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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故土难离（2）
见诸史册的记载与亲眼所见就是这样的抵触难通！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就像地磁的南北两极，根本不可能调和。在如今塔里木盆地的东端，那个“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的注滨河垦区何在？那个让汉武帝夜不安眠，非为之下“罪己诏”不可的西域粮仓轮台何在？那茂密林木何在？那丰沛河湖何在？那历史悠久的文明何在？
　　望着这满目荒沙，一川碎石；听着这狂风怒号，地动山摇；感受着这死寂凄凉，惆怅无方，要让人相信《史记》、《汉书》不是《天方夜谭》，而在十几二十个世纪前这儿真有肥美良田，真是浓阴遍布，确实需要点想象力。不，应该说需要点胆量！
　　当然，不管你信不信，考古发现已经证实，至少在3000年前楼兰民族就已经定居在这一带了，就在这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大河（也许在特定的时期内还有车尔臣河）的滋养下，萌生出辉煌的古代文明，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看来出了问题的不是史著，也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造物主施加于此的沧海桑田、山谷为陵的腾挪变化。
　　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足以证实，楼兰民族是罗布荒原的土著之一。其实罗布荒原本是与玉门、敦煌处在同一个人文地理的单元。只是汉朝势力沿“无障碍”的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才将玉门、敦煌纳入汉文明的范畴。这就难怪当张骞打开向西的大门，突然发现一个语言、文明、种族迥异的楼兰早就存在于门外一望之遥的地方时，引起汉朝朝野如此之大的好奇与惊异了。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大约半个世纪前，玉门关外有个名叫“楼兰”的王国这一信息就已为朝廷获悉。汉文帝前四年（前176），汉的宿敌匈奴单于就在一封国书中志得意满地宣称，自己已经将西域古国楼兰、乌孙等都纳入抵制汉向西发展的联盟。这实际是在与汉划分势力范围。
　　哪怕就从汉文帝前四年（前176）算起，楼兰也在东西方势力的冲撞、挤压之下立国约7个世纪之久。公元5世纪末，楼兰王国国灭祀绝。当唐代高僧玄奘在7世纪中期路经塔里木东端时，他所见的楼兰故地已是“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了。但仅据《大唐西域记》的行文也绝不能说楼兰故地再没有死守故土，不愿离去的遗民。玄奘所记是沿丝绸古道东行的见闻——繁荣古道确实一度湮没阻绝，可他并没有探访过，也没有记述过楼兰民族的摇篮罗布泊湖岸和诸水域的情况。而据其他文献资料，就在罗布泊湖畔确实还生活着楼兰的遗民。
　　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靠秘藏于石室的唐代古地方志的一则纪事才获悉，就在那时，罗布泊岸边还聚居着不愿舍弃故土的楼兰遗民。
　　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攫获的唐代古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独家记载：武则天大周天授二年（691），占据罗布荒原楼兰故地的一个西域康国①　将领向朝廷禀报，浊黑的罗布泊湖水自本年八月以来突然清澈见底，水呈五色。由于中国古典地志家普遍认为罗布泊实际上是黄河的源头，而黄河水清历来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大祥瑞，谁先奏报，谁就可以借此表达忠心。而这个康国将领是在聚居湖畔的“耆宿”与定居附近的所谓印度“婆罗门”的提醒下，才感到应该把这个信息尽快上报朝廷。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六　故土难离（3）
