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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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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中。
高尔顿最大的问题是他英勇的“选择”：那个每月两英镑的工作既没有给他
带来尊严也没有让他成为英雄，而拉弗尔斯顿的问题是他的800 英镑年金给他带
来了耻辱，因为这对于一个想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他来说太多了。尽管二人
的地位、财富相差悬殊，他们却成了好朋友（至少在小说的前半部是如此），因
为他们有两点共鸣：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
很明显高尔顿这个人很难相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更难跟他相处了。
然而，拉弗尔斯顿与高尔顿“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有一次他帮高尔顿找了一份
工作。但他不是遵循助人和友善的抽象的道德原则，他也从未把他认为“好”的
东西强加给高尔顿。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高尔顿要的是什么并尊重他的选择。奥
威尔这样描写二人的关系：
他（高尔顿）找拉弗尔斯顿并请求帮助。他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好的”工作，而是一份能维持肉体的生存而不至于吞噬了灵魂的工作。拉弗尔斯顿对他的请求完全明白。关于“一份工作”和“一份好工作”的差别也无需再多解释了……（ 拉弗尔斯顿） 总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
奥威尔是对的，他说拉弗尔斯顿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未把他认为是体面
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高尔顿或以此来帮助他。在维系这段精神平等、物质
不平等的脆弱的友谊中，拉弗尔斯顿很成功（最初是如此），因为他能够根据高
尔顿的独特的需要和价值以某种微妙的、独特的方式提供帮助。
除了花费心思帮高尔顿找一份“工作但非好工作”之外，拉弗尔斯顿还在很
多方面很细心以免伤到高尔顿的自尊。他们见面时从不去餐馆也不一起用餐，因
为任何涉及钱的活动都可能对高尔顿是一种羞辱。所以他们要么就是在大街上、
要么就是在酒馆里见面，因为只有在那里“高尔顿才感觉和拉弗尔斯顿是平等
的”。即使在酒馆，高尔顿也不会允许拉弗尔斯顿请他喝一杯，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友谊，只有在“高尔顿认为自己付了他该付的那一份”时才成为可能。
我认为，高尔顿和拉弗尔斯顿之间脆弱的友谊很好地说明了要“对一个人忠
* George Orwell （2000）； 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London： Penguin；
生活的意义— 44 —
诚”是要有所付出的。要想维持和发展友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和热心。我们必须忠于并关心那个作为“独特的个体”的朋友（如高尔顿），这个独特的个体拥有独特的历史、需要、价值观和目标。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出，与简单地遵从一般道德原则不同，有时候很难对某个真正的独特的个体忠诚的原因是，它需要更多的敏感、耐心、谨慎思考和良好判断。有人可能会说，也许高尔顿是个难伺候的家伙，因此他与拉弗尔斯顿相处才显得格外累心。的确如此。但无论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去关心朋友的一些需要，不去适应彼此不同的价值观，不去容忍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依恋关系和亲密联系，而这正是真正的友谊不可或缺的部分。
拉弗尔斯顿高尔顿
他们真能成为好朋友吗？
。。
与坏人的友谊（1）
对于友谊的精髓之一“对人忠诚”就讨论到这里。现在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与坏人的友谊，以及坏人与坏人之间的友谊？为方便理解，这里所说的坏人指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行为倾向的人：重利轻义，无视道德，屈从于本能，把他人完全当作工具，易行恶不易行善。
让我们再次以父子的对话作为开始：
父亲：友谊不只是忠诚于那个独特的个体，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忠诚。
儿子：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这么说吧，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那就是朋友》，演唱者是美国歌手狄昂。 华薇克（Dionne Warwick） ，有一段歌词是这么写的：
不断微笑，不断闪光你知道你永远可以依靠我，确定无疑
这就是朋友
无论顺境逆境
我永远支持你……
儿子：“我同意朋友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即使是在‘逆境中’。我的问题是：要是他们正在变坏或者已经变坏了呢？我们是否还要‘永远支持他们’？”
儿子很明显被以下两个问题困扰：
1。 对于友谊的分类：好人与坏人之间、坏人与坏人之间能建立真正的友谊吗？
2。 对于友谊的道德价值：我们是否应该忠于一个坏人朋友？先看第一个问题。
不同类型的友谊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友谊的分类这个概念问题。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就有所讨论。书中把友谊分成三类：
1。 为寻求快乐的友谊。
2。 为寻求实用的友谊。
3。 为了朋友本身的友谊。
