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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文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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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妓女，在艺术修养上似乎更加全面，往往六艺皆通。不过明代的诗文成就总的来说不够高。当时人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苑、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
的确，明朝除了小说和传奇这样大型的文学体裁外，小型体裁中要数各类民歌最有特色了。许多名妓的诗作尽管也很出色，但给人的印象无非是有学问、有才华而已。如大名鼎鼎的柳如是的一首《春日我闻室作》：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此诗颇有雍容华贵的气概，置于士大夫的诗集中当可乱真。但离青楼似乎日见其远了。由于柳如是这样的名妓日益“士大夫化”，真正的青楼诗作反而充满了下里巴人的俚俗气息了。随着商人越来越多地渗入青楼，赤裸裸的黄色小调也在妓女中流行开来。兹举一首还不算太露骨的，以见一斑：
男儿汉，性气刚，打扮奴家去为娼。伽蓝殿，去烧香，寺里遇着巧和尚。和尚爱我年纪小，我爱和尚两头光。大和尚，小和尚，慢慢消停不用忙。
如此不够含蓄的诗作，显然是不合士大夫口味的。不过这对于大款们来讲，已经算是蛮文雅的了。据说现在歌厅的KTV包间里，花200元钱就可让三陪小姐讲一段黄色笑话。追根溯源，这股恶俗之风从明末就露出端倪矣。
一部青楼史，同时也是一部妓女诗文史。在广大妇女处于被统治、被愚弄、被奴役的漫长岁月里，妓女们能诗善文，虽然是一种幸运，但其实也是为满足男人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现象。妓女们企望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改变自己的不幸地位，但只有少数佼佼者获得了偶然的成功。对大多数妓女来讲，这不过是一种痴心而已。当然，痴心恐怕是人人都难免会有一些的。而且，寄托在文学艺术中的痴心总要比寄托在脸蛋和三围上的痴心要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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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妓女归宿（1）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辛弃疾《永遇乐》
千里搭长棚，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妓女这种职业，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现在的许多女孩子，都抱有“吃青春饭”的思想，不知是不是受了妓业的影响。反正妓女是非吃青春饭不可。越是低贱的女人，就越死抱着自己的“青春”不放，仿佛青春一过，她就立刻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她们以为“青春”就是青春期前后的一段简单的物理时间，她们根本无法理解“永葆青春”的道理，更无法理解“革命人永远是年青”。她们惶恐不安地躁动在自己的“青春”里，仿佛抱着一件租来的裘皮大衣，穿也不舒服，不穿也不舒服。她们自以为发现了青春的可贵，而实际上往往以最低俗的形式消费了青春。当皱纹爬上她们的额头时，她们就像霜打的茄子，从肉体到精神，都瘪了。
艺术修养较高的妓女，比之单纯的“色妓”，青春要长一些，但毕竟不如日本的艺妓，80多岁还能陪客谈笑风生，不仅宝刀未老，反而老当益壮，韵味无穷。中国的妓女往往一边开拓着“事业”，一边就在筹虑自己的归宿了。
妓女的归宿，大致说来，不外以下数种：从良，入宫，出家，做鸨母。也有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寡居终生的。最惨的是殉职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
一般说来，从良是多数妓女的最理想的归宿。青楼生活再舒适华美，也不能养人一辈子。更重要的是青楼生活毕竟被视为正常社会之外的异常存在，妓女心中的那种自卑感、屈辱感是时时挥之不去的。有个叫徐月英的唐代名妓写过一首《叙怀》诗：
为失三从泣泪频， 此身何处用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 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种渴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良家的妇女的心愿，应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能简单地用“围城”情结来解释。
但是要从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是青楼的老板不轻易撒手放人。妓女是老板的挣钱机器，越是名妓就越是摇钱树，不把妓女的才华耗尽，血泪榨干，哪能任其自由而去呢？就是迫不得已，再也无法挽留的那一天，也要勒索一笔赎身巨款。有时这笔巨款，比娶一个良家女子的费用要高出十倍，使多数普通嫖客望而却步。所以，常有妓女用自己的辛苦积蓄自赎其身的。而能积蓄到可以赎身的数目，恐怕也是多数普通妓女做不到的。更何况，青楼老板有时倚仗黑社会的势力，强行没收妓女的私蓄，把妓女完全当作猪狗对待。等到妓女姿色衰败不堪时，随便卖给一个小流氓，还算是做一件帮她“从良”的善事。有的妓女甚至被多次转卖，命运比在青楼里还要悲惨。
二是即便妓女与老板的关系处得很融洽，要选定一个意中人也是不容易的。妓女每天接触的绝大多数异性，就是她们的“恩客”。恩客们光顾青楼，不是来娶妻纳妾的，而是一开始就把妓女摒除在妻妾的概念之外的。追欢买笑时，他们对妓女柔情蜜意。而一旦论及婚娶，他们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心里话无非是：你再漂亮，再有味，也终归是个婊子，哪能给鼻子上脸，做起夫人梦来呢？我夫人再呆板无味，也比你高了十个档次呀！恩客们即使真的动了心，可恩客还有父母、师长、同僚、社会舆论的压力，还要让他三思三思再三思呢。
