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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实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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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力夫
申明：本书由
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
越南英雄胡志明，探索真理万里行；
从少立下救国志，功勋卓著众人颂。
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志明主席的丰功伟绩。一想到他教的《忘我为人民》这首歌，越南人民就会在硝烟滚滚的斗争中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在和平建设祖国的时候，也会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
胡志明身教胜于言教。他终身未婚，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祖国。他是刻苦奉公、勇于献身的榜样。越南人民庆幸有这样一位领袖，庆幸国家在灾难深重的时候，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诞生在越南义安省南檀县一个贫苦的读书人的家庭。他的父亲阮生色，小时候曾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雇工。后来，刻苦读书，考中了副榜，并有一段时间当了一个县的知事。阮生色虽然进入了仕途，但始终保持了一个朴素、正直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当县知事不久，就因不满法国的殖民统治和封建权贵的腐败，弃官出走，四处漂泊，靠教书和行医度日。阮生色60多岁时在西贡病故。
19世纪末，法国帝国主义已经把越南变成它的殖民地，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又在越南加紧进行以掠夺为目的“开发”活动。广大农村日益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法国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饱受着极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从越南沦为殖民地的第一天起，越南人民就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同法国殖民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里，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
1885年，越南一些爱国文绅领导了抗法的“勤王”运动。其中，潘庭逢在义安、河静领导的“勤王”起义，一直坚持到1896年，1887年，在越南北部，爆发了由黄花探领导的安世农民运动。起义农民同法国侵略者坚持了将近30年的斗争。
1904年至1907年，潘佩珠、曾拔虎等爱国知识分子领导了“东游运动”，号召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效法日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结束法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1907年至1908年，在越南中部，潘周桢、黄叔抗等领导了爱国的维新运动。他们抨击法国的殖民统治，主张进行改良，兴办学校，革除陋习，发展民族经济。这场运动，由于发动了群众，发展成轰轰烈烈的反拉夫、反课税的斗争，但是最后被法国殖民者镇压了下去。
胡志明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越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从小就亲身体会到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从越南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中受到了教育，为了救国救民，胡志明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探索救国的道理。1910年他离开顺化一座国语学校，来到藩切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一年后，又离开藩切，来到西贡，进了一所技工学校。但是3个月后，胡志明毅然离开学校，奔向社会。这时，他已经22岁了。
胡志明虽然非常敬佩潘佩珠、潘周帧、黄花探等爱国志士，但又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潘周帧只要求法国人实行某种改良，这是错误的，无异于向强盗乞怜；潘佩珠希望依靠日本的援助来驱逐法国人，这是很危险的，只能是“前门迭虎，后门迎狼”；黄花探比较现实一点，他直接同法国人展开斗争，但他不注意唤醒民众，而且斗争的封建宗教色彩比较浓厚。胡志明决心 走自己的道路，为此他深入社会，深入实践，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
胡志明怀着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抱负，1912年春天，告别了自己的祖国，登上一艘法国海轮，开始了海员生活。他曾先后到过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刚果、东非以至美洲。胡志明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到劳动人民正遭受着如同越南人民一样的痛苦。这就更加坚定了他推翻万恶的殖民制度的决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结束了海员生活，来到巴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在法国的凡尔赛举行会议，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成为当时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一些被压迫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呼声。胡志明也果敢地以“一群越南爱国青”的名义，给凡尔赛会议寄去了一份越南人民的请愿书。胡志明在这个文件中写道：
在期待着神圣的民族自决权变为现实的时候，越南人民要求：
——大赦越南国内所有的政治犯。
——越南人民与法国人民平等。改革印度支那的法律，废除作为迫害越南爱国者的工具的特别法庭。
——给越南人民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权。
——给越南人民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权。
——给越南人民往来和出国的自由权。
——给越南人民教育的自由权。在各省建立技术和专业学校，让本国人学习。
——把颁行法令的制度改为颁行法律的制度。
——派越南人民的代表驻法国议院，以帮助议院了解越南人民的愿望。
胡志明的这一请愿书，不仅送到凡尔赛会议，同时送给了法国各进步团体，送给了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民众相》，并印成传单。散发给法国人民和在法国的印度支那籍士兵，请愿书在法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阮爱国的名字也就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巴黎期间，胡志明一面做工，一面研究马列主义，并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