就是靠这则玄奘路经半个世纪后的“纪事”我们才得以获悉，罗布泊岸边一直是楼兰遗民的聚居地。罗布泊的古老称呼之一就是“渤泽”，从这个名字推断，在汉唐时期，罗布泊的湖水是浑浊暗黑的，湖畔的居民依水域为生，所以这个浑黑的湖水如果突然清澈见底的话，在楼兰遗民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显然这种湖水突然清澈的事在以前也曾经有过，所以楼兰遗民中的长老和主持祭祀的僧侣还能想起从长辈口中代代相传的往事，而在传说中，罗布泊湖水清澈见底是与中国出现了圣明天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仅说明在唐初罗布泊湖畔有楼兰遗民，而且这些遗民也有自己的社会结构。这些被历史遗忘的“化外之民”正是用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将自己纳入中原王朝的文明圈之中。
　　其实，尽管有的史料言称，楼兰从灭国于西北古族丁零后已经“人民散尽”，可在楼兰亡国之后有关楼兰遗民的记载不时可见。这些零星史料最有意思的一则，是同时记载于《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志》的那段文字。
　　在天山北麓的伊州（即今新疆哈密）有一个为溶雪滋养的古绿洲拉甫乔克。自楼兰亡国后，一支楼兰人就在乱兵的胁迫下逃离故国，来到拉甫乔克，定居在白杨河两岸的天山洪积扇，并逐渐改变了固有的渔猎为主的生活习俗，以农牧为生。
　　他们在离家乡不远的避秦桃源繁衍了四五代人，已经适应了天山以北的气候条件和谋生方式。这批楼兰遗民的首领以“鄯”为姓，这显然是与楼兰又名鄯善有关，这样说来，移居伊州的楼兰遗民很可能是由原楼兰的王室后裔作为世袭的酋长。但唐初东突厥占据了西域，就像汉代的匈奴，开始奴役这批没有祖国的移民。由于租税苛刻繁重，也由于不愿受制于异族东突厥，就在玄奘东归前后，这批已经定居拉甫乔克的楼兰遗民由首领鄯伏陀率领，回到楼兰故地，在已经荒芜凄凉，但还有同族固守的罗布泊的岸边重新辟草莱，建家园，想在先民发轫之地再圆旧梦，重新开始创业。但毕竟定居伊州已经一百多年，改变了早先渔猎的生活习俗，不能适应罗布荒原的气候与生存条件了。居住了一段时间又实在想念白杨河边的宜人物候，只得放弃了复国之想，又由鄯伏陀带着返回伊州。从此就成为伊州的土著。因为当地人称楼兰为“纳职”，所以这个楼兰遗民的“殖民地”也就叫“纳职”了。这个鄯伏陀无疑是楼兰亡国之后出生的人，如果在罗布荒原——楼兰故地，没有死守不去的同族可以依托，他就不会回来的吧。
　　1988年7月，我曾专门去哈密的这个拉甫乔克——纳职古城寻访遗迹。
　　这个古城所在地今天叫做“四堡”。古城是“吕”字形，白杨河就从南北两个城池当中流过。这肯定是个沿用很长时期的古城，甚至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我们可以推想，这一支楼兰遗民之所以跑到天山这一边的哈密四堡，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本就是楼兰人开辟的。
　　我独自久久在拉甫乔克古城漫步，希望在这里与楼兰遗民产生心理感应。古城的城墙时断时续，而城内的一些引水方便的地域，已经被现在的农民开辟为苗圃、果园甚至羊圈。那正是中午，古城内外见不到一个人，我找不到当地居民，也没有人能回答我的疑问。

六　故土难离（4）
我在果园的水渠边捡到一枚唐代的古钱“开元通宝”。我马上联想到这个铜绿斑斓的货币也许曾经鄯伏陀使用，甚至曾被他携回罗布泊故地，又返回拉甫乔克——纳职。这“无用武之地”的古币难道是在向我传递着有关楼兰遗民迁徙的特殊信息？
　　历史文献已经指明，楼兰亡国后，在古楼兰民族的摇篮——罗布泊岸边有一支固守家园绝不离去的遗民，而楼兰故地也并非成了死界绝域。遗憾的是，从唐代以后罗布泊区域就进入了长达近十个世纪的晦暗难明的时期。古道他移，兴旺不再，罗布荒原失去了在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罗布泊畔这些楼兰遗民自生自灭地度过了数不清的日子。直到清初开始经营西域，这世世代代繁衍在罗布泊水域的罗布人才又重现于史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从收复西域后，清朝的一项决策就是以西域作为流放犯人的地点。清嘉庆年间新疆最著名的流放犯人之一，就是北京大兴人徐松。而徐松以其倾心撰写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西域水道记》作为虽然流放新疆，但并未虚度年华的明证。迄今为止，徐松《西域水道记》仍是不能替代的。肯定也是受到“黄河重源”说的影响，徐松特别重视罗布泊及其水系。可以说，仅就这一点而言，《西域水道记》就是不朽的著作。就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尝试着对罗布人的情况作了概括和归纳，并将官方档案中有关的记载作了汇释。这样，从清初到《西域水道记》成书的嘉庆年间，罗布人又重现在史籍中。