三是就算从良如愿，冲破道道难关被娶到恩客家里，可是家庭生活与青楼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规矩，能不能适应也是一大问题。像董小宛那样做到八面妥贴，上下无怨，若是一个普通妇女，也就至多被夸为好媳妇、贤内助而已。正因为她曾是妓女，才被认为极其不易，当作楷模级人物来传颂表彰的。一般从良的妓女，首先就会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歧视，挑三拣四，动辄得咎。天长日久，丈夫的热乎劲儿一过去，如果没有真诚的爱情支撑，那么妓女在家庭里不但得不到从良后的“体面感”，反而还不如在青楼里自由自在。所以，有不少妓女从良后百般不如意，最后又“浪子回头”，重新堕入烟花巷中。
妓女从良一般选择的对象多是什么人呢？自然是读书人，因为妓女之所以要从良，就是要获得一份人的尊严，要摆脱受屈辱、受玩弄的地位，这份心情只有读书人才能最大程度地予以理解。达官贵人仗势欺辱她们，大小款爷用钱玷污她们，只有“才子佳人”的模式，才能使她们得到真正的尊重、呵护以至于爱情。唐朝有个叫顺时秀的妓女，有过这样一件事： 。 想看书来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妓女归宿（2）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啖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氏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顺时秀当然不好直说阿鲁温不如王元鼎，但从她分寸巧妙的答话中，天平倾向于哪一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前文曾论述过，嫖客与妓女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于金钱，能够超越这层关系，产生真正爱情的总是少数。这种爱情尽管十分浪漫，但由于先天的基础不够牢固，往往经不住打击。有时，真诚的爱情中也不免掺入了其他因素。如士大夫可能以娶得名妓为荣，表现自己风流倜傥；妓女则通过爱情跳出苦海，终身有托，这些都可能对士妓之间的感情产生副作用。有些名妓自高身价，用情不专，可能会遭到名士们的联合冷落和打击。而士大夫的用情不专，也会留下“负心贼”的骂名，得不到最珍贵的爱情。另外，读书人不等于好人，有些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之后，比不读书之人阴险歹毒万倍，妓女若托身于此辈，还不如嫁给强盗稳妥。宋朝有这样一件实事：
杨学士孜，襄阳人。始来京师应举，与一倡妇往还，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资，共处逾岁。既登第，贫无以为谢，遂绐以为妻，同归襄阳。去郡一驿，忽谓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庐，若处其下，渠性悍戾，许当相困，我视若，亦何聊赖？数夕思之，欲相与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饮。杨素具毒药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举而尽。杨执爵谓倡曰：“今倘皆死，家人须来藏我之尸，若之遗骸，必投诸沟壑以饲鸱鸦，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尔诳诱我至此，而诡谋杀我！”乃大恸，顷之，遂死。即燔瘗而归。杨后终于祠曹员外郎，集贤校理。
这个姓杨的干得真是太漂亮了，人也玩够了，钱也骗光了，官也当上了，还留着这个累赘做甚？将来竞选总统时岂不是一件舆论把柄？于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眼睁睁地看着那可怜的妓女为了他俩的爱情而饮下毒酒。这个妓女的从良梦就这样收场了。看来，认为读书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善良郎君，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人之善恶，爱之真假，与学历、文凭无关。如果看中的只是博士、硕士的头衔，而不注意体会其人其心，那么爱情的甜酒也会变成苦酒的。与其那样，倒不如嫁给一个老实敦厚的卖大碗茶的，虽少了几分潇洒风流，却爱得踏实，过得放心。这也是多数从良妓女的实际选择。
妓女从良的目的因时代的不同也各有差异。唐代的妓女从良多出于纯朴的爱情，只要情投意合，二人便可双双飞去。宋代的妓女从良，则多是为了名份，只求明媒正娶，感情是其次的问题。明代妓女从良，看重的多是男人的声望、富贵、清朝以后，则多是为了实际的生计问题了。今日的现代化妓女们如何从良，则不敢妄下断语了。
从良之外，妓女也有被选入宫中或直接被皇帝他老人家一眼看中的。三宫六院的女子中，出身青楼的颇为不少。有的皇后、贵妃，历史也不“清白”。妓女成为宫女后，若能得到宠幸还罢，否则，还不如在青楼之时，有的得到出宫的机会，便又去做了妓女。
妓女生涯，容易使人惯看世间风云，饱经人生沧桑。许多妓女看破红尘，削发当了女和尚。在青灯古佛之侧忏悔罪孽、洗刷耻辱，祈盼来生重新做人。然而佛寺道观，并不一定如人们所想的是清净圣洁之地。例如唐代的道观之淫乱是十分著名的。武则天、杨贵妃都曾经以女道士身份做掩护，与皇上私通。最有名的妓女鱼玄机也是咸宣观的女冠人，她的道观实际上就是没有鸨母的妓院。“女冠子”后来也成为专门描写男欢女爱的一个词牌。有些尼姑庵还与和尚庙大搞横向联系，互通有无。少数比较英勇的尼姑甚至将过往的小伙子抢入庵中，轮番蹂躏。《三言》中的《郝大卿遗恨鸳鸯绦》等小说就反映了这类现象。所以，出家不一定就是妓女的安稳归宿，只是比青楼中要好得多而已。
另一条比较常见的归宿是做鸨母，就如同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改做教练。可以说，妓女不一定都成为鸨母，而鸨母却十个有九个出自妓女。鸨母深知妓女的酸甜苦辣，但职业特点使她们不但不心疼同情妓女，反而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在妓女身上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有少数妓女与鸨母关系较好，特别是一些名妓，身份变了，派头大了，便对鸨母的“栽培”有所感谢。就如运动员成了世界冠军后，痛哭流涕地感激教练说：若没有教练十几年如一日的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我哪能拍两分钟广告就赚一百万呀！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是也。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只看一点，不计其余，不论哪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从事的毕竟是高尚的为国争光的事业。著名者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府官员。而妓女一旦做了鸨母，可以说等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感情方式都与正常社会是相反的，她日夜制造着人间最悲惨的罪恶。如果说妓女还有七分值得同情，那么鸨母要有九分应该谴责。正如今日许多不通世事的小姑娘暗中卖春，实际是那些“妈妈桑”教唆的一样，最可恨的正是这些坐收渔利的“老帮子”。
