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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电影-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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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在他们看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靠自己。这是很可悲的。”
施密特明白，温氏兄弟是不想让外人把手伸进这只蜜罐的，所以他选择了辞职。他的动作很迅速，1992年3月1日就离开了公司。他解释说：“这里让人承受了太多因为工作而遭受的辱骂和压力，但是却没有给那些帮助他们建设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以相应的地位，也没有奖励和分红机制。我离开米拉麦克斯，因为我的父母不叫马克斯和米丽娅姆。”施密特坐在那里，旋弄着手指，接到Allen & Co。几位好朋友的电话后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告诉施密特正在跟几个意气相投、打算开一家新公司的哥儿们研究一个商业计划，问他有没有兴趣。几天以后，施密特见了那两个人。他们一拍即合，他同意加盟十月公司。
虽然昆汀·塔伦蒂诺仍然是一个小人物，当他带着自己的影片《落水狗》（Reservoir Dogs）到公园城参加1992年圣丹斯电影节的时候，他的名气早已先期而至。他曾经参加过前年6月的电影工作室，城里几乎每个人都读过《落水狗》的剧本。艾丽森·安德斯带着她的第二部影片《旅客》也来参加竞赛，她第一次听到昆汀的名字是在为自己的一部影片举办的研讨会上。当时，她的搭档科特·沃斯（Kurt Voss）中断发言主题，花了半个小时谈起塔伦蒂诺。据安德斯说：“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是为我举办的研讨会，我都不知道他们谈论的这个家伙是谁。好吧，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们能不能回到会议主题上来呢？”
塔伦蒂诺从未参加过什么电影节，很少去过洛杉矶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雪。他在零下20度的天气还穿着一件T恤衫，后来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主管罗纳·###（Ronna Wallace）给他买了一件大风衣。在他的生日晚会上，他简直像一个孩子，开始时完全不知所措，不是把手放进糖碗里就是撕坏礼品的包装纸，有时候嘴里塞满蛋糕。他长着一个高高的额头，再配一副显眼的大下巴，很像一个卡通人物，几乎就是一个长着大力水手身材的马丁·斯科塞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自始至终特别兴奋，洋溢着一股使不完的激情，莽撞地谈论着《壮志凌云》（Top Gun）台词背后的同性恋含义，说什么喷气式飞机的凝结尾暗示着肛门插入。他喜欢对任何有兴趣的人，更多的是不感兴趣的人引经据典、复述电影镜头以及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随便哪部影片的破对话。他那随时洋溢的乐观主义以及毫不做作、一目了然的率真，让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安德斯第一见到他是在公园城大街上一家叫皇宫的俱乐部。她从塔伦蒂诺身上欣喜地看到了某种自己没有料到的热情慷慨的品质。“大家把他说得很高大，我以为他都快有10英尺高了，也许留着一副小胡子，具有所有这位导演讨厌的那种假模假式的自恋派头。”安德斯接着说，“他走到我跟前说：‘你是艾丽森？我叫昆汀，我喜欢你的电影。’我想，噢，天哪，这家伙原来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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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6）
圣丹斯的口味变得一年比一年大众化，也更加华丽和好莱坞化。忽然间，每个人耳朵上都贴着一部手机。在一次影片观摩期间，甚至可以看到一个代理隔着几排用手机跟另外一个代理打电话。买家、制片人、经纪人都坐着福特和卡迪拉克，媒体还在寻找——迄今为止全是徒劳——下一个索德伯格，公园城拥挤的大街上人们摩肩接踵，几乎找不到停车的地方。1992年的电影节由吉尔莫和加西亚共同主持。（加西亚干得精疲力竭，最后完全醒悟过来，在那年晚些时候辞职。）现在提交的作品从1987年的60部上升到1992年的三四百部。仍然是吉神的索德伯格又来出席这次电影节了。他对一个记者说：“我认为公园城肯定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
