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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实录-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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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1日，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向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处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危机的3种方案：第一，让甫越军队越界加紧袭击“敌军庇护所”；第二，由美国提供炮火和空中支援，鼓励“南越人”采取更大规模和更有力的军事行动；第三，帮助南越军队全力进攻“敌军庇护所”中的根据地和补给基地，并派美国陆军顾问随行。
基辛格把这些方案转呈了总统，尼克松迟迟未作出决定。这时尼克松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形势允许，打下去最符合总统的心愿。这场侵略战争在肯尼迪任内没有打出什么结果，在约翰逊任内屡遭挫败，如果在尼克松任内居然打赢了，那么，他理查德·尼克松就成了美国统治集团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名垂青史”了。
把尼克松送上台的那些垄断资本集团的势力，首先是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地区从事军工生产的垄断资本以及直接、间接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势力，当然要求尼克松把战争打下去。这对总统的决策必然发生影响。但是，刚从约翰逊手里接下来的国内经济是一个烂摊子，是由一场对外战争的强心针支撑着的。印支退却刚刚开始，国内工业生产便急转直下。这对尼克松也产生了压力，如果一味打下去，客观形势确实不允许，取胜的希望非常渺茫；而且已经激起了群众的反对，工运、学运正在迅猛发展，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弄得不好，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过了几天，尼克松带着全家看电影《巴顿将军》。片子描写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人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危机，成为第二次大战中最勇猛也是下场最可悲的一员大将。乔治·巴顿最大的功绩在于历尽千难万险，把阿登突出部战役中陷入重围的一支美国部队救了出来。尼克松深为《巴顿将军》所激动。他认为，他目前的处境也像当年巴顿一样，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却不知如何应付是好。从基辛格同黎德寿最后一轮会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内态度强硬，对美国所提条件不感兴趣，坚持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军的立场。
到4月中旬，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濒于绝望”。人民武装活跃在乡问，切断公路，对金边进行包围。人民武装无论在指挥上和武器上都远胜朗诺的军队。在西贡的美国官员本来已经够焦急的了，这时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尼克松的心情和这些美国官员一样，他不仅担心柬埔寨的局势，而且还担心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信誉发生问题。生怕“共产党会把他看成软弱的鸽派”。他虽然不想在东南亚承担任何新的军事义务，但他认为，正如他在白宫对一位朋友私下说的，不能容许“共产党逍遥法外”。显然他倾向于采取强硬行动。但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哪里？什么时机？始终举棋不定。
1970年4月20日，星期一，这天尼克松在圣克利蒂，他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第四批撤军。1971年5月1日以前，从越南将再撤出15万美军。国内要求结束卷入越南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所以这次增加了撤军的数目。同时，为了减轻西贡美军当局对加速撤军的种种顾虑，所以把撤军的期限放长了。尼克松一边这样宣布，一边又明确警告河内说：“如果敌人今后加强行动，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留下的部队，我将毫不犹豫大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那种局势。”说完，尼克松就回华盛顿了。
第二天，4月21日，白宫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会议，结果产生了那个颇有争议的进军柬埔寨的决定。这天，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同基辛格一道去总统那里出席每天上午的例会。尼克松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共产党军队”在柬埔寨活动的情况。赫尔姆斯说：“共军正在包围金边。”基辛格觉得他的汇报给朗诺向美国告急求援增添了几分‘紧急感’。下午，基辛格和国防部长莱尔德同总统碰头。3人讨论了印支最新形势。他们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日益增长着的共军力量对越南化计划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4月22日下午两点半，尼克松在内阁会议室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副总统阿格纽出席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紧急战备局局长也出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情报局长赫尔姆斯也在座。基辛格作了一个关于柬埔寨的军事形势和政局的详细报告，中心内容是：朗诺政府的处境极为困难：还不清楚的是，“共产党究竟是想占领柬埔寨全境呢，还是仅仅想取得有利地位，以求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基辛格认为，不论哪种情况，北越军的庇护所越扩大，它就越有可能使在南越的美军遭到更大的伤亡，结果“几乎肯定会妨碍‘越南化’计划，从而有使美军撤退放慢下来的危险”。