1920年12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召开代表大会，社会党发生分化，左翼社会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属于第三国际的法国共产党，胡志明由于了解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正确主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党，因而坚决支持左翼社会党人建立共产党，并且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1921年，在法国共产党创始人加香、古久里等人的帮助下，胡志明在巴黎组织了“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在法国活动的各殖民地革命者以及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法国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各殖民地联合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穷苦人报》，胡志明成为该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并担任《穷苦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胡志明以《穷苦人报》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野蛮掠夺，号召殖民地人民起来斗争。《穷苦人报》通过法国和越南海员秘密送回越南，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越南人民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被压迫民族，阮爱国这个名字，开始成为越南人民心中的旗帜。
在巴黎活动期间，胡志明还结识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肖三是胡志明在巴黎时最早结识的一个，肖三曾对胡志明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很活跃，经常组织党员和群众集会游行，我们中国留学生也很喜欢参加法共领导的这些活动，尤其喜欢去听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加香的讲演。1922年夏天的一次集会上，我们遇见了一个东方人，那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走了过来，用广东话同我们交谈。我们旅法同志大都是湖南人、四川人，听不懂广东话。他就用笔写汉字同我们交谈，当中也混杂着讲一些法语，于是，我们便知道他是越南人，叫阮爱国。阮爱国这个名字，我们早就听说过。他向凡尔赛会议控诉法国殖民主义罪恶的事实，曾经深深打动我们的心，只是未见过其人。而现在，终于认识了阮爱国，大家当然格外高兴，于是。我们就请他常到我们机关来坐。很快彼此就熟识了。
为了增加彼此的思想交流，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1922年秋季的一天，胡志明对中国旅法同志谈起了加入法国共产党的事。他说，共产党是讲国际主义的，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只要是志同道台，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他希望能有一些中国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主动提出愿作介绍人。旅法中国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让一部分同志加入法共，可以进一步加强同法共的联系，更有利于今后斗争的开展，于是，决定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肖三五人加入法共。同年九、十月间经胡志明介绍，这五位同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党员，领了党证，并在胡志明居住的巴黎十七区法共的一个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中国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曾派人同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的党、团组织曾派人给中国同志做报告。法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集会、游行活动，也常常吸收中国同志参加。于是，就在这洋的交往活动中，胡志明与中国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相隔30多年后，经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中越两国人民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中越两党也分别成了各自国家的执政党。
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曾当众介绍周恩来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在讲话中也谈道：“胡主席刚才提到我个人在30多年前认识了他。是的。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他是当时我的引路人，他当时己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那时候还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1922年，我在巴黎地下铁道第一次见到他，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
1923年6月，胡志明作为各殖民地国家农民的代表，从巴黎来到莫斯科，准备参加同年10月召开的农民国际会议。在农民国际会议上，胡志明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结束后，胡志明一度回到巴黎，同年年底，又回到莫斯科。继续在东方大学学习，并进行理论研究二作。在东方大学，胡志明常常同在巴黎时就已认识的中国同志共同讨论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分析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使胡志明和中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曾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这本书，胡志明最初是用法文写的，并在法国出版，192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译本。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为胡志明撰写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与此同时，胡志明还在莫斯科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寄回巴黎在《穷苦人报》、《人道报》和《工人生活报》上发表，有的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发表。这些文章，有不少是以中国和中国革命为题材的。
