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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轻的亲王赞不绝口，“和蔼可亲……风度翩翩”，他握住葛罗的手，并对他的属下发出一连串的“请…请…”。然而，想到中国的前途，吴士礼也说不能肯定恭亲王到底是不是那个能遏止帝国走向衰落的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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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2）
欧式点心摆了上来。陪同亲王来访的中国官员们享用了块菰和鹅肝，香槟酒干了一杯又一杯，情绪高涨，甚而至于觉得这些喝着香槟的番鬼，似乎也不那么野蛮了！葛罗向亲王介绍了法兰西帝国，以及诸如照相术、电报、铁路等等的现代发明。
　　分手的时候，葛罗把一张照片作为稀罕东西送给亲王，照片上的两个小姑娘是葛罗的侄女。亲王向特使阁下告辞，并说三天后再来拜访。走到门口，人们向他行军礼。他上了一乘十六人抬的大轿，身后跟着几个乘着小轿的随从，前面是一队骑马的仪仗，为他开道。
　　11月6日
　　中国和英国签订的协议张贴在北京城的城墙上。条约的印刷并非易事，但英国方面，巴夏礼和威妥玛将这件枯燥复杂的事情干得很漂亮。法国的条约两天之后才张贴出来……保罗·瓦兰对此很惊讶。
　　一大群中国人聚集在布告前，一些识字的就把布告的条约内容一条一条地解释给老百姓们听。他们深感好奇，却丝毫没有痛心的表示，好像他们对朝廷与西方蛮子达成的新条约感到满意似的。至于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关心。
　　应该说，爱国情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满清王朝是一个外族的王朝，中国百姓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往好里说，他们不会对它的垮台动多大的感情。往坏里说，外国人这次打败了可恶的满族官员，战胜了他们眼中早已丧失上天庇佑的无能皇帝，他们反而会感到高兴。
　　在当时，北京的名胜之中，只有一处避开了西方人好奇的目光，这就是北京城里的皇宫——紫禁城，中国当局一直使这座禁城盖着神秘的面纱。但这年的11月初，恭亲王知会两位特使，如果他们愿意，欢迎他们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满清皇上的伊甸园”（凯鲁莱语）。按瓦兰的说法，葛罗曾由亲王陪同，单独参观了一次。一大群英国人（包括额尔金）和法国人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皇宫的南大门，由他们的老相识恒祺担任导游。恒祺首先向尊贵的来宾们说明，他们不能参观后妃们的内宫，皇后和皇太后都住在里面。他们只能在天子居处的花园和庭院里散散步。
　　作为参加此次皇宫游的特权者之一，凯鲁莱颇感失望。诚然，他赞赏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他对皇宫的破旧状态深感震惊，建筑物上到处是裂缝，还布满了苔藓，庭院也没有进行应有的维护。他穿过一处书房，一排排书架上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命运，像在亚历山大城一样化为灰烬。出自他笔下的判决，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毫不留情：“对都城的普遍看法是，它非常丑陋，而且没有一幢出色的建筑。至于皇宫，由于失修，它已经被判处终将沦为废墟的命运”。一个法国人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把附属的园林和湖泊与……布洛涅森林相提并论；而英国人则干脆地声称，他们更喜爱圣詹姆斯宫和温莎宫。还是就此打住罢……
　　已经作为旅游者参观过天坛和先农坛的额尔金，也参加了此次皇宫游。他借此机会登上了紫禁城北面的煤山。这座人工山丘上树木葱笼，还建有几处供佛的亭台。1644年，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都城被起义军攻陷时，就是在这里吊死的。在山顶，他发现景色非常壮观，北京城内树木茂盛，房屋低矮得令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座大城市。看着皇宫里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一处处殿宇，他想象着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皇上一定会有窒息的感觉，他说他理解了皇上更喜欢圆明园的原因。随后，他前往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带有“欧式”家具的寓所拜访，他已经将伊格那替叶福当作朋友了。