基辛格的报告非常详尽，在座的人对报告的内容和设想都没有提出质疑。看来已经逐渐形成一致意见：为了保护在南越美国人的生命，美国应该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来阻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得胜利。有些人倾向于在柬埔寨使用美国军队。但是，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让南越军队负责地面作战，美国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
那天晚上，尼克松吩咐基辛格负责拟订一个由南越军攻打鹦鹉嘴“共军庇护所”的计划。鹦鹉嘴是柬埔寨领土的突出部，东距西贡只有35英里。未下令采取行动前，基辛格已经摸着了总统的思想脉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4月23日，星期四，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对此又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下午，基辛格去参议员富布赖特家，向他和其他7位参议员简要地介绍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局势。他从下午5点半一直呆到7点。晚上回到白宫，尼克松又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既然可以进攻鹦鹉嘴，那为什么不进攻所有的庇护所呢？当时美国驻金边使馆人员很少，他们能挑得起协调大规模进攻的额外担子吗？基辛格从这些问题中意识到总统正考虑使用美国军队对柬埔寨进行更大范围的进攻。深夜，尼克松又打电话给基辛格，说他想搞一份进攻柬埔寨境内所有共军庇护所的计划，还说明天早上7点1刻，他要见基辛格、穆勒、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库欣中将。
这4个人按约定时间，在星期五、4月24日清早会面。他们研究了派遣美军进入柬埔寨领土上另一个突出部鹦鹉嘴以北的鱼钩地区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然后去见总统。尼克松让基辛格打电话告诉国防部长菜尔德，可能要动用美军进攻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尼克松知道菜尔德对这一行动很不同意，罗杰斯也是这样。这两位部长都怕美国进攻柬埔寨会进一步煽起各大院校和国会山的反战运动，两人都主张限制美军所起的作用。
基辛格对南越傀儡军从来没有多大信心，所以他同意总统的意见。“既然必须制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胜，以便美国得以专全地从南越撤军，同时向共产主义世界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那么也就必须保证把这一仗打赢才行。”基于上述的看法，基辛格设想了一个突然大举攻入柬埔寨的方案。
莱尔德建议基辛格摸一下国会山的底。尼克松提出去找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但尼斯看看。斯坦尼斯是1年前就知道B—52飞机轰炸柬埔寨这件事的少数人之一。基辛格同斯坦尼斯谈了1小时，斯坦尼斯勉强同意使用美军进攻鹦鹉嘴和鱼钩地区的计划。那天下午，基辛格又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了一次会，但他始终没有透露总统打算在柬埔寨使用美军的意图。会议主要讨论了“以南越军为主力的鹦鹉嘴作战计划”。
傍晚，基辛格邀请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5名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各种方案尽量提出反面问题，加以讨论。那次会上“争论激烈，感情激动”。讨论集中在美国可以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柬埔寨国内的“共产党威胁”。莱克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工作上关系最密切。他反对入侵，说：“那等于扩大战争，不管怎么说，总统只要卷了进去，就别想摆脱出来。何况这样一来，柬埔寨内部将来还要出大问题。我们在国内外都会受到反对，代价大大，不值得那样干。”
安全委员会的莫里斯也附和这种论调。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只是从对外政策角度指出，这又是一次不智之举，徒然造成伤亡，造成破坏，而捞不到什么真正的好处。敌人的意图是什么？果真如那些人所想的那样，金边甚至柬埔寨全境很快就要失守了吗？总之，我们认为，一切还是模糊的，非常非常模糊。我们指出，目前这种情况在东南亚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还设想了美国国内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实际上说过，如果你们进入柬埔寨，美国就要发生街头流血惨案，这是当时的情况，毫无渲染之处。”
另一位成员瓦茨提出了最强烈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如果今年进攻柬埔寨，明年美军就会进攻老挝，后年就要轰炸海防了。照此下去，不仅和谈将成为泡影，而且必将在国内引起更大的动乱。
会议开了1小时左右。5个人走出门时，莱克已经决定，他再不能跟着这次战争升级干下去了；莫里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瓦茨回家时情绪沮丧，茫然若失，打算辞职。基辛格呢，4月25日、星期六一早，他就同埃利希曼会面，向这位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详细地介绍了柬埔寨行动计划。埃利希曼后来回忆道：“其实他用不着对我讲得那么详细，我就立即理解总统是决定要打进去了，鹦鹉嘴和鱼钩这两个地方都要打进去。”
接着基辛格找安全委员会的林恩私下谈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林恩是反对的。”他指出，从总统在东南亚的长远政治目标来看，如果把这份力量用在南越，要比打过边界进入柬埔寨有利得多。基辛格要求林恩“绝对保密地”审查一下柬埔寨的行动计划。当天晚上，林恩坐在情报室里一连提出了18个问题。林恩日后回忆说：“我提出的问题越多，就对这件事越感到担心。”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基辛格，这位总统顾问把它转交五角大楼，“供研究之用”。
4月26日，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阿格纽和林肯这次都未被邀请。会议由基辛格主持，讨论赞成和反对美军攻入柬埔寨的各种意见。如果军事进攻成功了，所得的东西抵偿得了由于丧失国内的支持而遭到的损失吗？会上，尼克松总统没有宣布决定。会后，他要基辛格同他一起到他在白宫里的住所。他们又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
4月27日清晨，圈内人物再次开会。会上气氛显得格外紧张。一位顾问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国内事务我不在行，不过如果你这样干的话，依我看，大学里会闹翻天的。”尼克松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有意见现在说吧，等我作了决定，我就不希望听到这种意见了。如果我决定这么干，那就说明，我已经下决心付出必要的代价了。”
