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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管的苏珊娜·威尔（Suzanne　Weil）说：“他比当时在职的许多员工有趣和时髦。”
　　比尔当上了执行副总裁，没过多久，日复一日地经管一个财政困难重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耗人现实与需要跟名流们套近乎以达到在好莱坞筹资需要的光鲜外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据说，一年挣10万美元的比尔开始表现出一个大电影制片厂主管的奢靡作风来。比尔聘请的玛丽亚·谢弗说：“加里·比尔拿出这种做派的理由是要让人们知道他在为鲍勃·雷德福工作。他愿意做他认为鲍勃想做的一切，那就是：‘是的，鲍勃，是的，鲍勃。’”不少人责备雷德福重用比尔。“鲍勃其实对加里一无所知。”有人说。比尔就像“那个完全操纵着这位英俊王子的驼子”。
　　现任Smithsonian风险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比尔断然否认有任何不妥之处。圣丹斯“不像那种90％的预算都用于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组织。它在这方面的预算比国内平均低15％或者17％”。比尔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圣丹斯的前财务主管约翰·雅科布（Johan　Jacobs）认为，问题并不像比尔说的“学院、娱乐场、圣丹斯集团（非营利组织，组建目的在于拓展雷德福的商务机会）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清晰。很难说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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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7）
的确，这些开支也许都是正当的，财务程序也没有错误，但是不管正确与否，浪费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圣丹斯那些高高在上、呼吸着财富和名望的稀薄空气的主管们与年轻、收入微薄、未脱理想主义气质的员工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这些员工感觉自己被忽视了。“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后鲍勃才叫出我的名字。”谢弗说。其实大家都在为了让各个项目运转起来实现目标努力工作着。1990年初期曾担任电影节程序安排员的凯西·舒尔曼（Cathy　Schulman）说：“积怨太多了，因为你让合作方的人过着这种奢华的生活，却在电影节和工作室上抠门儿。你都拿不出钱请某个导演吃一顿午饭。我们经常跟需要打交道的人乘最糟糕的时段的最差的航班。舒尔曼甚至跟一个男人同住一个旅馆房间。这真是太荒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一间房，他甚至还是个同性恋。他说：‘就权当我是另一个女孩。’如果他的男朋友来约会，他们两个加上我就得同时待在房间。”
　　雷德福最初打算由以营利为目的的度假胜地支持学院的运作。但是滑雪场生意一直很萧条，于是学院反而变成滑雪场唯一和最大的客户了，花费着工作室每年将近一半的预算用来租借小木屋和伙食服务。“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从外面的摊贩那里），但却不允许，因为我们得从财政上扶持滑雪场。”谢弗说。所以最初的模式反了过来：一个非营利组织来支撑一个不赢利的企业。
　　雷德福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大家的不满。“我快要疯了。”他说，“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平等的氛围。我绝不允许特权行为。我提醒加里留心。”但是，大家对加里的憎恨也许是被转嫁过来的。圣丹斯一位前主管说：“让加里或者其他任何人做单位内部冲突的导火索有点像一场骗局。鲍勃在转嫁责任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因为他始终躲在幕后。鲍勃做起这种事来游刃有余。”
　　1988年，雷德福任命汤姆·威尔希特（Tom　Wilhite）担任常务院长，他曾任迪斯尼制片部副总裁。比尔被调整到圣丹斯集团。威尔希特并不费心与跟雷德福培养亲密关系，也从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刻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两人就开始干起仗来。奇怪的是，让威尔希特倒霉的也许恰好是1988年到1989年间由他和作曲家戴维·纽曼发起的大获成功的系列“优秀电影音乐”活动。据说，本应成为在纽约林肯中心集资高峰的音乐会变成了一场痛苦而又充满争议的闹剧。一群名人出席了这场豪华活动，好莱坞顶级作曲家默里斯·贾瑞（Maurice　Jarre）、马尔文·汉姆里希（Marvin　Hamlisch）、亨利·曼西尼（Henry　Mancini）提供了赞助。