根据这个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坏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前两种友谊：“快乐的和实用的友谊，好人和坏人之间也可以基于此建立友谊。”不要误以为亚里士多德很包容或认可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他的确给了他们“友谊”这个美名，但另一方面，他也谴责了这种关系是有条件的、不稳定的，是来自于快乐或实用的。这里有两个论点：第一，坏人只有为了快乐或实际利益才能够爱或关心别人；第二，任何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注定是偶然的、工具性的、不稳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承认坏人与坏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爱与关爱可以用“友谊”来指代；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其实不愿意赋予这类友谊什么道德价值，因为一旦预期中的快乐或利益无法实现，友谊很容易破碎。
我们很容易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基于功利目的的友谊没有道德价值。事实上，这类友谊在现代社会根本称不上“友谊”，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某个个体的独特价值观和兴趣的忠诚才称得上友谊。对于这些最终基于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如称之为“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雇佣关系”，而非友谊。这只是用词上的问题，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亚里士多德说不定还会同意我们（不把这类关系称作友谊），因为他对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都不看好。
至此，我想大家都猜出了第二个论点，那就是，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关系（不管是否称作“友谊”）没什么道德价值。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点，即坏人只可能建立基于快乐或实用的友谊，还有待商榷。我们将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如果好人和坏人、坏人和坏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快乐或功利，那么，就不能排除这里有真正的、高贵的友谊的可能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坏人的友谊（2）
对某些人坏却对另一些人好？
对于同意亚里士多德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对于“屈从于本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几乎是普遍的规则：这样的人的动机说好听了是“工具性的”，说不好听就是“邪恶”。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认为恶性（美德）是纯粹的。恶人的恶性不只限于他们生活的某一方面。相反，恶人的所作所为具有一致性，他们的恶性贯穿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一个人贪婪、不顾及别人、不负责任，他在父亲、邻居、网球俱乐部会员、同事、学生、立法者等任何角色中，都会如此行事。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你是个恶人，不管你恰巧承担何种角色，你都会是个恶人。
上述说法肯定是一种可能。但是否必然是这样？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些领域是坏人，在其他领域不是？是否有可能某个人在某个角色上卑鄙、肆无忌惮，在其他的方面却表现出美德？根据劳伦斯。 布卢姆（Lawrence Blum） 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是否能够实现道德的专门化、分隔化和不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是否有选择地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分隔化的做法乃是一种更大的恶性，在此我们就不做讨论了。现在要关注的是：人们在不同的角色和活动中、在不同的道德领域中，是否会真诚地、自由地做出不同的反应？
事实上，只要纵观我们这个客观世界的运行就会发现，坏人做好事（或相反）也是一个规律而不是特例。原因之一就是，在任何的合作活动或集体生活中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天生的道德”。这对于一个绅士群体和一个犯罪团体同样适用。如果一个犯罪团体要生存、继续其不法生意，他们也需要一些圈子内外的人，能够对他们讲真话、关心他们的利益、真正地尊重他们本人，最重要的是，能够值得他们信任。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他们要与某一伙人开战，他们就不能把所有人都变成敌人。如果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要想做成什么事，无论好事坏事，其中必须有一些友谊——忠诚、依恋、奉献和互相支持——这些都发生在成员之间。
而且，即使是最恐怖的“教父”，也想有一个私人生活——在他做全职坏人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生活。因为没人会一天工作24 小时，无论这些邪恶的生意多么赚钱；即使是最可恶的黑社会成员也不想一周七天被人恨。相反，他也想要一个真正爱他的家庭，一个纯粹出于兴趣与他下棋的人，一个既不恨他也不怕他的厨师，甚至还有一条会欢迎他的狗。总的来说，只要一个坏人过的是包含多个领域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承担不止一个角色，他们就会对少数人忠诚，并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来关心。
但是，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上述讨论不是为了证明坏人为了生存或成功假装出美德（虽然也可能确实如此）。问题是由于他们生存下来并成功了，使我们推测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些关心和关爱。第二，不要误以为我要浪漫地看待坏人或者赞美邪恶组织，我只是想证明即使是目标邪恶的生活，这其中也可能有一些良好的道德情操。
对于坏人朋友的忠诚忠诚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相关？