　　11月3日，英国人本打算在位于喇嘛庙和北城墙之间的“战神广场”上搞一个大型赛马会，包括各种速度赛、让步赛、障碍赛等等。但由于天气寒冷，部队又即将出发，活动被取消。外交官没有看成热闹，颇为失落。
　　第二十三章
　　远征归来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3）
11月1日
　　向来说话算数的孟托邦将军，如他多次重申的那样，率领部队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他将101旅的一个营和两门大炮留在中国的都城，以便保护法国特使本人的安全。葛罗决定在北京再逗留几天，他要确认仍然留在北京的额尔金不会利用这个机会逼迫恭亲王做出新的让步。孟托邦向葛罗告辞，双方都很冷淡。将军对放弃舟山群岛的决定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一直耿耿于怀。
　　天气晴朗，但非常寒冷。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挤做一团，观看法国人的启程仪式。夏尔·德·米特雷西称：“法国步兵们威武雄壮的身姿，法国军官们风度翩翩的制服，把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部队经过了9月18和20日的战场。
　　11月6日
　　法国军队抵达天津。寒冷的天气使行军非常艰难。部队沿路所经之处，一片荒凉，居民已经逃离了家园，一座座村镇又被中国的盗贼洗劫一空。埃里松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紧随部队后面的盗贼团伙扫荡殆尽”。保罗·瓦兰也说，“这地方有某种阴郁凄惨的东西揪着人的心”。朱雅牧师解释说，9月中旬联军经过此地，为盗贼们提供了大好时机。他们紧紧地尾随着联军，抓住一切机会大肆偷盗抢劫。于是，“这些可恶的家伙，察觉到他们避开了本国当局的追究和残酷镇压，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他们不满足于抢，还放火烧了好几个村子。在从北京返回天津的路上，联军发现，好多处上次路过时还富庶殷实的地方，此时已是一片焦土”。
　　法国军队在天津受到中国当局的热情款待。当地的法军指挥官泰奥洛格中校已经将营地收拾得井井有条。那里有柯利诺大街，本茨曼宝塔，布尔布隆大桥，杜比河滨大道，大地广场，达马斯街……由于众多外国人的到来，这座城市已经欧洲化了。
　　孟托邦将军立即着手整修柯利诺将军过冬的营地，这位“聪明能干的将军”将率他的旅留驻天津。至于“可亲而又勇敢”的冉曼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少将，孟托邦还提议授予他荣誉军团二级勋位。他将抢在直隶湾封冻之前立即动身前往上海。
　　几天以后的11月10日，被任命为驻天津部队最高司令官的柯利诺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要在极度严寒的地区度过整个冬天。我的任务非常艰巨。天津有大约八十万居民，它的重要性以及他邻近北京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只要中国当局试图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天津必然要加以配合。身处从此众多的居民之中，又是在如此庞大帝国的首都大门口承担前沿哨兵的角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我们返回法国之日，我们将自豪地想到，我们对国家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将军根本没有想到的是……
　　11月7、8、9日
　　轮到英国军队离开北京了。罗伯特·拿皮耳的师11月7日第一个动身。米启尔将军的师原定第二天出发，但弗里德里克·布鲁斯的到来使他们推迟了一天。他实际上是11月7日抵达北京的，他的兄弟额尔金一直在等着他。他马上被介绍给恭亲王，并在额尔金的主持下就任英国女王陛下派驻北京公使一职。这一职位高于所有其它英国人士，包括额尔金本人。巴夏礼在仪式上担任翻译。葛罗以同样的方式使布尔布隆就任法国公使职务。
　　至此，再也没有任何事务把额尔金和剩下的英国部队继续挽留在北京了。格兰特将军11月9日与米启尔的师离开北京，葛罗同日离京。格兰特认为，中国民众舍不得联军离去……布鲁斯和布尔布隆也与他们一起动身。最终协商的结果是，两位新任驻北京公使和使馆人员都到天津过冬。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留在北京对中国的主战派形成刺激。主战派的确可能借机扳倒恭亲王，从而使整个局势发生逆转。于是，两位公使要等到来年春天才正式上任常驻。不过英国人留下了一位密使在北京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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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4）
