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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电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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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剧本《卡夫卡》（Kafka）很感兴趣。这个剧本已经流传好几年，享有很高的地下作品的声誉，却没有人愿意碰它，因为全剧没有一点商业价值。与此同时，波拉克把《最后的航船》推荐给了环球公司的凯西·西尔弗（Casey Silver），她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看到了这本小说。索德伯格忽然像变戏法似的接了三部影片。他灿烂的职业生涯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独立发行商们也没有闲着。位于伯班克（Burbank）的奥利弗与河岸角上的一幢热闹的新写字楼的拉里·埃斯蒂斯的RCA/Columbia公司办公室的天空却因为萦绕在头顶的买主们而布满了阴霾。精明的赞助商把买主的胃口吊得老高。他们简直像救命索般抓住《性、谎言和录像带》。而且，这部影片的声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埃斯蒂斯和纽迈耶的地位令人嫉妒，他们可以定夺影片的去向。两位制片人坐在RCA/Columbia公司摆放着石面桌子的会议室里，仔细斟酌着入围买主的名单，看着他们在一个小时的会面中低声下气的表演。这些人中有奥利安经典的巴克和伯纳德、新线的珍妮特·格里罗（Janet Grillo）、斯库拉斯的利普斯基。宾厄姆·雷替生动电影公司（Alive Films）出了一个毫不动人的价码，“我们不是像有些公司那样跟风，但我们确实更需要，因为是我，我真的真的很渴望得到这部影片。”他恳求道，“我对这部电影真的有些垂涎。我有意出巨资得到它。我愿意出最高价钱……可是，噢，噢，我拿不出一分钱给你！非常感谢。”当然，他没有拿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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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11）
新线开出了两千万美元的价格，但却因为不带录像版权而作罢，他们认为萨沃卡的《真爱》更值一赌。高德温也蠢蠢欲动。跟汤姆·斯库拉斯一样，萨姆·高德温是好莱坞世家子弟。他时刻提防着那些大制片厂，担心他们的议论，优雅地待在卢·沃瑟曼（Lew Wasserman）的圈子里。高德温是一个绅士——温和、高尚而优雅。他的公司规定不能预购任何不带录像版权的影片。但是有一个跟埃斯蒂斯和纽迈耶联系的顽固的小公司却一点也不温和、高尚和优雅。它叫米拉麦克斯。
回到最初的1979年，温斯坦兄弟还只是食底泥鱼——伺机抓住那些谁也不会碰的影片——只要是在拷贝上，什么都来者不拒。他们跟许多做电影生意的人一样，壁橱里堆着的全些是软色情的电影，如《今夜我心神不宁》（I'm Not Feeling Myself Tonight）、《一千零一夜》（A Thousand and One Arabian Nights）之类。他们知道性这东西好卖。如果真像哈维所称的那样《四百下》改变了他的人生，对鲍勃来说是X级的全裸影片《我好奇（黄色）》（I am Curious ［Yellow］）改变了他。鲍勃在《名利场》上发表文章写道，他们兄弟注意到：“绝大多数爱好艺术片的观众从不看带字幕的影片，除非其中有那么点儿额外的东西，说出来这东西就是性。”他们做的影片主要是英国的X级电影，观众也承受得起它们的定价。他们把这些影片加工得让美国观众更容易明白和接受，然后又卖给饥渴的家庭录像发行商和正在兴起的娱乐时间（Showtime）和新影麦克斯这样的有线电视网。当哈维偶然发现了《再见，艾曼纽》（Goodbye； Emmanuelle）这部没完没了（也是有利可图）、由西尔维娅·克里斯特尔（Sylvia Kristel）主演的系列电影的第三集时，他一定开心地笑了，这又激励着他去烙下一张燕麦馅饼。
温斯坦兄弟当初是带着两部音乐片进入发行领域的，这两部片子分别关于创世纪乐队（Genesis）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1981年元月，哈维在参加完戛纳电影节后的返回途中，顺便在伦敦停留时拿到了《秘密警察的舞会》（The Secret Policeman's Ball）。这是一部给大赦国际举办的义演音乐会的电影版，由英国最大的两家剧团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和派森（Pythons）的戏剧明星们演出，两家剧团曾以演出《布莱恩的一生》（The Life of Brian）（1979）走红，影片里的音乐由皮特·汤森等人作曲。濒临破产的大赦国际的那班人对电影生意一窍不通，对这部影片不抱多高期望，也不指望能预付版税——这正中温氏兄弟下怀。他们把这部影片的价值榨取到了极致。