　　清初，西域为蒙古准噶尔部所据有。清在无暇西顾时，没有忘记先后占据了哈密、巴里坤和吐鲁番，留作今后经营西域的起点、踏板。据《西域水道记》，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军为巩固在西域的支撑点，派兵赴吐鲁番筑城屯田。清军的这一举措在西域产生了反响，罗布荒原就在吐鲁番近邻，罗布人的酋长古尔班率先到吐鲁番清军军前纳款“内附”。而古尔班所辖是喀拉库顺、萨达克图、哈剌和卓三个村落的一千余人。为削弱准噶尔的势力，清廷原计划在雍正元年（1723）将这批复显于世的罗布人举族迁往内地，安置在河西走廊某处。这些罗布人虽然急于摆脱准噶尔的统治，但他们早已习惯于世世代代生活在罗布泊水边，既不希望离开湖泊水域，也不能整族从陆路迁徙。因而，这个动议只得作罢。
　　此后，历史似乎在重演。在清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罗布人，太像他们的先民楼兰人处在汉与匈奴之间了。而清与准噶尔对西域的争夺，也与汉与匈奴之争颇有相似之处。
　　到了乾隆初期，清因一时力所不能及，就与准噶尔作了妥协。议定双方势力范围时，罗布荒原归属准噶尔部。乾隆二十一年（1758）清与准噶尔部又启战机。一次，清军将领阿里兖追击敌军，意外来到罗布荒原，他发现这简直是个世外桃源，不但林木深密，而且地域广袤，足以深藏奥秘而不露。而在这片区域内，仅生活着600个以渔猎为生的“化外之民”罗布人。此后，清正式将处在两强之间的罗布泊地区划归版图。
　　据徐松《西域水道记》转引的清人记载，乾隆、嘉庆年间固守湖畔的罗布人分为两个部落，一个叫喀拉库勒，另一个叫哈剌和卓，各由清廷册封的五品伯克统领。喀拉库勒的含义从来没有人弄明白过，但在近世一般又指游移到罗布荒原西南的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罗布泊。哈剌和卓是新疆常见的地名，但含义也未能彻底解决。它们的来源都相当古奥。伯克是新疆土著的头人，迄于清，塔里木地区的政治格局就是一种“伯克自治”。而五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参照的系数是：在清代知府的副手同知①　就是正五品。这样看来，罗布人的世袭酋长比如昆其康伯克是与同知职衔相等的。

六　故土难离（5）
这时的罗布人仍以鱼为生活的主要支柱，以野麻（即罗布麻）织布为衣，用整棵的巨大胡杨挖空制作成独木舟（当地居民叫做“卡盆子”）以通行于水域；而且人多长寿，百岁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死死困守在罗布泊的岸边，哪儿也不去，过着一种退化的，物质奇缺的，但又自给自足的全封闭式生活。这无疑是脱离时代的自赎。他们的语言与附近的居民并不完全相同，也缺乏与邻人交往的热情。
　　那时在罗布泊水域中还有个小岛，岛上的一座山是荒原的制高点。据说每逢有不速之客到来，岛上的山顶就会燃起篝火，提醒罗布人注意。这个湖中之岛就起了汉代的烽燧或“消息树”的作用。
　　就这样，直到清光绪初那个一心要为沙皇拓展领土的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突然闯入，才使罗布人并不情愿地与罗布泊一同名扬四方。
　　关于罗布人，一个相当常见的误区即是人们往往将罗布淖尔地区与罗布淖尔湖泊等同视之。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广义的罗布人与狭义的罗布人混为一谈。
　　如今新疆的许多地名是起于清朝的，而且大多数是挪用汉唐旧称。这批地名（如且末、若羌）出现得颇晚，几乎都是光绪年间新疆建省后在设置县级政区时才采用的。而当地人一般并不用清朝的地名称呼具体的地点。他们使用的仍然是本土地名。如果你弄不明白这个差异，在新疆南部旅行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在塔里木某个县城你想搭长途公共汽车（当地叫“班车”），就必须知道这一点。当地人没人称呼你要去的地方为于田、民丰、且末、若羌……而是叫做克里雅、尼雅、车尔臣、卡尔克里克……而尉犁，当地人就叫做“罗布淖尔”（清朝的一些史志称为“小罗布淖尔”，以与湖泊罗布淖尔相区别）。而且，当地人从来没有把罗布泊——喀拉库顺这个湖泊叫“罗布泊”或“罗布淖尔”，“罗布淖尔”在当地人心目中，指的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尉犁和若羌北部广袤的地区，它大致和罗布荒原同义。所以，事实上尉犁人就可以叫做罗布淖尔人。
　　这就是广义的罗布人。
　　而我们实际上又把世世代代逐罗布泊水域而居的、特别是曾在阿不旦渔村生活过的居民叫做罗布人，这就是特定含义上的罗布人。哪怕仅从区域史来看，世世代代逐水而居的阿不旦罗布人，也无疑是楼兰人的延续——如果慎重些，不用“遗民”这个词的话。