　　但是，雷德福很不高兴。据一位员工说：“雷德福觉得这样做过于好莱坞化。”他不停地抱怨，因为他不想穿燕尾服。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理事长查尔顿·赫斯顿（Chalton　Hesston）掺和进来也让他十分生气，虽然办事人员说他在这次活动前的许多场合都露过面，从未被遭到过拒绝。不管怎么样，雷德福拒绝在林肯中心那间绿色房间出来答谢捐资人。这位明星解释说：“我说过了，‘别把我置于今晚活动的中心’。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种核心的嫌疑。我讨厌这样。”也许比别人更了解雷德福的范瓦根伦这样来解释他的行为：“鲍勃确实有一种基本的正直感。本能告诉他，有些事情需要具有眼光和影响力的业内人士去做，以支持独立电影人。但他本性上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当把他放在一个发挥公众作用的位置时，他就会生气，有时会愤怒。”
　　从一开始雷德福简直就是一块金钱磁石，学院全靠他来筹资。但是他觉得伸出那只铁杯子时颇有些屈辱。1980年代初期，有一次他拜访当时掌管福克斯公司的马尔文·戴维斯（Marvin　Davis），请求给他一点施舍。戴维斯正在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对比赛的兴趣似乎远浓于雷德福。“他说：‘嗨，你瞧，我会给你钱的，因为你为此特地来见我。’”雷德福回忆道，“他接着说：‘外面的游泳池里有几个女人，你干吗不跳进去和她们一起玩呢？’要命的是我真的照做了。但是那些日子，我们需要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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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1989（8）
那场音乐会获得极大成功，筹到60万美元，雷德福却想取消在洛杉矶举办的另外一场类似活动（已经卖出票的好莱坞鲍尔剧院威胁要打官司后他的态度才有所缓和），接着他又取消了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的芝加哥音乐会。那些对自己筹办这些活动感到很自豪的工作人员觉得“这简直是抽了一耳光”。前财会主管加里·布尔（Gary　Burr）就是这么认为的。开发部副主任玛丽·克兰尼（Mary　Cranney）补充道：“人们常常觉得雷德福的态度就像鲍勃常说的那样：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让你赞助，但别打扰我。”
　　“雷德福不会开除什么员工，他只是不再理睬他们。”萨福德说。他开始不跟威尔希特说话。当他晃动自己的脑袋时，圣丹斯的员工会被激怒，但并不吃惊。现在圣丹斯又没有领导了。1988年岁末，阴郁的雷德福在学院的刊物《圣丹斯人》（Sundancer）上向员工发表贺词。“圣丹斯，”他写道，“是一个运气不佳的地方，连鸟都不会来这里筑巢，除了口头应承，得不到地方的支持，这里水源枯竭，连雪也像逃避瘟疫般回避我们，债台高筑就像防火梯上积累的烟灰一样深厚。但是，托上帝的福，我热爱它，我也热爱你们，有这些就足够了。圣诞快乐。”
　　虽然索德伯格在洛杉矶度过了几年，努力地写着剧本，尝试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况，并试图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境界，但在公园城一个重要人物他也不认识。他已身无分文，编剧、拍摄和剪辑《性、谎言和录像带》已经耗完筹到的35000美元。他甚至都租不起一辆小车，不得不乘坐往返的公共汽车或者步行。除了等待星期三的下一场观摩放映，他无事可做。那天他本想和几个朋友以及两个剧组人员彼得·盖勒（Peter　Gallagher）和劳拉·桑·吉亚科莫聚一下。让他吃惊的是放映前半小时票就卖完了，大厅里挤满了激动不已的影迷。这也是第一次有发行商出席的放映活动，来的人并不多，因为那些年没有几个人会自寻麻烦花那么长时间乘飞机去盐湖城。来看电影的发行商中有负责奥利安经典的迈克尔·巴克和汤姆·伯纳德。这两个人在放映20分钟后退场以示警告索德伯格。他想：噢，我猜我们又得直接做成录像了。