新酷儿电影仍然方兴未艾，瓦尚连续两年携片回来参赛，这次带来汤姆·卡林（Tom Kalin）的风格化作品《夺魄》（Swoon）。另外，新人荒木带来了《走投无路》（The Living End）；讲的是一对HIV携带者恋人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芒奇（Christopher Munch）带来了《光阴》（The Hours and Times）；这是一部虚构约翰·列农和披头士乐队的经济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去巴塞罗纳度假期间两人微妙关系的影片。瓦尚说：“当你在电影节上看到《走投无路》这样的影片已被买走、商业运作很成功时，就会改变人们对提交圣丹斯影片类型的成见。”或者如吉尔莫所说：“显然，年轻的无名导演们已经显得十分重要了。”
瓦尚和海恩斯、卡林、荒木和评论家鲁比·里奇（Ruby Rich）等一批人在共同推动着新酷儿电影的发展。这些影片跟《毒药》一样，对于在异性恋观众心中制造震惊效果比几年前还显得很大胆的影片，比如《诀别的凝眸》，来得更有兴致。新一代同性恋题材的导演看齐的是加斯·范·桑特的《药店牛仔》（Drugstore Cowboy）。《走投无路》是一次尝试，嘲讽那些对《本能》中莎朗·斯通（Sharon Stone）扮演的凶狠女同性恋大惊小怪的男同性恋活动家所熟悉的正面角色，而且取代了那些沉溺于用他们的不洁血液感染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的幻想的顽固的类型化犯罪分子。瓦尚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些人大多属于某个行动组织，《毒药》和《夺魄》列出名字以纪念那些近期死去的人。那时我们很年轻，20多岁时都会满怀正义感。大家都急不可耐。你必须现在就说出来，因为时间不饶人啊。”
参赛的影片还有亚历山大·洛克威尔（Alexandre Rockwell）的《水深火热》（In the Soup），这是一部成本极低的影片，故事也很动人，讲述一个电影制作人如何从一个过气的家伙手里骗钱拍电影的经历，西莫·卡塞尔（Seymour Cassel）的表演十分出色，影片用黑白胶片拍成，在当时是一种少见而又奇异的风格。安德斯的《旅客》是一个因为年龄增长而使某种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的写照，两个姐妹（费尔鲁扎·鲍克［Fairuza Balk］、艾欧妮·斯凯［Ione Skye］），在她们那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拖车场上班的单亲妈妈（布鲁克·亚当斯［Brooke Adams］）焦虑的目光注视下，探索着自己不安的青春之路。它很像特为圣丹斯预备的布丁大餐。但是，影片的观察细腻、貌似漫不经心实则经过巧妙安排，已经超越了类型片的界限。
安德斯身上洋溢着某种天然的力量，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她本人就是一个单身妈妈。她于1955年出生于肯塔基的阿什兰，不久前还靠福利金生活。独立电影界的宿将雷·普赖斯的IRS 发行公司发行了这部影片。他说：“大家都喜欢艾丽森。她把那部影片拍活了。她对观众里的妇女讲话时，她们完全被打动了。艾丽森比她的影片高明。她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带动着你更有道德感，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喜欢有她在屋里的时候，我的感觉会变得更好。”“安德斯为人没有一丝做作和技巧成分，你看到的就是她本来的样子。”洛克威尔说，“她就像人类情绪的感应器。她在房间走动的时候就跟影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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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7）
普赖斯说：“评论家们对女导演都比较苛刻，《旅客》的出现使他们中某些人的偏见有所缓和，但是女人用一种日间电视语言讲故事会觉得更舒服，这本身就是她们生活的组成部分。男人有自己的语言，女人也有自己的语言。我常常想，一部影片最重要的是应该有人物，你要真正感觉到导演从银幕上走出来。艾丽森就做到了这点。”那年1月参赛的安德斯、洛克威尔、荒木、卡林等导演都正在“浮出水面”，而在前一年他们全被圣丹斯一笔勾销过。