　　这是为文献和探险家的记录共同认定了的事实。
　　从普尔热瓦尔斯基、赫定，到我们1997年的专题考察，人们关注罗布人已经有120年时间。而20世纪的西域探险史，罗布荒原探险史，都离不开这些留恋故土的罗布人。我已经提到过，从遗址认识楼兰文明的内涵，从考察今天罗布荒原的环境、生态解读楼兰古史，总给我一种特殊的距离感和隔膜感。而通过罗布人去考察罗布荒原古今变迁的启示，则使我仿佛随时置身于历史演变的过程之中，分享着罗布人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分担着罗布人的精神负重。而正是罗布人自己，把一项考古作业改造成人类的宝贵遗产。
　　可以说，我就是通过走近罗布人才找到了走进罗布荒原一切历史变迁的途径，才开始探索罗布泊一个世纪以来的探险考察对人与自然这个宏大的格局的合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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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小河”梦幻（1）
每年的四五月间，是罗布荒原的“风季”，而五六月的罗布荒原则是酷热的蒸笼。
　　1934年5月。苦寂无花的初夏。
　　一支疑虑重重的探险队，在阿提米西布拉克西南的库姆河刚刚复苏的古河岸边扎下了营地。谁都知道，这个时候绝不是在新疆——哪怕是罗布荒原这个地角天涯——作科学考察的最好时机。那时塔里木地区战火方殷，由于苏联红军已经公开站在了盛世才①　的“省军”一方。“尕司令”马仲英②　败局已定，但新疆南部的局势更加复杂难测。好在自汉朝势力退出西域，罗布荒原早已不再是逐鹿争雄的焦点，那个被德国学者赫尔曼誉为“东西力量紧张抗衡的纪念碑”的楼兰城，也成为“沙埋庞培”。那时，没有人在乎这支探险队在罗布荒原折腾些什么，除了探险队自己。
　　不错，探险队的目标简单又明确：寻找据说就隐藏在库姆河流域的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地。这个地方，后来又叫做“小河遗址”或“奥尔得克古墓群”（即“5号墓地”）。有人曾这样认为，在整部楼兰探险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域文明史），最有名的遗址，就是斯文·赫定在世纪初发现的楼兰古城，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尼雅文书的发现和解读，而至今仍然疑谜难明的神秘之域，就是这个“小河5号墓地”。
　　那么，这支一意孤行的探险队是否找到了“小河”墓地？在“小河”，他们到底又发现了什么呢？
　　由于公开的亲德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赫定处在了一生事业的低谷。20年代初，为摆脱“名随之，谤亦随之”的处境，赫定到大洋的彼岸美国讲学。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的中年生活，也许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也许他需要以回顾往日的辉煌成就来坚定信心，不管是为了什么，他竟沉下心来，撰写了一部题为《我的探险生涯》（中译本又名《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自传。这就是赫定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竟成为他的最受欢迎的一种通俗游记。和他一生的经历相称，在这本书中，他为罗布泊、楼兰古城、罗布人留出了大量的、关键的篇幅。正是靠书中的回忆，他再次公开表明自己回到中亚，回到罗布荒原的决心。
　　1926年。他终于走出自己的影子，重返中国。在以后的8年间，一开始，斯文·赫定和中国同行共同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作了一次“中亚大探险”，考察团被称作“流动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史的重大事件。后来他又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为加强新疆和中国内地的交通联系，勘测现代化的交通线，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中外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