　　艾拉·多伊奇曼坐在剧院后排的地板上，他年轻、矮小、温和，长着一张对创办新影公司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人而言有点过于稚气的开朗的脸。就在数周前，即12月中旬，多伊奇曼被阴谋排挤出公司，现在他带着自己的资金加盟圣丹斯，试图东山再起。他从机场一出来就向出租车司机打听：“你听到有什么好东西了吗？”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回答道：“昨天放了一部片子，大家都在议论，好像叫《性、谎言和录像带》。”多伊奇曼直奔影片下一场放映地。他注意到制片人纽迈耶站在影院后排。多伊奇曼心里清楚，像RCA/Columbia公司这种已经介入影片生产的公司在电影营销方面毫无经验。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工作方向：他要帮他们找发行商；然后做营销咨询。他立刻找到纽迈耶，提出要参与《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有关工作。纽迈耶说：“太好了，真不错。”
　　索德伯格是悲观主义者，他不太在乎电影节观众的好心回应，他担心影片日益看好的口碑会招致相反的结果，把观众的期望吊得老高，看完后难免会失望。但他可能没有觉察到，街上已经有陌生人开始跟他搭讪了。有一个人甚至问：“能允许我的女朋友吻一下你的脚吗？”
　　索德伯格到公园城一个星期后，《性、谎言和录像带》才终于在埃及影院上映。在电影节首场播映时门票就告罄。火暴场面让索德伯格感觉飘飘然起来。他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感觉一股聚集很久的能量向我涌来。我出门走路都很困难了。有一次，一个女人递给我一张商务名片说，我愿不愿意在洛杉矶找个地方跟她待在一起。我的代理帕特·多拉德（Pat　Dollard）就站在我旁边，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对方，仿佛在说，这简直太、太荒谬了。”
　　

美国制造　1989（9）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吸引力如此显著，就像一场传染病般。事后想来，这也不难理解。这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独立电影。索德伯格不仅是导演，而且还是编剧，“独立导演”的称呼名至实归。再说，影片的情节非常个人化，源于自己某一段阴暗的生活经历。1987年，在他24岁的时候经历过一场顿悟。他回忆道：“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被骗了，并且在精神上受到别人的操纵。我同时跟其他许多女人不清不白——我都被玩弄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太想被我随便看中的哪个女人接受和认可了，可是一旦得手，我就又不再感兴趣。有那么一次，我在一家酒吧两英尺的半径范围内跟三个女人睡过觉。6个月我后又重蹈覆辙，这种事情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我赤裸到最大限度，喝得酩酊大醉后，又到那里去继续胡搞。直到最后一见女人就厌恶。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这样干是不会有尽头的。这场游戏在把我送进坟墓或者什么人杀了我之前是不会中止的。”他考虑过做一些治疗，但后来又没有去成。他说，只要他愿意，可以参加一个十二疗程的撒谎症康复计划。
　　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性、谎言和录像带》成为第一部X一代人的电影，摄影机对准了傲慢、衣冠楚楚、里根时代的雅皮士（享有爱惜自己羽毛声誉的盖勒进行了出色到位的表演），大家很喜欢斯派德演绎的索德伯格经历的翻版：一个正在康复的撒谎症患者，喜欢离群索居、精力充沛、性格温和而又敏感，有些女人气，内心充满了对即将过去的10年间出现的随性而为的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内疚感。这是一个还不成熟的“懒鬼一族”，没有生活目标，没有金钱、职业和理想。斯派德扮演的那个叫格雷厄姆的角色可以把他所有世俗的财富放进自己的小车里。然而，在索德伯格手中，对道德问题的热衷使他显得崇高了许多，尤其是跟盖勒的“唯我一代”的腐败堕落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带有说教和取悦观众的善恶二元色彩（善良的懒鬼一族与邪恶的雅皮士，麦克道威尔和桑·吉亚科莫扮演的互为对立的善良与邪恶的姐妹），《性、谎言和录像带》还是令人着迷。在爱德华·诺顿看来，这部影片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毕业生》。他回忆这部作品的影响时说：“那部影片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表达出一代人的力量。斯派德在处理父母对我们经历过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愤世嫉俗态度时，表现出一种犹豫、一种不情愿、一种抗争的疲劳。这部影片事实上讲述的是一个人拒绝成为被期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故事，而他只想简简单单地活着。我永远忘不了这句台词：‘我只想要一把钥匙。’大家对那种感觉很有共鸣感。”