国防部长莱尔德是个披着鹰派羽毛的鸽派，他很勉强地同意了艾布拉姆斯关于使用美军的建议，因为这位将军说，否则他就不能保证成功了。国务卿罗杰斯这时自言自语地说，莫非艾布拉姆斯和其他军事将领只是讲一些他们认为是总统爱听的话？这种想法触动了尼克松。他坐下来，马上拟了一封“直发”艾布拉姆斯的电报，责成他“据实报告情况”。
当天夜里，尼克松接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的回电，他“据实报告”，认为需要出动美军。4月28日一大早，尼克松把基辛格叫来，说要使用美军进攻鱼钩地区。基辛格立即拿出他自己的黄纸本，上面也列了一张利弊对照表。尼克松看了看基辛格的表，基辛格也看了看尼克松的表。两张表上的内容几乎一样。基辛格对总统说，他有责任提请他注意柬埔寨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危险。尼克松答称，他决心已下，要在柬埔寨使用美军。他知道有危险，但现在不愿回头，即使将来事情失败，他也不愿听人埋怨。尼克松当即把决定通知国防部长和国务卿。
按计划，南越傀儡军将在华盛顿时间4月28日夜间开始进攻鹦鹉嘴；美军将在华盛顿时间4月30日夜间开始进攻鱼钩；总统将在4月30日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
1970年4月30日晚9时，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电视摄像机，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了他本人作出的关于派遣美军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的决定。美国千百万人在电视机前听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演说。
尼克松总统说：“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化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总统宣布，他已下令美军和南越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向“指挥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发起攻击。尼克松强调入柬作战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在危机关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行动上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会威胁全世界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尼克松辩解说，他下令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并不是入侵柬埔寨”，“这个行动的目的并非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实现和平成为可能，以结束越南战争”。
其实，尼克松发表这篇演说，是很心虚的。他知道入侵柬埔寨会触犯众怒。1970年在美国是个中期选举年，1972年将是大选年。总统的真正心病是担心失掉选票。头天夜里辗转难眠，主要原因在此。他在这篇电视演说中还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英勇战斗的40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的党是否能在（今年）11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无所作为而证明不配在世界历史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导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不愿担任两届总统而眼睁睁瞧着美国沦为第二流强国，瞧着这个国家遭受它190年光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
由于精神紧张，尼克松总统在电视摄像机前宣读这篇讲稿的过程中，曾一度找不到自己念到了什么地方，不得不把讲稿一页又一页地翻过来翻过去，眼睛在各个段落之间上下张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那里看着总统这种失常的神态，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政界的一位老手，发生这种情况，出乎许多人的意外。
尼克松入侵柬埔寨的消息一宣布，全国像爆炸了一颗威力无穷的炸弹似的。几十所大学的学生连夜举行抗议示威，并计划下周在华盛顿举行大示威。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弹劾尼克松。尼克松反唇相讥，大骂学生是“二流子”，“只知捣毁校园”。他的话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对。
整个周末，基辛格忙于收阅来自柬埔寨的报告。他深入研究、反复核实每一份报告。他同总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还回答记者的提问，有选择地会见一些国会议员，约定时间接见前来抗议扩大战争的老同事，并且接了几十个认为“亨利准是发疯了”的反战人士打来的电话。
基辛格在坎布里奇的一位老同事汤姆·莱勒发来一份慷慨激昂的电报，代表了知识界普遍的情绪。这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授的电报说：“如果你真对总统具有所传说的那样巨大的影响，那么你应立即提出辞呈，附上一篇你同印度支那政策决裂的声明，这样也许还可能扭转历史的进程，要是你赞成那项政策，那么你就一辈子洗刷不掉这个坏名声了。”
基辛格曾向一些哈佛老同事解释，那些要他辞职的人虽然抱着好意，但是目光未免短浅。他们记得他这样说：“如果我跑去对总统说我要辞职，他就有可能心脏病发作，那时斯皮罗·阿格纽就会当总统。你们愿意吗？不吧？那就别老劝我辞职了。”
基辛格当时还存有幻想，以为自己在旧日的同事当中威望还很高，这些人的盛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要他们了解总统作出决定的原因以及他基辛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就会息怒的。可是，5月8日发生的事使他的全部幻想彻底破灭了。那天，13位同他有多年深交的哈佛教授冲进了他的白宫底层办公室，谴责柬埔寨行动，要求他拿出良心来，“去制止那个疯子”！
基辛格跟这些人很熟。他们是经济学教授、《冲突的战略》一书的作者、这批人的组织者托马斯·谢林，《总统的权力》一书的作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曾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弗朗西斯·巴托尔，历史学教授、曾任国防部军事历史学家的欧内斯特·梅，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化学教授、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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