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马丁·N。刘易斯（Martin ）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毛躁小子，后来成为单口相声演员，他在Mayfair（伦敦的上流住宅区——中文版编者注）的一家酒店会见了哈维。虽然哈维还没有看到影片，但已经显得热情洋溢，用那带点皇后区口音的刺耳声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的咆哮声很少高过一个低音号音域。“真是太妙了，我们完全可以扩大它的影响面，把它做得更大。我们是为保罗·麦卡特尼去做的！！！”刘易斯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很感激，毕竟有人对他的东西感兴趣。听完哈维30秒唾沫飞溅的赞扬后，他由惊奇转为喜欢，大声说：“好吧，我们成交了。”几年后他回忆道：“这是一个相当冲动的表态。那家伙有种说不出的能量。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下流的商人，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想要表达什么的下作商人。”
但是，刘易斯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偶然向哈维提起正在做一个续集。哈维大声说：“太棒了，太好了。”接着，他每周都要打来电话询问：“续集做得怎么样了？”
“哦，我们正在做——”
“你们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9月份吧。我们可以把续集给你，但我们还是先看看这部做得怎么样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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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我们还需要做些剪辑工作。”
“你们需要剪辑？”
“是啊，有些东西美国观众不好接受。你相信我们好了。我们只是想剪短一些。”刘易斯表示反对。毕竟，这是派森的原始版，从未放映过。哈维剪来剪去，丢掉不少东西。顷刻间，一个本来110分钟长的影片几乎被剪去一半，只剩下65分钟。刘易斯不明白为什么哈维这么焦急地想拿到续集。续集终于完成了，其中包含了更多派森的内容，更多音乐成分——有斯汀（Sting）、埃里克·克拉普顿（Eric Clapton）、杰夫·贝克（Jeff Beck）、费·科林斯（Phi Collins）等人演出，并且由一位实力派导演朱里安·坦普尔（Julien Temple）制作，耗资约12万美元，名片叫《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The Secret Policeman’s Other Ball）。当时哈维每天给刘易斯打好几个电话，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了，新片进展怎么样了啊？版权可以出售吗？”刘易斯首先要对大赦国际负责，他有义务尽全力拿到最好的价格。他已经后悔把《秘密警察的舞会》卖砸了，希望续集卖给一个能预付更多资金的大买主。所以他的答复始终是：“我们先看看《秘密警察的舞会》做得怎么样再说吧。”
1982年3月，刘易斯带上《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去洛杉矶Filmex电影节，希望能找到一个买主。但是，他还是碰上了哈维。哈维又开始鼓噪：“我们想要《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我们很想得到它，你就把它给我们吧。”刘易斯不堪这种死缠硬磨，终于同意了。但刘易斯仍然还想拒绝，他说：“把两部电影同时买下来怎么样？”哈维回答道：“不、不、不行，那样整个影片将长达3小时，大家不会花3个小时看两部电影，你得把它浓缩成一部影片。如果你把它做成放起来像一枚重磅炸弹影片的话，赚的钱会更多。”这是他那些日子最喜欢说的词：“放起来像重磅炸弹影片。”他们在剪辑室里干了六个星期后，成功地把两部共计240分钟的影片剪到100分钟左右。他们把合成后的版本叫《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希望它看起来像一枚重磅炸弹影片。
哈维根据他做摇滚音乐片的经验来卖刘易斯、麦卡特尼和创世纪乐队。刘易斯开始关注起他们的市场宣传活动。他想：天呐，这都是些什么啊？这是在宣传《魂不守舍》（Spaced out）和《再见，艾曼妞》吗？我落进了什么地方啊？“我发现他们对电影发行一无所知，”他说，“他们很有激情，但又非常盲目。看着那些可笑的广告，我都惊呆了。他们太可怕，太没品位了。其中一幅还引用了各种电影评论家写在小报上的文章。”刘易斯对温氏兄弟说：“你们的宣传简直是狗屎，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我也许有些胖，可我并不傻。你难道比我更懂怎么做吗？”