实际上，布鲁斯由于1859年9月25日下令攻打大沽炮台，此次险些被中国当局拒之门外。葛罗三番五次地提醒额尔金说，在中国政府眼中，布鲁斯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最近所遭受一系列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为了让他的兄弟能与中国的高官们建立联系，也许应该尽早为他打通各种关节。
　　向恭亲王辞行之后，葛罗率领使团人员离开了北京。亲王和特使见了最后一面，最后用拥抱礼相互致意。克鲁凯男爵以抒情的笔调写道：“别了，北京！别了，中国的都城！既然你已经向我敞开了化为废墟的奇迹，昔日辉煌的遗存，宽阔的护城河，众多的人口和厚重的城墙……别了，北京！”
　　使团的行进队伍由八十四辆大车组成，尉为壮观……他们从那十几座砖窑的前面经过，穿过八里桥镇，走过那座从此承担着历史重负的石桥，向9月21日的战场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在通州停了下来。“他们回想起伤心的往事，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史上，通州的名字将永远是满清王朝政治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个无法磨灭的烙印”（凯鲁莱语）。全体使团人员在这里登上二十多只小船，船队指挥是特里科海军少校。
　　巴夏礼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比其他人晚了几个小时。他后来写道：“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进北京时我也是第一个，那是在我终生难忘的9月18日，我与罗亨利一起被捆住手脚，用马车押送进入北京城。此刻从同一座城门走出北京，真是感慨万千”。
　　经过三天的行军，英国部队到达天津。额尔金、布鲁斯以及格兰特则乘船沿白河顺流而下，抵达天津。过后不久，河水就封冻了。
　　11月9日
　　孟托邦给朗东元帅写了一封长信。他再次重申对放弃舟山的不满。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恼恨额尔金，从恭亲王手中夺取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仍不满足，还成功地迫使法国人撤出了舟山这个支撑点。他认为舟山对法国的贸易利益至关重要。
　　孟托邦将军派遣参谋部的康普农少校，把从圆明园得来的艺术品以法军部队的名义晋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同行的还有将军的一个副官德·皮纳海军上尉，他曾在第一批冲进圆明园的围墙时受了重伤。德·皮纳海军上尉他还受命向陆军大臣呈上一只宝匣，里面装着与中国皇帝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在圆明园发现的一些可能对法国军人和外交人员有用的官方文件。两个人立即登船动身。
　　11月14日
　　伊格那替叶福的辛劳终于得到了报偿。虽然极不情愿，恭亲王还是被迫向这位俄国将军以中俄之间长期的传统友谊为名施加的压力做出让步……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了“北京补充条约”，划定了中俄之间的新国界。中国让出了黑龙江和朝鲜之间的沿海地区，以及黑龙江北岸的大片土地。俄国从满洲获得了几百公里通向太平洋的海岸线，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1787年曾到达这处海岸。中国向俄国出让的大片土地，为俄国的贸易开辟了新的出海口，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俄国人来说，得到了优良的港口，丰富的矿产和珍贵的建筑林木，是一次“丰硕的收获”。俄国人在那里建立了面向日本海的海参葳海军基地。
　　米特雷西认为，这份条约是俄国外交的一场重大胜利。此次胜利，“因为未花一分一文，不费一枪一弹，而尤其显赫”。伊格那替叶福充分利用了英法联军军事上的胜利，干得漂亮。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已经开始了。
　　11月15日
　　格兰特与孟托邦会面，商量两军部队在天津过冬事宜。英法军队共五千余人，分别占据河两岸的各处工事。格兰特指定斯塔维利准将率部留在天津。这个旅由三个欧洲团、一个锡克骑兵分队和两个炮兵连组成。柯利诺率领二千七百人，即102旅和两个炮兵中队（还有四百三十匹马），也将在天津过冬。部队都安顿下来，着手改善居住条件。
　　大沽炮台交给沙内海军少将，他决定在那里留下四百人。其它海军部队前往广州，然后参加对交趾###的远征。沙内正在筹划此次远征。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5）