　　如果《性、谎言和录像带》算不上一部伟大的影片，至少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最独特的是，索德伯格本人常常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他不能也不会做出公正的评判：“当我现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感觉像那种自以为很深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人拍的东西。在我看来，它获得了反响，仅仅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看到的它之外的东西太少了。”
　　电影节就要谢幕，但还是没有人来买影片。“当时情况有些不同。”索德伯格继续说，“大制片厂可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今天签不了合同就完了的感觉。更可能是这样：我们要看看电影节过后会怎么样。”
　　随着颁奖晚会的临近，大家开始纷纷议论《性、谎言和录像带》可能会获剧情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大奖。索德伯格跟往常一样，害怕最糟的情况出现，他不想听到这种议论。这次他的担心对了。评审团大奖颁给了《真爱》，这是南希·萨沃卡被发生在布朗克斯（Bronx）的一个爱情故事所激发鼓舞的致敬之作。接着，典礼总主持保罗·马佐斯基（Paul　Mazursky）夸张地宣布：“我看过这部影片，我喜欢它，它就是：《性、谎言和录像带》。”索德伯格的影片荣获观众奖。这位导演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眼睛闪闪发光，磕磕绊绊地走上领奖台，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话，表示感谢马乔丽·斯库拉斯，然后就出去庆贺了。第二天他就乘飞机返回洛杉矶。
　　

美国制造　1989（10）
在索德伯格看来，圣丹斯10天犹如一场大梦。他还是一文不名，还得去牙科诊疗室。他渐渐长大后，父母就不用操心带他去看牙医。“我9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疼，差不多第一次看的就是那位牙医。”他回忆道，“那家伙说：‘噢，天呐！’那是在《性、谎言和录像带》放映期间，这位牙科医生说：‘你的下巴都歪了。’他们从我上嘴唇里去掉一些肌肉，移植到需要垫支牙龈的那个位置。这后来成为一场历时4年的灾难。有整整一年时间我得带着齿列矫正器。”
　　后来，一个朋友给了索德伯格5份《综艺》（Variety）杂志上刊登的托德·麦卡锡（Todd　MCarrthy）写的评论的复印件，这篇文章对他的影片做了毫无保留的夸奖。他的经纪人接到波拉克打来的电话。他说看了那篇评论，想看看影片。紧接这个电话之后，索德伯格又接到制片人芭芭拉·马尔特比（Barbara　Maltby）的电话，她正在雷德福的野林制片公司（Wildwood）做一个影片。耶克萨和伯格曾提醒她留意《性、谎言和录像带》，顺便关心一下《山丘之王》。她告诉索德伯格，雷德福想跟他合作。
　　堂·辛普森（Don　Simpson）和杰里·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办公室也打电话来。在索德伯格看来，太多的制片人只会对他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他甚至都不想费工夫回电话。“他们都是些讨厌的东西，只能勉强算个人。”几个月后他对《滚石》的特里·明斯基（Terri　Minsky）说。但他其实并不认识辛普森和布鲁克海默，后来不得不发表一份尴尬的道歉声明。
　　多拉德在1个月内接了500个找索德伯格的电话，只好安排早上很短的时间给其他客户。“那就像做了1967年的大门乐队的经理。”他当时这样说。多拉德筹到了索德伯格所要求的万元到25万元的创作费、10万美元的修改费、50万美元的导演费。
　　索德伯格知道，他必须充分利用在寒流侵袭自己之前周围迷漫的这股热潮——他认为寒流随时可能光临。3月8日，他见了波拉克。他有些兴奋地想：哦，悉尼·波拉克！索德伯格推荐了一本叫《最后的航船》（The　Last　Ship）的书，描写想像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批幸存者，有些像水上版的《海滩》（On　the　Beach）。后来他接到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电话，他负责经营导演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的巴尔迪摩电影公司，索德伯格告诉他，他对兰姆·多布斯（Lem　Dobbs）的剧本《卡夫卡》（Kafka）很感兴趣。这个剧本已经流传好几年，享有很高的地下作品的声誉，却没有人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