“对，我比你懂。”刘易斯想起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在不久前的1979年针对派森《布莱恩的一生》发行时所做的宣传。为了试图通过拧着道德多数派的观点引发一场争议，刘易斯设计了一场派森·格雷厄姆·查普曼（Python Graham Chapman）的电视讲话节目，让他穿上保守整齐的西服，坐在一张身后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桌子前。查普曼说着类似下面的话：“我的美国人民，我来自道德多数。我要坚决抗议这部有伤风化的新影片《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毫无疑问，它是自《音乐之声》以来最淫荡、轻佻、低俗的电影。在这部影片还没有向我们大家传播、使我们成为一个堕落民族之前，必须予以禁止！”他站的位置可以露出一条粉红色的芭蕾舞短裙和黑色网眼袜。刘易斯对温氏兄弟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设法让别人查禁这部片子吧。”他回忆道，“鲍勃和哈维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不解的表情。他们还不懂什么叫宣传。他们不懂小道消息、偏激、夸张、震撼这些玩意儿。在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写影评，就是做广告，买断版面。他们依然停留在音乐推销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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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温氏兄弟给刘易斯开了绿灯。他顶多希望有幸能够上几个小栏目，并没有指望唐纳德·威尔德蒙（Donald Wildmon）的CBTV（Coalition for Better Television），后者当时气势汹汹地反对有线电视网。这个设在纽约的激进的NBC分部拒绝做那个广告，他们援引1941年国会通过的禁止在广告中使用美国国旗的法规。刘易斯立刻打电话给“欢乐周末夜”（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组，这个节目虽然已经有些年份了，但仍维持着初期的成功。刘易斯请他们播出那个节目。他们后来把它放在“相约周末”栏目播出。据刘易斯回忆道：“我们获得了巨大成功！鲍勃和哈维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哈哈哈！’他们抓住了机会，也懂得如何宣传：‘马丁，我们准备在一家地方电视台花5000美元隆重推介它，而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可以在全国播放，这可值10万美元。”从来没有获得温氏兄弟完全信任的刘易斯忽然间做什么都对了。“哈维管我叫老三，”他说，“有点像第五个披头士成员。这部影片从那时起就已经赚了100万，而我是最初的推手。”
1982年5月21日，《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在纽约首映。据温氏兄弟后来在《好莱坞报道》刊登的一个广告说，这部影片总收入已经达到600万美元。大赦国际显然只拿到微不足道的一笔钱。刘易斯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影院从来没有赚过多少钱。大赦拿到了应该得到的每一笔钱了吗？我不知道。成本投资数额巨大，也许相当高，但是我们（大赦）不知道如何测算。我会觉得哈维和鲍勃无耻地从一个人权组织窃取了400万美元吗？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我们，影院放映会对家庭录像和电视激发出更大的广告效应。大赦不乐意吗？我们在这部作品上的期望值很低，几乎为零。总之，大赦惊讶得无言以对。”
刘易斯心想自己应该变得聪明点，他紧紧握住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不放，想像等电影公映后卖个更好的价钱。哈维则急切地想得到这两个版权，而且拒不放弃，简直就像紧紧地黏在你身上一样。他不停地叫嚷：“你必须把这些版权卖给我。”
“我不会卖给你的。我想等电影公映后再说。”
“可是这些版权属于我……”
“那不是我们的协议。”
“我们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财力精力，我们是一个团队。”刘易斯继续说：“他不停地对我敲打以加深我的内疚感。最后，我完全被这种死缠硬磨击垮了。我觉得这简直就像一场我经历过的最高烈度的性行为，让我感到既恐怖又愉悦。我女朋友会杀了我的。”刘易斯挂断电话的时候，已经答应把电视转播和录像版权卖给哈维。
