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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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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听到这里，不禁大惊失色。洪天贵福和李秀成一起逃跑，李秀成被活捉，洪天贵福逃出生天，没有几人知道，是谁泄露了这件事。
他没心思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圣旨接下来的质问更让他苦不堪言。圣旨说：“逆贼洪秀全经营金陵城多年，财宝无数。有人亲眼看到，你把这批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出金陵，但至今也未见到你有关于这财宝的奏折。金陵如果真有财宝，应上交国家。”
曾国藩本以为这就完事了，想不到圣旨的内容很多，接下来的内容如五雷轰顶：“你曾国藩以文人从军，恪守理学教导，虽血战沙场多年，功劳显赫，但应能慎终如始，保住自己的名誉。可你手下那些人，包括曾国荃，难保居功自傲，做出些傻事来，应给他们上思想道德课，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唯如此，才可永保勋名。”
这段内容简直就是威胁加骂街了，慈禧是想告诉曾国藩，你虽收复了金陵，但不要太得意，不要太自以为是，如有违背朝廷意旨或有不轨行径，朝廷随时可以将你们革职，甚至是更严厉的惩罚也有可能。
慈禧太嚣张，或者是她通过各种渠道已对曾国藩知之甚深，所以才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圣旨。
她这步棋走对了。曾国藩只是蒙了那么一会儿，伤心了那么一会儿，痛恨了那么一会儿，随即就和往常一样走进书房，在他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话：今接到圣旨。
写完后，他竟然比平时还有勤奋，处理了大批公务，晚上还抱了本儒书，读到大半夜。凌晨时分，他给曾国荃写信，轻描淡写地说了圣旨的内容，并劝解曾国荃要宽心。平常说磨练心智，都是闲扯，此时才是用功时。面对外来的欺辱和不信任，应抱一颗平常心对待。如果真冲冠大怒，那就是被对方牵了鼻子走，不是真修行了。
话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还是心有所碍，他想搞清楚，是谁告诉了中央政府洪天贵福的事。
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曾国藩得到真相时，一反常态地暴跳如雷，告诉中央政府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处处提携帮助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得到洪天贵福还活着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了报告。递交报告的第二天，他才想到，应该通知曾国藩。但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等了几天，才写信给曾国藩。
这样一来，曾国藩先接到了申饬他的圣旨，然后才接到了左宗棠的来信。按曾国藩的想法，左宗棠应该先通知他，和他商量是否向中央政府报告。他应该能想到，左宗棠做事向来我行我素，尤其是内心始终没把他曾国藩放在眼里，做出这样的事，合情合理。
这一气愤是很难平复的，他认为左宗棠这是落井下石，有意让曾家兄弟出丑，这是典型的“以怨报德”。
中央政府的申饬和左宗棠的忘恩负义，让曾国藩忍无可忍。他决定这次不再让步，在他内心深处那个“恶”看来，老子我对你们满洲人有再造之恩。如果不是我曾国藩，很难预测，你们这群满洲肥佬是否还能在北京城里张牙舞爪？连狗都知道报恩，你们满人怎么就这么无耻地忘恩负义？！我曾国藩虽然受儒家“温良恭俭让”传统熏陶多年，但绝不是软柿子，随你们怎么捏。
倔强的脾气一上来，情绪占据上风。他向中央政府递了长长的一封奏折，愤怒的利剑透出奏折，直插云霄。
他说，“洪天贵福逃掉，你们让我彻查办事不力的官员，我的回答是：碍难查参。当时贼都从缺口冲出，我军全在巷战，哪里还有多余的官员守缺口？”
笔锋一转，直指左宗棠：“天下人皆知，左宗棠攻陷杭州时，杭州城里十万太平军全部逃脱，无影无踪。据我所知，你们对此从无意见。我们能活捉李秀成，还不是因为他被村民出卖？如果没有出卖他的村民，李秀成现在也如那十万太平军一样，逃之夭夭了。”
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我们纵然捉不住李秀成，你们又能把将士们怎样？
接着，他开始谈金陵财宝。这个问题，很好谈。他说：“我进金陵城后，由于战斗惨烈，贼首洪秀全的伪皇宫都成废墟，何况其他地方？我只发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未发现什么珍宝。这也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洪秀全居然没有藏下财宝！”
慈禧和奕訢把这道奏折看了好多遍，最后一致确信，他们惹到曾国藩了。惹到曾国藩将会出现大问题：曾国藩真要造反，还去哪里找第二个曾国藩来镇压他？
奕訢小聪明是无限的，他把曾国藩的奏折抄了一段，给了左宗棠，这是乾坤大挪移。左宗棠果然炸了，和曾国藩彻底翻脸。他痛斥曾国藩胡说八道，杭州城有十万太平军逃出，你数过？况且，当时我已向朝廷奏报过，确有太平军逃出，我在现场都没有数出来，你未卜先知？
曾国藩也恼火，指责左宗棠，你是个告密分子，小人所为。
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慈禧和奕訢看了回热闹，觉得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否则没必要和左宗棠浪费唾沫。于是再发出圣旨：金陵财宝的事就算了，你之前用的军费也算了，从现在开始计算。至于洪天贵福逃跑一事，不怨你，余孽迟早要死，只是时间问题。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如果说，曾国藩前面收到的圣旨是大棒，那么后面这道圣旨则是胡萝卜。
曾国藩先被打得气冲斗牛，现在又好像甜得如痴如醉，在日记中，他无限虔敬、肉麻地写道：朝廷真是体恤大臣，幸甚幸甚。
这件事足以让当领导的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想让部下死心塌地为你做事，就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
