禁城，“以便在一国之都的中心留下某个令人久久遭受创伤的记忆。”
10月16日
这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恭亲王的确信守了他释放人质的诺言，但是他并没有让所有人质都活着回来。他一直都在向两位外交特使保证，人质受到很好的对待；然而，他应该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去。当联军知道了那些人质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死去的，都忿忿不平。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暴行不能不受惩罚。
英国人已经不能自持了。巴赞库写道：“主要是英国人，他们气愤至极”。他们叫嚷着要报仇。格兰特将军第一次同意额尔金勋爵的意见，公开表示，由于他们同胞被杀死以及所受的虐待，清朝皇帝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为了使之具有惩戒性，他宣布应该把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完全彻底地烧毁，“甚至夷为平地”。英军最高指挥官竟恬不知耻地解释说，反正俘虏已经全都放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中国人已经再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报复了。
额尔金站在城墙下，他要做什么呢？
丹拜女士写道：“额尔金勋爵当时处于其职业生涯的最危急时刻。必须给中国人一个惩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负有责任。但是他知道这个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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