米拉麦克斯的特里·霍温和马克·塔斯克出席了10点30分在假日村影院举行的《落水狗》的首映式，他们都喜欢这部影片。戴维·林德看了第二场。“大家都觉得片子很怪。”他说，“这是一部很激烈的作品，在那个年代，那种激烈性在独立电影中很少看到。”有关《落水狗》剧本的传言看来是对的。塔伦蒂诺也可以写得像一个天使那样。虽然语言风格完全不同，但他的作品还是让人起1970年代罗伯特·汤（Robert Towne）写的那些伟大剧本，把B级片的态度与怪异电影的典范——新浪潮的酷劲儿生生地混合起来。
在圣丹斯电影节上看到那些携带枪支的家伙是一种罪恶的快感，类似情节的影片在电影节上极为罕见。电影节的影片统筹人员在没完没了地探讨类型片是否也可以是艺术片时，《落水狗》漂亮地统一了这种两难。它完全是一部类型片，但同时又不是。它的写法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低成本拍摄方式，情节的剪裁也跟预算相适应。《落水狗》是一种贫困美学的学习范例。一部关于打劫的影片却没有打劫的场面，仅仅保留了事件的前因与后果。《落水狗》完全是反故事的，全片主要由对话构成，没有多少场景变化。影片的创意很传统，但是拍法却不然，时间的切换也很奇特。它把文质彬彬和耸人听闻的谈吐顽皮地结合起来——黑帮分子像研究生一样争论着有关大众文化的精湛见解——这种结合引发出一种由暴力邪恶产生的极大快感。塔伦蒂诺的电影犹如在狂野边缘游走，他所依赖的真正源泉就是政治的不正确。影片中充斥着种种白种男性的大男子主义——新样百出的淫猥内容，像黑鬼、搞屁股这些禁忌的词汇，滥杀无辜的快感，戏剧化的场景安排（也是为了搞笑），带有施虐色彩、形式怪异、独具一格的暴力杀戮以及宽恕这种社会价值的明显缺失，还有他对游手好闲的主人公们漫不经心的放纵态度，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对又他们构成某种尖锐的指控。他们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调情，似乎对每一个圣丹斯所执著的东西都给了一记耳光。塔伦蒂诺有一次讥讽白人自由主义者为“地球上最敏感的人种”。没有比在他们流血的心脏上扔一团鼻涕更让他开心的了。《落水狗》对一切都进行了对等的冲犯。
现在想来很容易把《落水狗》引发的喧嚣斥之为不过是保守的林·切尼（Lynne Cheney，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夫人——中文版编者注）们和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美国著名保守派领袖、前里根政府部长——中文版编者注）们的叫嚣——那毕竟是在1992年，乔治·布什还在榨取利用着海湾战争胜利带来的巨大快感。而且，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一年前已经在乔纳森·德梅（Jonathan Demme）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咀嚼、吞咽过人脸。但那是一部大制片厂电影，而《落水狗》是独立制片电影，而且这里是圣丹斯，独立精神的庇护所。圣丹斯向来视暴力为可恶的好莱坞电影的特殊营养来源，所以塔伦蒂诺的影片在得到各界一片喝彩声的同时又遭到愤恨的指责毫不奇怪。据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主管、负责这部影片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Richard Gladstein）回忆：“把影片送去后，我还没有意识到——真够愚昧无知的——圣丹斯是不会放映这种类影片的。跟那些观众看这样一部影片真有些触目惊心。你听到的完全是一片愤怒之声。”除了艾滋病患者、老人以及悲观厌世者，在圣丹斯放映的影片中很少有人死去，而在《落水狗》中，不仅有人死去，而且死得很缓慢、很痛苦、很血腥，并且还有意识活动。那个被塔伦蒂诺编排得非常单调的臭名昭著的切耳朵的镜头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相形之下，针对新酷儿电影的愤怒显得淡化了许多，尤其当塔伦蒂诺面对独立电影精神的坚决捍卫者的不满之声拒绝让步的时候。他们有时在放映中途站起来指责《落水狗》缺乏社会责任感。然而，塔伦蒂诺继续刺激他的批评者们。《落水狗》在埃及剧院举行了最后一场放映，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塔伦蒂诺后来称之为“费·唐娜薇（Faye Dunaway）专场”，因为她就在观众席里。放映期间，一个男子站起来问道：“你怎么把影片中的暴力全部合法化了呢？”导演回答说：“我对你不了解，不过我喜欢暴力电影，我认为真正让人厌恶的倒是麦钱特艾弗里的那些破玩意儿。”如今他会说：“暴力是你在电影中可以处理的最了不起的东西。爱迪生发明摄像机就是为了记录暴力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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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8）