捻军是活跃在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流动武装，“捻”是一群、一股、一伙的意思。由这个称号可知，他们兵力有限。和太平军不同的是，他们都是骑兵，擅长运动战，只占领一两座不起眼的城池，作为根据地，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流寇”，看似力量弱小，但由于行踪极不靠谱，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所以特别难对付。
曾氏兄弟收复金陵后，慈禧觉得应该由中央政府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压一压湘军的气焰。僧格林沁主动请缨，他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最合适的敌人就是“捻军”。因为捻军看上去弱小，又喜欢逃跑，而且他的兵团也以骑兵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太平军老巢被攻陷，和太平军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捻军失魂落魄，看上去更容易对付。
1864年年末，僧格林沁嗅着捻军的味道，在江苏、山东几出几入地拼死追踪。有时候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日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绕圈子。僧格林沁累个半死，不但顾不上吃饭，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卖力，却始终无法和捻军主力做决战，于是，僧格林沁得了狂躁症。1865年5月，僧格林沁终于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找到了捻军主力。其实，这是捻军首领赖文光故意让他找到的。
赖文光是个军事奇才，他把捻军最擅长的游击战和太平军擅长的千里奔袭的运动战结合为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战法。他用了近半年时间，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跑来跑去，跑得僧格林沁五内俱焚，最后在高楼寨设下埋伏圈，引早就怒发冲冠、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进入包围圈，一番血战之后，僧格林沁被杀，他的骑兵团全部战死。
清政府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只好启用它最不愿意用的湘军。
接到最后一道圣旨的当晚，曾国藩穿着女儿缝制的布鞋，坐在椅背高高的太师椅里，毫无表情。
幕僚们在底下小声地议论，主题当然是僧格林沁的死。有知道内情的幕僚轻轻地说，曾公早就知道僧格林沁必败，僧格林沁最后一次追捻军进山东时，曾公就向中央政府指出，僧格林沁兵团转战经年，疲劳过度，应该到旷野之地歇息，养精蓄锐。可僧格林沁不听。你们也知道，僧格林沁这人傲慢无礼，始终认为咱们湘军不是科班出身，也瞧不起曾公，如今怎样……
幕僚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曾国藩仿佛没有听到，他陷入深重的沉思里。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五十四岁，老了。他不想再出征。这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到精力不济，那些年如影随形的锐气和意志力渐渐远离他，使他成为一个失魂落魄、毫无进取精神的老头。
有些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在他看来，人最应该修行的就是意志力，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养精蓄锐，让自己的意志力免于分散和浪费，从而获得来自约束所产生的速度。但他发现，在过多的深思焦虑中，人往往约束不住自己的意志力。内心强大只是一种梦想，所以当意志力分散和浪费后，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行事速度，都会变得缓慢。这是个恶性循环，一旦人生的速度慢下来，所有事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他几乎是从百无聊赖中醒转过来，听到了幕僚们讨论的声音，如滚滚春雷。他咳嗽了一声，厅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我都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
幕僚们面面相觑。
曾国藩接着说：“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夜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本来，我就打算老死在金陵的。想不到又要我担当如此重任。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
幕僚们接不上话，只能由曾国藩信马由缰地说。
“但时势如此，我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最后他以一个感叹句结束：“宦海真是烦人！”
万难迅速出征
曾国藩在那个悲伤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沮丧地和幕僚们说“宦海真是烦人”时，金陵城正无忧无虑地步入夏天。那场浩劫之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未彻底散尽，人人都在阳光底下被熏得头晕脑涨。
曾国藩的心情和腐臭的金陵城无关，而和北京城有关。就在一个月前，慈禧突然大发雌威，把她的亲密战友奕訢赶下了议政王的宝座。可以说，当初发动北京政变时，没有奕訢的支持，慈禧不可能独揽大权。几年来，所有的大政小事都是她和奕訢商量决断的。无人知道，为什么慈禧像条疯狗，说翻脸就翻脸。
奕訢被指控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彻底离开了政治场。曾国藩得知此事时，呆若木鸡。奕訢虽然和慈禧穿一条裤子，但对他曾国藩的器重有目共睹。而且湘系集团都看重奕訢在政治场的地位，曾国藩尤其认定奕訢是贤王，如果能长期在位，国家很可能会中兴。
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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