在天津期间，孟托邦将军还想到，要设法将死于9月18日战斗的达马兹中尉（死后被追授为上尉）的遗骸运回国内。然而，法国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件”。使团的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生了重病。他本来在9月18日的“伏击”中安然无恙，但这件事以及在通州被俘的同伴经历的种种遭遇，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此前在锡兰遭遇海难的惊吓也使他深受打击。用他同伴们的话说，他得了大脑炎。也就是说，他疯了。
　　孟托邦讲到，一天晚上，当他在河边散步时，曾遇到过巴士达，正处在极度亢奋状态，满面通红，脸上还长满了包。两个小时之后，当他与军官们吃晚餐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巴士达先生的“失心疯”正在发作。
　　天津城里呈现出一付奇怪的面貌，大街被来来往往的车马和英法联军的士兵塞得满满的。店铺里挤满了人，耳边只能听到用法语或英语问价的声音，“这卖多少钱？”（bien？或Howmuch？）。法国军队在天津街头的表现确实不那么光彩。士兵们利用在这座大城市逗留的时机，廉价兜售从圆明园里搜刮来的“纪念品”，还到处寻欢作乐。葛罗目睹了这场卑鄙无耻的闹剧，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痛心疾首。他预感到此事“将免不了在欧洲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是法国军队内部纪律松驰的再度表现，在洗劫圆明园之后，他就将此类行径称之为“道德败坏”：
　　“一个军人，当他把十个，二十个，五十个直至一百个法郎装到口袋里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了？此时此刻，天津正在上演这样怵目惊心的一幕：军人们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兜售丝绸、皮毛、豪华的服装，玉制的花瓶、景泰蓝”。竟然卖了三千万至四千万法郎。军官们抱怨说手下的人已经不再听从指挥。他还在信中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已经尽人皆知，我无法视而不见”。
　　在天津，英国的军官们还遇到了其它麻烦。尽管天寒地冻，但锡克兵坚决拒绝穿上配发给他们的棉衣，宁愿把它们存放在行李包里。吴士礼中校惊讶地看到印度兵光着腿在雪地里跋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死于肺炎。
　　11月22日，把指挥权交给柯利诺将军之后，孟托邦将军终于离开了天津。他乘一艘小炮艇沿白河顺流而下。在大沽，驻守炮台的指挥官布热瓦海军上校考虑到海上的气候状况，不想让他走。虽然孟托邦称赞布热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但根本不顾他的阻拦。晚上10点，半身冻僵的孟托邦将军登上了福尔班号军舰，这艘军舰为避开海冰，正泊在锚地里。
　　格兰特将军想让一部分步兵立即出发前往印度和英国。英国的骑兵部队要在大沽登船，必须在两天之内抵达那里（两地相距三十五英里）。但一场猛烈的暴风雪突然降临，表明天气条件将彻底变坏，迫使他要求军队在一天之内赶到。巴特尔准将担心马匹承受不了这样的强行军。格兰特坚持己见。11月23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所在团分别从驻地出发了，范纳所在团留在天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团当晚几乎同时抵达，艰难的雪路行军，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功绩……两天后，英国骑兵登上运输舰。
　　额尔金和巴夏礼骑马踏雪到达大沽炮台。他们住在已经被冰团团围住的海军旗舰科罗曼德尔号上。
　　部队上船后，格兰特将军于11月29日离开天津。他看起来很怕冷，双手插在口袋里，缰绳松松地扔在坐骑的脖子上。格兰特夫人从香港赶来，坐着一乘小轿陪在他身边。此时的河水已经几乎完全被冰封住了。格兰特将军乘格拉纳达号军舰前往上海。他的部队则前往香港并于离开大沽的三个星期之后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做短暂停留，趁这个时间让士兵们把大批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脱手，倒让买主们占了个大便宜。
　　然后，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一部分部队包括罗伯特·拿皮耳返回印度，他们于1月底抵达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返回英国的四个团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抵达普茨茅斯。还有一个团直到1862年春才返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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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