塔伦蒂诺成长于1970年代，当时1960年代的影响依然很大。“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这两场沉重的打击基本上摧毁了美国人对国家的信念，”他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度，你听到的一切都是谎言。总统就像一只猴子，我记得我的父母常说：‘去他妈的政治，去他妈的蠢猪们。’”但是他的影片中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色彩。他的反叛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那是一个坏孩子的美学观，不仅吸取了马丁·斯科塞斯的街头电影、布莱恩·德·帕尔玛的惊悚风格，还吸取了电视连续剧和伴随他成长的功夫片的营养，一切受人尊敬的主流文化他都非常憎恶。他也许喜欢戈达尔（特吕弗太甜腻了），但香港才是他的巴黎，成本低廉的功夫片就是他的新浪潮。他是独立电影界的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对此他感到很自豪。
吉尔莫一直顾虑《落水狗》里的暴力因素。那一年的电影节在最后一波政治正确的发作中拒绝了尼克·戈麦兹的《引力定律》，比利·鲍勃·桑顿和汤姆·埃珀森合作的《错误行动》同样遭到冷遇，因为这些影片跟《落水狗》一样同属充斥着杀戮情节的类型片。圣丹斯的官方态度很清楚：“电影节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影院看了几部影片，我几乎一连24小时吃不下饭，因为这些影片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雷德福说，“太多的影片用暴力来吸引市场。那时我就常说：‘我们要再主动一点，去寻找那些更加边缘、更多实验色彩、更具冒险精神、决不因袭任何陈腐模式的影片。’”塔伦蒂诺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他说：“他们不能容忍出现两部枪战片？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有六部男同性恋影片。他们早该更名为圣丹斯男女同性恋电影节了。”
虽然塔伦蒂诺竭力掩饰着对同性恋的恐惧，《落水狗》跟1992年放映的同性恋电影的相似处远远超过了他所承认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落水狗》是这些影片的异性恋版本，标志着独立电影方向发生了震撼性改变，它们在迅速朝更加类型化的方向转变，即使其中有一种侵犯性和嘲讽性的后现代味道。随着《毒药》获得成功，1992年，新酷儿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最巅峰。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绝对不是因为塔伦蒂诺窃取了它的雷声。《落水狗》和《毒药》一样绝不妥协，而它无需肩负酷儿的包袱。
在塔伦蒂诺对待“那些麦钱特艾弗里的破玩意儿”、“艺术电影”的虚无态度中，潜藏着影响《落水狗》的关键因素。《落水狗》是一部反艺术的艺术片，一部内行艺术和外行艺术的精明结合物。如果新浪潮把好莱坞电影的B级片法国化了，塔伦蒂诺则把那些法国杂种又一次美国化了，事实上对他们进行了再改造，用这种方式把法国电影中的老练和感性的特质带进美国土生的独立电影中。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也切断了1990年代的美国独立电影与他们一直笼罩在其阴影中的欧洲前辈艺术电影的血脉联系。先是索德伯格，现在又出现了塔伦蒂诺：美国独立电影在走向成熟。
在圣丹斯向1980年代时砰然关闭的类型片打开大门的过程中，《落水狗》的出现象征着曾遭受压抑的暴力电影的回归和复仇。由于接受了塔伦蒂诺的影片，等于吉尔莫默许电影节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独立剧情片，这样也更接近公园城大门以外的野蛮人（可以理解为美国人）的口味，也更接近这场运动最害怕的潜在的商业方向。《落水狗》与圣丹斯格格不入：阴郁、颓废、反叛。塔伦蒂诺跟哈维·温斯坦一样是反雷德福的，而这也许就是一部影片的力量所在，最终屈服的是圣丹斯，而不是塔伦蒂诺。
由于背负太沉重，《落水狗》在颁奖时刻被忽略也许并不奇怪，圣丹斯的政治色彩依然很重，不仅体现在对待类型片和暴力的顽固立场上，而且正如塔伦蒂诺所注意到的，也体现在吉尔莫对电影节目安排的取舍上，让多样性胜过了质量。而且，只要这些奖继续青睐那些“需要”推动的影片，如这位导演后来所说的那些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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