1923年11月9日，胡志明以阮爱国的名字，在巴黎的《工人生活报》上发表了《英国的殖民政策》一文。文章揭露了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的阴谋。他希望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直到斗争取得胜利。作为农民国际执行委员的胡志明，在莫斯科期间同中国同志接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4年1月4日，他发表的《中国农民的景况》一文，对中国农村的阶级分野、地租形态进行了分析，着重指出了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广大中国农民处于极端贫穷的地位。文章最后强调：“要消除上述现象，中国同志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教育农民，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权利，并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胡志明在莫斯科完成的最重要的著作是《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一书，1925年在法国出版。在这本书中，胡志明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罪行，成为讨伐殖民主义的檄文，这本书的出版，就像在殖民主义的营垒中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在这本书的后面附有胡志明写的另一篇文章《寄给越南青年》。在这篇文章中，胡志明号召越南青年赶快行动起来，勇敢地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斗争中去，文章说：“可怜的印度支那！如果您那些暮气沉沉的青年不早日复苏，您将沉沦无底！”文章还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追求革命的中国先进青年。胡志明希望越南青年向中国青年学习，学习他们坚韧不拔的反帝爱国精神。这篇文章对唤起越南青年投身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24年底，胡志明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的广州。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胡志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这种非常时刻，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面积极参加中国的大革命，一面通过多种渠道，精心地领导着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就在胡志明到广州之前，即1924年9月，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即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之间的战争，胡志明透过这场战争，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控制中国的野心，于是写了《亚洲的一些问题》一文，发表在1925年初出版的第19期《国际通讯》上。在这篇文章中，胡志明抨击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阴谋，赞扬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文章写道：
中国的事变，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与全局即亚洲的总形势攸关的话，就日益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爆发的内战，实际上只是法日和英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比剑而已。
吴佩孚——英美帝国主义的人输了；张作霖——法日帝国主义的人胜了。可是，真正的胜者既不是日本，也不是法国，而是一个幸运的不当任何帝国主义集团的奴才的第三力量。我的意思是指孙逸仙（孙中山）的革命党。
曾几何时，中国的将校们刚放下武器，法国就已要求偿还所谓义和团运动赔款中还欠下来的钱；日本要求割让给它一些通讯基地；美国要求必须执行一个与道威斯计划相似的计划；英国要求管制中国的铁路。回答这些要求，孙逸仙和他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说：且慢！我们，我们要求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耻辱的退让。总之，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应该有根据自己的意志解决自己的事务的自由，其它的将来再说吧！
在胡志明来到广州之前，己有一批越南爱国志士在广州进行活动。
1912年，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潘佩珠等越南爱国士大夫在广州成立了越南光复会，这个组织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宗旨。然而，由于脱离了群众、力量薄弱，在几次派人回国组织武装暴动都未能成功的情况下，这个组织便趋于瓦解，正当这个时候，传来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消息。这给潘佩珠很大的鼓舞。他认识到“现时代风潮，已经趋于世界革命”，于是，决心跟上时代的潮流。
1924年，潘佩珠召集在广州的一些原属光复会的越南爱国志士开会，决定取消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他们效法中国国民党，制订了越南国民党的章程。
在越南国民党成立之前，在广州还有另一越南人的进步团体“心心社”。心心社是在越南光复会这一组织趋于瓦解，参加光复会的爱国士大夫“或死或被逮捕，或是灰心丧气地脱离了斗争”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个团体成立于1923年，成员多是一些爱国青年。心心社虽是一个进步组织，但还没有明确的政纲。它的一些成员把暗杀等恐怖手段作为抗法救国的主要形式。1924年6月，心心社派范鸿泰到沙面刺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麦尔林，没有成功，范鸿泰却壮烈牺牲。
胡志明到广州后，对上述越南人的两个团体作了一番考察，首先，他分析了潘佩珠所领导的刚刚由光复会改组的国民党，看到了这个组织存在的问题。
1924年12月8日，胡志明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潘佩珠的组织“唯一的目的是收复被法军所侵占的国土，他们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又很少注意到群众，因而不能形成有力的领导力量”。于是，胡志明多次主动与潘佩珠商讨越南革命问题，建议潘佩珠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深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使越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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