第二个问题是标准问题，即我们应该给予我们的朋友多大的忠诚。对朋友忠诚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坏人朋友的忠诚却往往遭到质疑。最多的担心就是我们对做坏事的朋友忠诚，这与我们其他的道德义务相冲突，比如做一个负责的公民；甚至，我们自己还可能成为同谋。这就是甘地的观点。乔治。奥威尔认为“亲密的友谊是危险的，因为朋友之间是互动的，对朋友的忠诚可能导致一个人做坏事”。我相信大多数人都面对过这种两难：一方面是对朋友忠诚，一方面是伤害其他人。例如，小学时我们就常常陷于这种两难：是隐瞒朋友抄作业的行为呢，还是报告给老师。当我们长大后，这样的两难可能变成了在“借钱给一个放纵的朋友”和“对家庭的义务”之间的抉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坏人的友谊（3）
奥威尔可能会同意甘地，认为对朋友的忠诚可能是危险的，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不可取的。他的观点是任何亲密关系，包括友谊，都不是绝无风险的，而我们为了友谊而付出些代价也不乏理智。他无意于淡化对坏人朋友忠诚的危险性，他只是认为：“做人的根本就是不追求完美，人们有时愿意为了忠诚的缘故而卷入罪恶，不要苛刻到消除了友情的可能性，人要做好准备被生活打败、摧毁，这正是我们坚持爱同类的代价。”
他说得很对，在人们要做到法律上、政治上、道德上都完美和正确的世界上，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特别的、亲密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对于朋友的特别关怀总是让步于一般规则和集体利益，那么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恋和联结，也就不可能建立。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忠诚不应该成为违法或损害社会公正的借口。奥威尔的意思是我们在与他人的依恋和联结关系中产生的某些义务可能与遵守公正的、非个人的法律或道德原则的某些义务相冲突。
生活的意义— 48 —
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告诉我们在这种冲突中哪种义务应该优先。他的贡献首先在于揭示出忠诚和公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其次在于质疑那种追求完美的道德、法律行为，绝对遵从公正原则的生活。在奥威尔看来，甘地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不受罪恶、邪恶、偏见污染的生活也许是道德上的典范，甚至是圣人的一生，但未必是普通人的良好榜样。
有人可能会承认，如果忠诚涉及的隐瞒真相或说谎仅仅涉及抄作业、逃学等，那也没什么。假如这个朋友真是个坏人，我们要帮他隐瞒的是真正的罪行，又会怎样？让我们看看《论语》中的经典例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虽然这是一则关于父子的故事，这里面的矛盾也适用于朋友之间。如果是我们的朋友偷了那只羊，我们也可能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告发他吗，该举报他的罪行、出示证据吗？如果我们替他隐瞒罪行、藏匿他、帮他作伪证，那我们会成为同谋吗？我们能否既对朋友忠诚，又不侵犯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
反对为朋友掩盖罪行的人有两个理由：
1。 对坏人朋友忠诚等于是掩盖罪行助长犯罪。
2。 我们都有减少罪行、伸张正
义的道德义务。
让我们仔细看看为坏朋友掩饰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罪行是否应受这样的批评。 没有，
第一，对于一个犯罪的朋友， 长官。
我们对他忠诚的方式有很多，不是
所有的都等同于同谋。为一个偷了
羊的朋友掩饰罪行，我们做的仅仅 通缉令
是不揭露他、没有捉住他，但这绝
不代表着我们就赞同了他的罪行或 儿子 父亲
者故意为他洗脱罪名。当然了， 我
们没有尽最大努力将他绳之以法，
这一点是应该批评的，但这与协助
他犯罪是两回事。简言之，协助犯罪是一回事，不揭露罪行又是另一回事。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不揭露、不举证，要么导致罪行持续的时间更长，要么产生更多的罪行。羊主对于羊的所有权直到罪犯被抓之前一直都在受到侵犯。如果为罪犯掩饰罪行，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这个罪犯朋友在未来可能对其他潜在受害者造成伤害。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们要区别人们的行动（或不行动）所 。。
与坏人的友谊（4）
故意造成的后果，和可能的后果。为朋友掩饰罪行，我们可能很清楚我们将造成的
潜在伤害，也就是说，我们不揭露罪行所造成的可能的后果。然而，我们绝不是故
意要造成伤害的。我们掩饰罪行的原因也不是我们和他有着同样的伤害他人的意
图。相反，我们也许仅仅是念旧情，或者还人情，或者仅仅是不辜负朋友对我们的
信任。因此，在对我们对于一个坏人朋友的忠诚作出道德判断时，不仅要考虑结果，
而且要考虑我们的动机和意图。结果固然重要，但只是伴随着我们行动而来的结果（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和我们故意造成的结果，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即使上述区分是有效的，还是会有人反对：即便我们不是故意伤害他人，如
果我们本来有机会阻止又没有阻止，我们还是要负责任。这就引出了前面的第二
个论点：我们都有减少罪行、伸张正义的道德义务。作为一条普遍原则，似乎任
何有能力、有足够“情报”抓住罪犯的人都有义务这么做。作为知道罪犯下落的
朋友，他最应该履行道德义务，伸张正义。但问题正在于此：作为罪犯最为亲密、
最为信任的朋友，他捉捕罪犯的义务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呢？
不管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我们都不能说为朋友掩饰罪行就是唯一能做的好
事。我们只是在讨论，我们作为朋友，是否具有同等的作为法律执行人和独立见
证人所具有的义务？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强调警察和朋友在这里的分工，警察无疑
具有更大的责任来完成这件事。这不是鼓励打着忠诚或友谊的旗号藏私心、作伪
证。如此分工的重要之处在于使人们不至于因同时扮演“犯罪调查人”和“关怀
的朋友”这两个角色而疲惫不堪。而如果我们可以同一时间只专注一种角色，我
们会做得很好。尤其是当我们都认同，拥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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