总之，妓女的归宿整体上是不乐观的。像柳如是、董小宛那样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能跳出男女不平等这个圈子。不论从良、出家、入宫、改行，要有好的归宿，一是必须自身具备德、才、艺，二是必须有良好的机缘，否则，永远逃脱不了不幸的怪圈。古代妓女尚且如此，今天那些妓女和那些羡慕妓女之女，应该想想自己的德、才、艺和自己“青春”之后的归宿了。古代妓女还可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今天商人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愿意不愿意娶一个“老大”的妓女已经成了问题，恐怕妓女们只能“老大嫁作犯人妇”了，而且，###还不在此列。
昔时恩，今日意…青楼悲剧（1）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青楼无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的。但青楼注定要走向毁灭，而且真正的青楼已然毁灭。所以，青楼本身，就是个悲剧。
尽管青楼给人的表层印象仿佛天天上演着喜剧和闹剧，但读过一点黑色幽默、读过一点荒诞派的人，自会看出，那喜剧和闹剧完全产生于一种“间离效果”，那只是角色的喜剧和闹剧，而演员自己的故事，却大都是悲剧。
也许会有人举出一些妓女的“幸福”归宿，来证明青楼生涯未必是祸。但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干男人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甘与心爱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这本身不就含有悲剧意识吗？既为妓女，就已经毁灭了一种价值；追求“归宿”，则又要付出新的毁灭。总而言之，毁灭的都是人的尊严、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剧”了吗？
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有个富孀——今日称做款姐的顾八奶奶。她腰缠万贯，养活着一个“中国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为面首。就因为有钱，胡四向她求婚达12次之多；就因为有钱，她明明是个“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众人却都夸她年轻、好看。这位款姐该是够“幸福”了吧？然而她却对陈白露说：“我顶悲剧，顶痛苦！”观众看到这里，无不哈哈大笑，笑这位顾八奶奶实在肉麻、恶心。但若平静下来想一想，顾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吗？顾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个悲剧吗？
顾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只能说她玩弄面首——男妓。《日出》里另外写了两个妓女，一个是宝和下处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已经堕落成一个毫无廉耻的低级“窑姐”，可以与任何有钱的男人厮混，用最鄙俗的语言打情骂俏，她还追忆着往日的“红唱手”岁月，那时手上有过“白花花千儿八百块钱”。但她的外表下面，却有着“一颗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养活全家的重担。对遭受蹂躏的“小东西”，给予母亲般的关怀。但越是这样，她身上所表现出的悲剧意识不就越浓厚吗？
另一个是高级妓女——交际花陈白露。她的价值给人的印象是更珍贵的。出身书香门第，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当过社交明星，做过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靠个人奋斗当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当她与身为诗人的丈夫分道扬镳，走上堕落之途以后，这些“价值”便像受热的霜花般一点点毁灭了。难道就不能既有价值又不毁灭？那除非不曾当过妓女！聪明绝顶的陈白露最清楚这一点。当那位诗人来天真地企图带她走时，陈白露说：“我问你养得活我吗？”“我要人养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似乎是在教训诗人。但实质上，这话只能证明一个妓女的虚弱、无奈和满腹吐不尽的苦水，她已经离开“千儿八百块钱”就不能活了，她最后也正是死在钱上。明知是悲剧，无论怎样强辩、怎样矫饰，都还得一步步演下去，这里哪有一丝“幸福”呢？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顶悲剧”。
《日出》所写的是民国时代，陈白露和翠喜的谋生之地已经称不上是真正的青楼了，她们服务的对象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个模糊的社会群体——“有钱人”。那么，真正的青楼时代，妓女们就不悲剧么？让我们看一个最自由的时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个叫关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风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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