哈维和鲍勃从这部电影身上榨干了每一滴血，他们以《秘密警察的舞会》和《另一场舞会》为平台转挪腾移，反复利用、肢解原材料，像平地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那样，要求充分利用一头野牛的每个零部件，牛肉用来做食品，牛皮用来做衣服，牛角做什么都行。1983年，温氏兄弟显然拿到了《蒙蒂·派森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又译《巨蟒和圣杯》——中文版编者注）的影院播放权，这部电影已有###年的历史，他们把它跟已经放映的《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合成一本，在发行时宣称“经过派森化处理”，在赚到更多钱、填足了饥肠辘辘的录像胃口后，他们又利用两部《秘密警察的舞会》的剪余片，剪辑成一部90分钟的录像电影，取名为《秘密警察的隐私区》（The Secret Policemans Private Parts），然后卖给Media Home Entertainment。哈维和鲍勃甚至把《秘密警察》的馅饼再次切成两部电影（喜剧和音乐两块）：《秘密警察的私人舞会》和《秘密警察的摇滚乐》，卖给一家日本公司。跟大多数像温氏兄弟这样专捡被好公司扔掉的东西起家的发行商不同，哈维渴望获得知识分子和高雅阶层的尊重。在戛纳期间，他碰上了《埃伦迪拉》（Erendira，1983），这是一部由鲁伊·圭拉（Ruy Guerra）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短篇小说改编执导的巴西电影，他一下子就看中了。现任ICM代理、当时还在米拉麦克斯以每小时美元的薪水打杂、刚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小伙子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说：“在他们试图购买某部电影的同时，他们已把该片的家庭录像版权卖给了别人，同时也已经着手把它预售给电影院。把奶牛和奶都买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埃伦迪拉》由希腊著名女演员艾琳·派帕斯（Irene Papas）和一个非常性感的名叫克劳迪娅·奥哈娜（Claudia Ohana）的新人主演。纽曼曾表示怀疑地问：“你怎么把它卖出去？”“这很容易！”哈维回答，“你搞到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而且里面还有性。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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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对美国向来直言不讳进行批评的左派作家，美国政府拒绝过他的入境签证。但是，他打算利用这点，他要制造一种美国国务院不许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往美国参加自己电影首映式的坏消息。纽曼说：“他打算不用花一分钱就达到发布信息的目的。”他还继续打派帕斯这张牌，他设法让《埃伦迪拉》参加纽约电影节，同时让奥哈娜上《花花公子》。当时被哈维请来参与那部影片工作的资深独立电影宣传员雷德·罗塞费尔特（Reid Rosefelt）说：“米拉麦克斯让奥哈娜袒胸露乳！我想，这次有些不同。他们寡廉鲜耻地出售着我在这个偏门电影市场上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
后来《埃伦迪拉》小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把性、争议和拥有马尔克斯出版许可的权威结合起来，成为米拉麦克斯渴望发行的那种电影范例，也成为他们很想操作的市场宣传模式。
当初，温氏兄弟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发行别人的影片。这两个为电影痴狂的年轻人像许多在独立电影发行的葡萄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一样，在做导演方面遭到过挫折。鲍勃幻想当一个编剧，他曾经在哈维的帮助下写过一个关于棒球比赛的剧本，名叫《大投掷》（Grand Slam），后来无疾而终。1980年，兄弟两个又屈尊加入约翰·卡朋特拍摄的由杰米·李·柯蒂斯（Jamie Lee Curtis）主演的万圣节系列剧中一部叫《燃烧》（The Burning）的恐怖片剧组，该片讲述一个夏令营辅导员用修草坪的大剪刀肢解放纵不羁的青少年的故事。影片由哈维负责制片，鲍勃担任编剧之一。
1970年代后期，哈维在布法罗北部加拿大的晶体海滩（Crystal Beach）买了一所可以离群索居的小屋，兄弟俩住在那里开始写电影剧本，指望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这部影片是约翰·休斯（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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